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遇上大清:重出江湖的老大爷们——明军调兵遣将
万历的方略是征用旧将、抽选精兵、广筹兵饷。
先说征用旧将。当年抗倭援朝的老班底几位主官只要还活着的,谁也别想跑。前辽东巡抚杨镐被重新起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任辽东主帅。当年就是这位杨镐在蔚山大败后谎报军情,被御史杨鹤等弹劾罢官,但朝廷认为他过去常年在辽东,熟悉军情,就把这位曾经的败军之将派到了辽东。
熟悉杨镐的人都不希望这位仁兄复出,但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那就是万历后期的朝廷人才凋零,抗倭援朝的主帅如李家将的李如松、麻家将的麻贵都已作古。活着的这些人里熟悉边情的也就剩杨镐了。杨镐对女真人究竟了解多少不好说,但他跟辽东的李家将关系好倒是真的。朝鲜兵败后的杨镐一度出任辽东巡抚,而他后来之所以又被弹劾罢官,就是因为他极力推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
杨镐担任辽东经略期间,先后担任辽东总兵的也是李家将的李如柏、李如桢,以杨镐跟李家的关系,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当时朝廷还想用李家将,以为杨镐在辽东多年熟悉敌情,又跟李家关系亲密,这才派他去辽东。
此次出征的头号主将是绰号“杜太师”的杜松。杜松,陕西榆林人,明代很多武将都来自榆林,作为明军的边防重镇,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大兵营,里面住的都是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因为世代从军,父子相承,民风强悍,榆林兵的骁勇天下闻名。榆林不仅出精兵,也出猛将。杜松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的九边重镇,杜松就守过4个。杜松早年驻守陕西,经常与之过招的主要是蒙古人,杜松的作战风格就是猛打敢冲,特别适合跟蒙古人打仗,彪悍的蒙古人见了他都躲着走,蒙古人被他收拾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他的“杜太师”的外号就是蒙古人送的。
万历三十三年(1605),杜松接替李成梁四子李如樟镇守延绥。3年后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杜松又接替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任期从1608年7月至1609年4月。也就是说,杜松也在辽东待过。10年后,杜松以山海关总兵的身份率军回到辽东。
可是,辽东并非他的福地。一次,因为打了败仗,憋气又窝火的杜松,居然一把火烧了自家的草料场,这位老兄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个冲动型的猛男,粗狂、悍勇。性格决定命运,他这样的人实在不适合当领兵的主将,因为即将与他对阵的是善于用兵的努尔哈赤,很傻很天真的杜松遇上努尔哈赤,结局已经不难猜想。
二号主将刘出身将门,他的父亲是抗倭名将刘显,刘的起点很高,但他成名靠的还是实力。看看他的履历,1582年率军征讨缅甸,1592年、1597年两次抗倭援朝都有他,1600年又率军攻克娄山关平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他打了两个,而且戏份不轻。辽东危急,国难思良将,万历又想起了这位老将军,这年刘已经60岁了。
之前,刘因为被弹劾罢官,已经在家蹲了有一阵子了。这时才被再次起用。
三号战将马林,名将马芳的儿子,1599年9月至1601年2月出任辽东总兵,后被弹劾罢官。
四号战将李如柏,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时任辽东总兵。
从主帅杨镐到手下的四大将全是被弹劾罢官的“家里蹲型”,直到辽东战事吃紧,万历才想起这几位仁兄,他们的履历影响了万历的决策。四大将里除了刘没干过辽东总兵,其余三个,两个前任,一个现任,万历对工作经验是蛮看重的,而刘虽然没当过辽东总兵,却去过朝鲜。主帅杨镐则是既当过辽东巡抚,也去过朝鲜。
可是万历忽视了他们的岁数,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万历三大征已经过去20年了,而万历还打算用20年前的这批老将去征战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朝廷在全国大规模调兵,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浙江、四川、湖广、山西、陕西、南北直隶,加上永顺、保靖、石柱、河东、河西土司兵及各总兵部下精锐家丁,动员兵力超过8万,加上从辽东新征的两万人,对外号称12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过三大征的万历皇帝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调兵遣将的同时,万历也指令户部、兵部抓紧时间筹集大军所需粮饷。
兵部职方司主事和员外郎带着20万两饷银前往辽东犒赏三军,年底户部特设“督饷侍郎”专门监督辽饷征集。此时,预计征集的230万两辽饷已经有160万两运抵辽东前线。
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各地奉调援辽部队陆续抵达辽东。虽然兵力看起来很客观,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南腔北调各种方言土语的士兵,经过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参战部队里真正的精锐只有各位将领手下的家丁。
明军将领们的家丁并不是家仆。明军家丁其实只不过是将领私人卫队的一种叫法,他们是明军中真正的精锐部队,敢于临敌陷阵。家丁的装备、待遇远高于普通明军士兵,武装家丁的不是大明朝廷,而是他们的主人大明将领。这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心酸的现象。
明军打仗,将领们倚重的往往是他们的家丁,战场上打头阵,率先冲锋的往往是家丁。如果在家丁的冲击下对方阵形松动溃乱,主将再招呼普通士兵发起总攻;如果冲不动,打了败仗,家丁会竭力护卫自己的主人脱离险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明军赖以制胜的骨干力量。刚开始的时候,明军对家丁还半遮半掩不敢公开。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朝廷也知道了,但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朝廷也默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后来,随着正规营兵战斗力的日渐衰落,家丁的存在完全公开化。到了万历皇帝调兵援辽时,皇帝和兵部甚至多次在公文中明确强调,这次是真打仗、打大仗,各级将领必须带着家丁一同前往。怕的就是大家私藏家丁保存实力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家丁的战斗力源自他们丰厚的收入,而这是他们的主人个人支付的,家丁能从他们的主人那里按时领到远高于普通士兵的饷银。而一般的明军士兵被拖欠军饷早已是家常便饭。可是,大明的工资很低,将军们的薪俸也没那么多,他们的办法还是军中灰色收入的老传统——吃空额。将领们宁肯冒着被查处的风险吃空额养家丁,衬托出的是正规部队战斗力日渐低下的现实。悍勇家丁的出现与被认可,也是大明兵制衰败的证明。用家丁或许可以打赢几场战斗,但很难赢得一场战争。
很多明军士兵是饿着肚子赶路的,到了辽东,很多人已经疲惫憔悴形同乞丐,经常有抢掠民财的事发生。辽东百姓原先望眼欲穿盼着自己的队伍来杀后金兵,没想到子弟兵来了之后,没见他们打后金兵,百姓家先被抢了。偏偏这时候努尔哈赤还出来凑热闹,攻进会安堡抢了一把,给辽东经略杨镐来了一次结结实实的下马威。一时朝野上下对辽东军事议论纷纷,怨声载道。
1618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疏弹劾杨于渭、胡咸宁二将,说辽民“先苦于虏、后苦于兵”,说前线明军内心胆怯却骄傲嫉妒。万历皇帝也急了:杨镐到任这么久了,各路援兵云集辽东,怎么还让奴酋从容入寇劫掠?你们这帮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大战在即,严肃军纪很重要,但杨镐其实也有苦衷,赵兴邦说得没错,明军各路将领畏敌如虎,却十分热衷于窝里斗,主帅杨镐也束手无策。谁都看得出来,这个辽东经略不是一个好差事,于是杨镐干脆上疏皇帝,说我能力确实有限,请您另换旁人吧!奏疏送上去了,万历皇帝的答复倒也痛快,这时候想跑,门儿也没有。给我好好干活,否则小心打你屁股。
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朝廷按照往年抗倭援朝的惯例,颁下此次征讨建州女真的赏格,开价:擒斩努尔哈赤,赏银1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以下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1000两,升指挥同知,世袭;等等。以上规定,是对普通士兵而言。
如果受赏者原本有世袭官职,就另加恩荫,文官立功者按惯例给升赏。之前降敌的李永芳、佟氏一门有立功的人,免除死罪从优安置。
价码开得不高,杨镐的最初报价更低,在他的奏疏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的赏银只有700两,兵部复议后觉得有点低,又给加了300两凑了一个整儿——1000两。
明朝开出的赏钱很低,他们给士兵的粮饷更低。各地对援辽部队的沿途伙食供应极差,特别是宣府、大同等地,每名士兵每天只有1升5合的米供应,折成银子1分5厘。这是兵部公文纸面上的数字。按官场惯例,雁过拔毛是免不了的,实际分给士兵的粮食就更少得可怜。兵部尚书都说援辽军士“长途疾走不得一饱”。那些奉调士兵,辛苦赶路,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菜、盐、肉都没有,而且天天如此,到了地方还是去拼命。待遇低、伙食差,又危险,所以很难指望部队会士气高涨,路上就经常有逃兵。到了辽东更是如此,几乎每天都有士兵逃亡,仗还没打就开始非战斗减员。
辽东前线的各支部队装备训练差别很大,彼此陌生,真打起来,要他们协同配合,那是相当困难的。将领们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都曾经是牛人,随便哪个都有几个战功,谁也不服谁。
辽东经略杨镐对手下各位将领及所属部队的情况心知肚明,可朝廷不管那些,给了你部队粮饷,你就得卖力去打仗,还得打胜仗。
1618年年底,随着各路部队陆续到达,朝廷就开始催促杨镐速速进兵,10万大军,日费千金,这么烧钱,朝廷可受不了。前线忙着备战的时候,后方的朝廷各部官员也没闲着,有正事的干正事,多数没事的就来凑热闹,练嘴皮子,一个劲地催促出兵。
很多人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让他们出来就傻眼了。
面对皇帝的催促,朝廷官员铺天盖地的奏疏、满天的口水,杨镐也只能挺着,他一面严令众将加紧时间训练士卒,一面催促户部、工部加速调拨火药粮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春节刚过,兵部又派人来催了。如果只是兵部倒还好应付,可是万历皇帝也派人来催,连素来沉稳的万历皇帝都沉不住气了,希望快打早打。杨镐只能硬着头皮召集杜松、刘、马林、李如柏四大总兵开会,商讨进兵。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等辽东大员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意见出现了分歧。杨镐的意思是大军出征,后方必然空虚,人马多了,速度也快不起来,如果敌人出奇兵阻断粮道,10万大军将不战自溃。如果努尔哈赤再来一个围魏救赵,避开明军主力,偷袭辽阳、沈阳,攻明军所必救,一旦辽沈有闪失,罪责难逃,打胜也不过功过相抵。所以,他想兵分数路分进合击。
对杨镐的分进合击,他的好友李如柏啥也没说,没说赞成,也不反对;刘急于建功,也没提意见。反对的人是马林和杜松。马林的意思是集中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么办最稳妥也最能发挥兵力优势,集中兵力,稳步推进直捣敌巢。
杜松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粮草还没备齐,这时候出兵是不是急了一点?援辽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乌合之众,也需要训练磨合。杨镐认同辎重准备得不充分,但上面催得急,他也没有办法,照这么拖下去粮草只会越来越缺,内阁、兵部屡次派人来催,再推迟就要被扣上逗留不进靡饷怯战的罪名。杨镐觉得分兵数路,各将可以自行领军,正好避免互不服气影响大局。
计议已定,出征明军8万,对外号称20万,兵分四路出击。四路兵马以努尔哈赤的老家赫图阿拉为目标,展开向心攻击,试图将努尔哈赤合围在赫图阿拉,予以围歼。
西路军主将山海关总兵杜松,部将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率宣府、大同、山东、陕西官兵3万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这路是明军的主力,负责主攻。
北路军主将开原总兵马林,部将开原游击麻岩、监军兵备道佥事潘宗颜,所部为明军辽东精锐火枪骑兵。另有真定、保定、山东官兵,兵力2万,从驻地开原出发进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配合杜松部主力作战。
东路军主将辽阳总兵刘,部将宽甸游击祖天定率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南方官兵1万余人,加上朝鲜军13000人,兵力共23000人,从宽甸出发在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路兵马担任的是迂回侧击。
南路军主将辽东总兵李如柏,部将辽阳副将贺世贤率辽东本地驻军及北京御林军京营2万人,自清河出鸦鹘关,从西南进攻。
杨镐将作战计划上报北京。比北京的兵部更早见到这份报告的人很可能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拿手好戏就是派奸细间谍刺探情报,他向来喜欢玩阴的,攻抚顺、攻清河,靠的都是里应外合。辽阳、沈阳自然少不了努尔哈赤的密探,所以,努尔哈赤的情报特别及时准确。他的情报网十分发达,遍布辽东,对明朝特别是辽东明军的一举一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可明朝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努尔哈赤的情报严重不到位,敌情不明,这就犯了大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明军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当时的辽阳城内遍布努尔哈赤的间谍,每天明朝的奏章邸报,很快就会送到努尔哈赤的案头,上自朝廷诏令,下到各级官员的隐私,努尔哈赤比杨镐还清楚。
不过,这次努尔哈赤不必费劲,因为杨镐将他的进兵部署写在纸上派人到处张贴,杨经略真的把努尔哈赤当土匪了。他想象:春暖雪融之际,下山打劫的土匪们偶然看到朝廷对自己的通缉令,然后惊慌失措地跑回山寨。一伙人愁眉苦脸地围成一圈蹲在篝火前,看着朝廷的围剿布告,吓得浑身发抖。等大军一到,这伙土匪就四散奔逃。分进合击的官军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土匪一窝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骑兵的反击,也多次采用分路出击的策略,那是因为战场辽阔,分兵更容易捕捉到对方的主力进行决战。更主要的是,分兵在兵力雄厚的时候才会用,而此时的明军没有那么多的本钱。
辽东经略杨镐所能指挥的明军主力只有8万,这其中多数是火枪兵、弓箭兵、炮兵,移动缓慢,骑兵数量不多,而后金总兵力6万,以骑兵为主,快速机动;而且后金是内线作战,熟悉地形,掌握情报。反观明军,多数是从关内调来的部队,对辽东的气候不适应,地形不熟悉,情报就更是一团糟,对即将对阵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
明军的分进合击,关键一点是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因为分进的目的是让努尔哈赤首尾难顾,顾西顾不了东,顾此失彼。可协同恰恰是明军的弱项,刘一路最远,跟其他三路就谈不上配合。而杜松、马林、李如柏,虽然近,但杜松心里就不愿跟马林配合,怕对方抢他的功。至于李如柏,他的作战态度就存在问题。
杨镐的四路分兵将本就不多的兵力严重分散,每路人马在单独对抗后金时都没有胜算,四路人马中的主力杜松部也就3万人。如此排兵布阵,留给了对手充分的机会,将各路明军各个击破,因为明军是步兵为主,后金是骑兵为主,到时就算想配合,两条腿也跑不过四条腿,更何况后金还占据着情报优势。
明军还没有出发,兵力部署、进兵路线、进攻时间,就已经被努尔哈赤知道了;而努尔哈赤的决策部署,明军一点也不清楚。明军在明处,后金在暗处,努尔哈赤在分析情报的基础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攻一路,然后各个击破的方法。也就是那句著名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努尔哈赤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杜松部,因为这一路是明军的主力,努尔哈赤清楚,只要打败杜松,其他三路就容易对付了。
努尔哈赤的八旗兵为了迎战明军也做了全军总动员,参加的八旗战斗序列:
正黄旗、镶黄旗,兵力约15000人,由努尔哈赤亲自统领。
正红旗、镶红旗,兵力约15000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统领。
正白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统领。
镶白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长孙杜度统领。
正蓝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莽古尔泰统领。
镶蓝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统领。
八旗兵总兵力约6万。
很明显,八旗主力掌握在努尔哈赤及其子孙手里,这是名副其实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