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邻邦，很早就与中国发生过官方往来。早在元朝之前，中国很多史书就出现有关日本的记载。《三国志》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晋书》载：“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旧有百余小国相接，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南史》载：“其南有侏儒国，人长四尺。”《北史》载：“ 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称子，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 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地势，东高西下。”《旧唐书》载：“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 世与中国通。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四面小岛五十余国，皆附属焉。”《后汉书》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中国古人除了把日本地形定性为东西长，南北短外，其他认识还是非常准确的。尽管这一错误的论断延续了近千年，甚至明朝研究日本的专著《日本考》都还说：“地势东高西下，东西数千里，南北数百里。”

在忽必烈执政的元朝，有关日本的信息仍然稀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隔海相望、对日本了解不彻底外，政府对商业及商人重视力度有限，政府与佛界人士交流匮乏，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异域志》可以证明这一点。据《异域志》载：“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为国焉。而中国诗书遂留于此，故其人多尚作诗写字。自唐方入中国为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发为桑门，穿唐僧衣。其国人皆髡发，孝服则留头。”

当蒙军骑兵在欧亚大陆上风驰电掣时，日本进入了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军事封建统治的“幕府政治”时代。到13世纪中叶，镰仓幕府的统治不仅在政治上日趋巩固，而且国家的农业经济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幕府为了增加税收，对手工业和商业采取了奖励政策，同时将起初以米、绸、布等实物计算改为用中国宋朝的铜钱作货币，更加促进了商业的兴盛。日本本州西部的武士们，为了获得宋朝的铜钱、奢侈品和日用品，便和南宋进行了频繁的海上贸易。

纵观忽必烈的一生，生性可以用“好大喜功，嗜利黩武”来概况。如果忽必烈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用在元朝帝国的建设和发展上，元朝肯定会更加光辉灿烂。忽必烈既然视“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均是吾土”，怎么会对拥有无数黄金、珍宝、钻石、玉器的日本视而不见呢？

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帝国的前四汗，都对马蹄所不能及的岛国日本没有留意过，直到1265年，也就是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的第六年，日本开始进入蒙古帝国的战略视野。当年，忽必烈听高丽人赵彝谏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时，闻言后忽必烈开始寝食难安地考虑出使日本的合适人选。关于日本另一个信息来源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富有煽动性的描述：“（日本）这个岛面积很大，黄金产量极其丰富，该国皇帝的宫殿极其富丽堂皇，屋顶全是用金箔覆盖，宫殿的天花板也同样是用黄金做成，许多房屋内都摆有很厚的黄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

忽必烈这只雄鹰，在高丽国的上空盘旋时，其锐利的目光已紧紧盯上了大海深处的日本。发生在忽必烈执政时期较为著名的两次征日，不仅没有捞到半点便宜，差点毁了元朝。一个人拥有太多不契合实际的目标，看来未必是一件好事。

忽必烈知道与元朝隔海相望的日本国，是如此富有和繁华。何况元朝建立后，成功征服高丽和攻取南宋的战绩，更加助长了忽必烈目空一切的霸气。

1266年八月，忽必烈开启了征服日本的序幕，决定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分别担任国信正副使和计议官伯德孝先等出使日本。

由于首次与日本打交道，不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忽必烈给日本近邻高丽国王王倎下了一道圣旨：“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以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等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故托卿之忠诚，卿其勉之。”

这两位国信使临行前，忽必烈交给他们一封国书，让他们转交给日本国王，试图兵不血刃让日本臣服。国书内容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这封措辞客气的国书，字里行间明显带有威胁和警告的语气，表面上要求和日本建交，即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像“父子”一样邦交，实质上就是不怒自威地敕令日本乖乖臣服于元朝。这种污蔑性的称谓，让早在隋朝大业三年（607）就在给隋炀帝杨广写信时就说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措辞的日本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元朝使团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终于抵达高丽江都的江华岛。在那里，高丽国王倎以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等人为向导，准备帮助元使赴日。元使黑的、殷弘等人坐船从合浦出发，刚抵达巨济岛上的小港松边浦就打起了退堂鼓，致使这次出访“不至而还”。

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促使元使黑的中止出使任务的不是“风涛蹴天”，而是高丽宰相李藏用草拟给忽必烈的一封奏折中，宋君斐解释了“不至而还”的原因：“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仪，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是以与俱而还。”

数日后，黑的、殷弘一行立刻由高丽返回元朝，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随行前往，朝觐忽必烈解释“不至而还”的缘由。

1267年七月，高丽使臣宋君斐在上都朝觐了忽必烈，并呈上由李藏用替高丽国王王倎写给忽必烈的表章。大意说，大海风高浪急，风涛蹴天，高丽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元帝国的使臣冒险轻进呢？再说即使抵达对马岛，日本人素来蛮横无理，万一冲撞了贵国的使臣，民穷财尽的高丽国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黑的、殷弘从去年九月出发，距今返回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不要说出使日本，甚至连个日本人影都没见到，让忽必烈震怒无比，认为这次出使日本无功而返，不在于黑的胆小如鼠，而在于高丽国王王倎没尽力。

首次出使日本失败后，1267年九月二十三日，通使心切的忽必烈又派黑的、殷弘等人出使高丽，并给高丽国王王倎带去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诏令：

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导，不意遂令徒还。意者日本既通好，则必尽知尔国虚实，故托以他辞，然尔国人在京师者不少，卿之计亦疏矣。且天命难谌，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卿其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必得要领为期。

高丽国王王倎认为海道险阻艰难，不能让元朝使臣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于是，九月，派起居舍人潘阜为国信使、书状官李挺为国信副使代元朝使臣传达国书（还是那封忽必烈上次诏谕日本的国书），另外还带上一封高丽国王给日本政府的国书。这封国书仍由李藏用执笔，短短数行字几易其稿才成，由此能体会当时高丽如同风箱里的老鼠般的窘态。全文如下：

臣事蒙古大国，禀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视远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日本与高丽为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屡通中国，故特遣书以往，勿以风涛阻险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某官某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酌焉。拜覆日本国王左右。

十一月，潘阜一行抵达了日本对马岛。坐等一月后，在盼来顺风的情况下，于1268年一月抵达九州的管理机构太宰府。当时，主管太宰府的长官是守护武藤祐吉。两封国书首先交给武藤祐吉，他又转交给担任朝廷大宰少弍兼幕府镇西奉行的是少弍资能。少弍资能阅信后如遇三伏惊雷，元朝通使日本的国事不是一个太宰府胆敢拍板的，于是遣人火速将两封国书交给了镰仓幕府。

在幕府上奏的次日一早，掌握政权的后嵯峨上皇（龟山天皇之父）在政院召集诸位公卿召开激烈的朝议会议。与会者阵容庞大，不仅包括在任的公卿，还有早已卸任的老臣如关白二条良实、洞院实雄等。正如时任关白的近卫基平在日记中提到的“此事，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无外”一样，可见这两封国书给京都公卿上层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完全不啻一记惊雷。

之后数日，日本的朝议夜以继日地进行下去，从二月八日一直开到四月二十六日，最终勉强达成共识，当时宗族认为元朝国书言辞无礼，拒不理睬。

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夷狄的鄙视一如汉儒。当时，日本是龟山天皇和镰仓幕府执政，根本不可能听从元朝的调遣。遂将潘阜、李挺拘留于太宰府六个月，馆待甚薄，“亦不得要领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