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大汗皇太极当上老大之后，才体会到当家不容易。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后金的日子这时也真是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之前说过，开战后，明朝对后金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事实证明这招很有效。明朝对后金的经济封锁远比军事打击对后金威胁更大，后金不怕明军，却怕封锁。

后金在努尔哈赤倒行逆施的恐怖统治下，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原有的工商业迅速衰败，女真人连铁锅都不会做，啥都缺，全靠从汉人那里买，明朝又搞经济封锁，逼得努尔哈赤都60多岁了，还不得不亲自带队抢劫，可是抢劫毕竟风险大，想进关抢，又打不下关宁锦防线。后金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不过，这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新大汗皇太极上台后，面临的是严重的粮食危机，连续几年的灾荒，实在熬不下去了。去抢明军，攻不下宁远；去抢蒙古，蒙古人比他们还穷，甚至很多人跟他们还是抢劫的同行，也就能抢几匹马几只羊，解决不了大问题。皇太极派阿敏东征朝鲜，除了争取朝鲜，给明朝减少一个盟友外，就是向朝鲜要东西、要粮食。可是，那时朝鲜也很穷，自己都吃不饱，毛文龙派人拿着银子去买都经常买不着，朝鲜人自己都吃了上顿愁下顿，哪有多余的粮食给后金呢？

望着帐外飘飞的鹅毛大雪，皇太极眉头紧锁。

皇太极最担心的是明军封锁了边关，那群山西商人贪生怕死，不再与后金做生意了。

皇太极正为粮食愁眉不展，这时一名传令兵进帐，报告大汗，范永斗求见！

皇太极闻言，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连说：“快，快宣他进来！”

很快，一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来人正是皇太极日思夜盼的大商人范永斗。范永斗身材不高，脸上黑瘦，颧骨凸出，眼睛里透出精明干练。他身披一件毛皮大氅，急匆匆走进大帐，连身上的雪都顾不得掸，拜倒在地口中高呼：“大汗恕罪！实在是盘查甚严，只得绕路前来，再加上下雪路滑，小人来晚了！”

皇太极哈哈一笑，赶紧上前扶他起来，“范爱卿真是雪中送炭，何罪之有！”

皇太极随后和范永斗出了大帐，查看范家车队送来的货物。除了后金急需的粮食、御寒的衣物外，还有码得整整齐齐的铁锭、枪械和火药。范永斗从怀中又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油纸，展开一看，赫然是最新的明军边关布防图。皇太极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心花怒放：范永斗一人抵得上10万兵，有此人相助，何愁大业不成！

皇太极大笔一挥，给范永斗十分优厚的报酬，并允许他以优惠价收购东北的人参毛皮等土特产。皇太极明白，一定要把此人笼络住，这些金银都是从明朝那里抢来的，不花出去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打下明朝江山，还缺钱花吗？

范永斗会算账，皇太极比他更会算账。

范永斗家世代经商，到他这辈已经是第七辈了。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大漠后，在边关建立九边重镇，派驻大量军队，以防蒙古人入侵。明朝200多年，北部边境一直驻守着大量军队，这也是明朝财政的沉重负担。

朱元璋提出“养军百万，不吃百姓一粒米”，采取的办法就是军屯，自给自足。当时边地“三分守城，七分耕种”，就是三分兵力守边，七分兵力种地。但是边疆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就是全员出动去种地，也未必能保证大军的粮草。

后来明朝实行“民用法”，征集百姓的粮食，组织民兵把粮食送到边关。但这个办法成本高昂，人吃马喂消耗很大，从内地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高达7石。平阳知府曾上奏说：“平阳属县秋粮当输大同、天城诸卫，道路1000余里，民苦挽运，负欠久年。”除了成本高，老百姓也怨声载道。一个名叫倪岳的大臣在奏疏中描述道：“徒步千里，夫运妻供，父挽子荷，道路愁怨。”

明朝只得另寻办法，于是发明了“开中法”，让商人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盐引”就是政府颁发的特许食盐贩卖的执照。从汉武帝开始，食盐一直被官府垄断，相当于把税折算在商品里，可以征税于无形。明代将食盐官营改为商人特许经营，朝廷解决了军队的粮食，百姓也不用千里迢迢运粮，商人更是从中获利，一举三得，多方共赢。

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也因为土地贫瘠，许多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会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

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明代称“杀胡口”。蒙古骑兵南侵，多走此口。而明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后来，清朝不喜用胡、夷，将“胡”改为“虎”，“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在杀虎口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张家口。杀虎口是“西口”，张家口是“东口”。

范家虽然经商时间很长，但是真正兴起却是在明末清初。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1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去了。

独石口是明代外长城上的一处重要边城，它突出于外长城的最北端，三面孤悬，是明代九边中的南北要冲。独石口外30余里为平坦旷野，再北面就是内蒙古草原。

那时的东北鹿茸、野山参极多。女真人需要中原的物资，从努尔哈赤那时起就优待商人。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随着后金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重点高价收购。后金对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商人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都是由少数几个利欲熏心的奸商提供的。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这些商人提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购买军火情报的目的，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将国家大义、民族安危置于脑后。

宁远大捷后，皇太极最担心的不是袁崇焕的关宁军，而是明朝边防严查商人越境，前来贩货的商人大幅减少。他生怕这些商人不来交易，那样的话，别说汉人的锦绣江山，女真人能不能维持生存都是问题。范永斗的到来，让皇太极放了心，钱能通神，奸商重利，这下不愁了。

明朝最终垮掉，除了少数商人为谋私利里通外国外，不少江南富商也出力不小。明朝军队缺饷是出了名的，并不是明朝穷得没钱，而是东林党用各种方式阻止朝廷向江南富商收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很少，只能从本已十分穷困的农民身上征税，因为朝廷上很少有人会为农民说话，只要不收他们这些富商的税，让他们在江南花天酒地纵酒狎妓就行。前线军队因为缺饷屡屡哗变，而权贵阶层富得流油却不肯为国出力。李自成进北京后，诧异地发现偌大的国库，存银只有区区13万两，从权贵家里抄出的白银却有7000万两。

有这等吃里爬外的人配合，大明不亡才是怪事！

因为一些黑心商人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原本缺衣少食、兵器不足的女真人变成了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皇帝没有忘记为女真人入主中原立过赫赫功业的几个商人，他在紫禁城大张旗鼓地设宴，款待包括范永斗在内的8家大商人集团。

其余7家闻讯后诚惶诚恐，生怕被“卸磨杀驴”，于是派了自己的手下冒名顶替到京城复命，唯独范永斗是本人去的。顺治亲自接见范永斗，并予以重任。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赐产张家口为范家的世代产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赏。这8家大商人就是清初有名的“八大皇商”。

范永斗作为八大皇商之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趁势广开财路，做起各种买卖。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江、绥芬河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又被民间称为“参商”。雍正七年（1729），清廷赐范永斗的孙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氏名噪一时。

八大皇商依赖清廷的保护，心甘情愿为清廷效力，甚至比女真人还要维护清朝。康熙出征平定准噶尔叛乱时，范毓主动上疏，自愿以低于朝廷出价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保证及时将军粮运到前线，其间或受敌人袭击，或中途变更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承担下来，节约国费数以千万两，为维护国家统一也做出了正面的贡献。

清朝稳固统治后，富可敌国的范氏家族以及他们建立的庞大的商业网越来越让清廷感到不安。清廷给范氏设下一个圈套，允许其承办对日铜贸易，但范氏的官铜与民办铜不同。民间贩铜十分之六按官价上交官府，余者可自销。但官办铜完全按官价上交。官价比民间价要低4两银子，而且范氏还要自己筹款办铜。随着铜价一路走低，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铜贸易就像一道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累计欠户部330万两白银无力偿还。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20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3座，在张家口有商店6座，在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1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还不包括范家在原籍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