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蒙古帝国要求，高丽国王王皞之子王倎前往正在四川前线督战的蒙哥军营，在中原跋涉了两年之久，依然没见到蒙哥的面。当王倎到达六盘山时，听到蒙哥死于钓鱼台的噩耗。于是在改道向南挺进的途中，正巧遇到从鄂州班师北归的忽必烈。此时，忽必烈听从皇后察必的急报，暂时放弃伐宋，火速北归，问鼎汗位。

王倎随忽必烈同往北行，一起抵达开平。在汗帐里，忽必烈亲切地与王倎交谈着。宾主一起回顾了蒙古帝国和高丽两国之间的诸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并就共同关心的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纳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交换意见。

1260年三月，即大汗位只有十余天的忽必烈，采纳廉希宪、赵良弼“遣立世子倎、不烦兵而得一国”的建议，派兵沿途护送王倎（后改名禃）回国继位（即高丽元宗），令他“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永为东藩”，并宣布对以前反抗过蒙古帝国的高丽官吏、军民，“罪无轻重咸赦除之”。

1260年，是一个特殊意义的年份。四十五岁的忽必烈、四十一岁的王倎分别成为蒙古帝国的新汗、高丽国新的国王。两位新君揭开蒙、高双边关系新的一页。忽必烈在诏书中写道：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藩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以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用是已尝戒敕边将，敛兵待命，东方既定，则将回戈于钱塘。迨余半载，乃知尔国内乱渝盟，边将复请戒严，此何故也？以谓果内乱耶，权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孙？以谓传闻之误耶，世子何不之国而盘桓于境上也？岂以世子之归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忧过计而然耶？重念岛屿残民，久罹涂炭，穷兵极讨，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推赤心置人腹中，则反侧之辈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边阃，断自予衷，无以逋逃间执政，无以飞语乱定盟。惟事推诚，一切勿问。宜施旷荡之恩，一新遐迩之化。自尚书金仁隽以次，中外枝党、官吏、军民，圣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应据国人但曾犯法，罪无轻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于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诏书大意说，忽必烈表示“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答应王倎恢复高丽往日疆土，并保证王氏皇室家族成员安全等，而高丽必须“永为东藩”。对此，王倎欣然答应。以后，蒙古帝国和高丽国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互使络绎不绝，两国进入宗主和藩邦的和平相处时期。

一个月后，忽必烈同意王倎的请求，召回驻扎高丽境内的蒙军及送还被掳的高丽人，禁止蒙古帝国的边将侵扰高丽，以抚民心。六月，王倎派他的儿子王僖、叛司宰事韩即来蒙古朝廷贺拜忽必烈即位之喜，而忽必烈则授予王倎封册、虎符和高丽国王印。

王倎即位后，多次或亲身入朝，或派世子王愖入朝，又频频遣使入贡次数多达三十六次，“恪守臣责”，名义奉元为君，实际上欲谋求政治上的独立。而忽必烈则视高丽为元朝属国和进攻日本的跳板。双方各自为谋，不过同床异梦而已。

其实，刚确立新君的高丽国内并不安定，权臣林衍和金俊一直把持着朝政。高丽元宗即位后一直采取亲元立场，引起朝内诸多大臣的不满。1268年夏，忽必烈责令高丽新国王在高丽制造可载四千石的海船一千艘，以备元军攻打日本或南宋之需。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和榨取，使高丽朝野对亲元的元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1269年八月，高丽权臣林衍发动政变，废掉元宗，拥立王倎弟安庆公王淐为国王。林衍担心元朝不满，谎称王倎病危，不得不传位给王淐，并上书元朝，企图欺骗忽必烈批准，蒙混过关。这时，世子王愖入朝未归，走到婆娑府（今辽宁丹东一带）时，闻听高丽国内发生政变，立即返回元朝向忽必烈报告此事。

忽必烈闻讯大怒，立刻命从王綧、洪茶丘（洪福源子）所管高丽民户中签军马三千随从王愖“赴其国难”，并下诏谴责林衍擅废立，召其入朝觐见；又命头辇哥国王与赵璧行省于东京，以兵压境；同时派兵部侍郎里德（史书写为里德）一行出使高丽，限期高丽权臣林衍等来京陈情，听候决断。在元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高丽都统领崔坦、李延龄等以西京（今朝鲜平壤）五十余城归降。十一月，林衍被迫恢复了王倎的王位，王倎随即入朝，委任脱脱朵儿、焦天翼为高丽达鲁花赤。此时，林衍已死，其子仔和同党或处死，或流放，发动政变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接着，忽必烈遂设耽罗国诏讨司，屯兵驻守；于高丽置征东行省（全称征东等处行中书省），由元朝直接统治；在王京（今朝鲜开城）设达鲁花赤管理征东事务及监管高丽国政；迁于辽阳行省沈州的“高丽军民总管府”主要负责高丽侨民事务；设于黑龙江下游奴儿干的“征东诏讨司”负责骨嵬、吉里迷等族事务；设于耽罗岛上的“耽罗军民总管府”负责防倭和高丽海外侨民事务，从政治、军事方面加强对高丽国的控制。

忽必烈力助王倎恢复了王位，王倎感激涕零，于1270年，亲赴大都拜见忽必烈，以示感激之情，同时上书中书省为世子王愖请婚：“降公主于世子，克成合卺之礼 ，则小亲征而不能服 ，今其世子自来归我 ，此天邦万世，永倚供职惟谨。”

忽必烈见高丽国王为世子王愖请求和亲，也有意通过这种政治联姻进一步笼络控制高丽政府，他没有拒绝高丽元宗的联姻请求。但忽必烈认为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为来上都办其他事顺带着求婚，显得不够郑重其事，如果确实有联姻之念，就请国王回国后再遣使专程前来和亲。

1271年正月，王倎再次遣使入元朝上表请婚。七月，王倎又派王愖等二十八名贵族子弟入侍元朝，以便达到请婚目的。见高丽国王执着请婚，忽必烈便同意了这桩婚事。为讨取忽必烈的欢心，在“开剃”的同时，王愖主动换下与中原汉人服饰一致的高丽王室服装改穿蒙古式服装。他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了。

三年后，忽必烈将女儿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为阿速真妃子所生）嫁给高丽王室。王愖在大都完婚不到一个月，其父王倎死，诏遣王愖归国袭位。七月，忽必烈下诏正式册封王愖为“驸马高丽国王”。八月，王愖回到高丽，举行声势浩大的登基仪式，史称忠烈王。忽必烈以兵卫送王愖归国，将驸马王愖扶上高丽国王的宝座，把元朝和高丽的关系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可以说，元朝忽必烈执政时期，是元朝和高丽两国关系最为友好的时期。

尽管忽必烈时期的蒙高两国关系是友好的，却是不平等的，一个是宗主国，一个是臣下藩国。

忽必烈决不允许一个藩国的国王与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制度及风俗习惯上都制定严格的规定。过去，高丽国王模仿元朝帝王，自称“朕”，对下面的指示命令曰“宣旨”，国王宣布的减罪免罪令称“赦”，百官向国王的报告和建议也称“奏”。忽必烈认为高丽国王作为藩王不应该使用这些中原皇帝御用字眼儿，责令其改正。高丽国王只好唯命是从，把自称的“朕”改为“孤”，把对下的命令“宣旨”改为“王旨”，把减免罪行的“赦”改为“宥”，把百官向国王报告和建议的“奏”改为“呈”。

在政治制度方面，忽必烈虽然允许高丽官僚机构保留原有的政权和制度，但“遣使谕旨，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与朝廷相类者改正之”，高丽遂将政府官称改为佥议府、密直司、监察司等。不仅如此，元朝又在高丽首都及其重要地区派驻达鲁花赤，以监视高丽国王和各级官吏，干涉高丽军国政务。

由于高丽为臣下之国，高丽国王在接见元朝诏使或达鲁花赤时，都是东西相对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分庭抗礼，说明高丽国王已经降到与元朝大臣平等的地位。与元朝的联姻让高丽王室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后来，由于忠烈王王愖成为忽必烈的驸马，身价倍增，接见元朝诏使和达鲁花赤时，王愖坐北向南，元朝诏使和达鲁花赤分列东西而坐，虽然较以前高丽国王屈辱地位大为改观，但仍不允许和忽必烈平起平坐。

尝到甜头的高丽王室将迎娶元朝公主作为增加政治筹码的首要任务，自1273年到1368年元朝灭亡这段时期，高丽的七位国王中，有五位是元朝驸马。高丽忠烈王之后，除忠穆王和忠定王因在位时过于年幼，不宜娶妻外，其他国王娶的都是元朝的公主，其中忠肃王因丧偶，故前后迎娶了三位元朝公主。

福祸相依，高丽国王迎娶元朝公主，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诸多利益，但在个人感情上损失多多。这些嫁给高丽王室的元朝公主们在高丽享有极大的特权，她们一旦下嫁高丽国王，无论高丽国王是否已有嫔妃，元朝公主立刻被册封为正宫王后，其生的儿子则自动获得嫡子的地位，并且优先立为世子。同时，元朝公主们依仗“娘家”大元帝国的撑腰，把持高丽国内宫权柄，甚至还多次干预朝政，甚至决定人事的任免。而从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们则普遍患上了惧内的病症。

虽然忠烈王比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年长二十三岁，飞扬跋扈的齐国大长公主动辄对忠烈王伸手就打，张口即骂，乃至棍棒相加。忠烈王不敢回应一句，唯有暗自落泪的份，最激烈的反抗只是“露坐于外”而已。当然，这种忍让也换来了不少好处，忠烈王偕齐国大长公主第一次朝见忽必烈时，提请废除元朝专设的高丽达鲁花赤一职，忽必烈欣然允诺。后来，高丽还收回了元朝侵占的两处领土。为了表示对元朝的敬意，原本与中原汉人服式一致的高丽王室在服装和发式上开始效仿蒙古。忠烈王不仅平时穿着蒙式服装，头发也结成辫子，高丽民众见之都摇头叹息，甚至痛哭流涕。

从元朝的角度看，与高丽的联姻只是控制高丽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对高丽的统治。元朝对高丽控制与盘剥除了粮食、牛马和人参之外，还包括索要妇女。但即使是高丽国极其配合，也满足不了元朝对女人的需求。除了高丽的王室之女或高官之女献给元朝帝室或王公大臣作为妻妾或侍女以供淫乐外，元朝需要大量女子供军人作配偶。前一类要求必须是处女。军人的配偶要求标准降低了，可以是孤儿、逆贼之妻、僧人之女、罪犯的妻女等。于是，高丽国为此专门成立结婚都监和寡妇处女推考别监，搜求已婚妇女。一旦妇女被选，只给妆资绢十二匹，即被带走。元朝的恶行令高丽民怨甚重。无奈之下，高丽人生下女儿都秘而不宣，甚至连邻居都不让知道，以防被官府送给元朝。

1287年，忽必烈下旨要求高丽的处女必须先告官登记，否则不得出嫁。1307年，高丽王廷下令全国十三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女子，不得擅自出嫁。自1275到1347年，高丽共遣使赴元献处女十六次之多。

通过姻亲关系，使元朝和高丽国更加亲近，以至于元朝皇帝虽然换了不少，但与高丽的关系却一直十分亲密。而高丽贡女的地位在元顺帝时达到了顶峰。

这种联姻关系一直持续了很久，自忽必烈后，高丽的历代国王几乎都是元朝皇帝的女婿（尽管其王后不一定是元朝皇帝的亲生女儿），而高丽的美女也成为一种特殊的贡品，元朝灭亡后，明朝继续接收这种贡品，后来的清朝也不例外。而赏赐高丽女子给大臣当小妾也成了皇帝的一种恩赐。

忽必烈向外扩张的野心已众目昭彰，好似一位资深吸毒者，欲罢不能。早在1260年三月，立基未稳的忽必烈就对高丽派过来的信使说：“今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高丽自然不敢与疾驰如风的蒙古铁骑抗衡，只能在元朝开具的苛刻条件中寻求妥协。

如《元史》所言：“自耽罗（今韩国济州岛）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忽必烈正是出于攻伐南宋和日本战略上的考虑，与高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高丽在元朝眼里只不过是一块征服日本、南宋的跳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