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女真换成了满洲，后金变成了大清，但八旗兵的本质并没变。以前叫后金的时候就来抢，现在叫大清了还是来抢。皇太极估计是登基大典花了不少银子，手头又紧了。缺钱花找大明，已经成了大清上下的共识。

皇太极的“新店”才开张，就派阿济格来大明“出差”，出发时再三叮咛，还是那句话：多抢点回来。

崇祯九年（1636）六月二十七日，武英郡王阿济格率清军从喜峰口攻入长城，先后攻占长安岭堡、雕鹗堡。七月初三，北京宣布戒严，崇祯派重兵防守紫荆关、倒马关、龙泉关、固关，四关都在京城西南，与山西交界。但出乎朝廷意料，清军没去山西，而是经延庆入居庸关，取昌平，直奔京师而来。

七月初七，清军自天寿山后突然出现在昌平城下，事前混入的奸细在城内制造混乱，清军里应外合攻占昌平，总兵巢丕昌投降。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今北京房山），两天后移兵沙河、清河。

崇祯皇帝令兵部传檄山东、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地明军火速入援京师。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崇祯马上批准，赐尚方宝剑，让他赶紧去。张凤翼主战，并不是他多有胆，恰恰相反，这位老兄胆很小，但谁让他是兵部尚书呢！这时候，他不去，谁去！张凤翼是硬着头皮上阵。

宣大总督梁廷栋奉命带兵救援京师，这位大人是崇祯三年（1630）的兵部尚书，虽然也在兵部待过，但这位也是畏敌如虎，压根儿不敢跟清兵过招。

两位兵部尚书胆小如鼠，阿济格率领清军在前面抢，他俩只敢在后面远远地尾随。

阿济格知道后面有人尾随，但他一点也不在乎，沿途城堡能攻下就攻，攻不下就走，决不拖延，人家的目的是抢劫，不是占地。清军很快撤离沙河、清河，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宝坻，杀知县赵国鼎。二十一日入定兴，下房山，战涿州，攻固安，克文安、永清，分兵攻漷县（今北京通州区）、逐安、雄县、安州、定州，转攻香河，破顺义，知县上官荩自尽。接着，清军转向东北，至怀柔，陷西和，占河西务（今香河南，大运河西岸）。至八月十九日，清兵占领密云、平谷。阿济格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率领清军绕着北京画圈，张凤翼、梁廷栋只能跟在后面陪着阿济格在北京转圈，等人家抢得差不多了，再把人家“礼送出境”。

八月三十日，阿济格率军经雄县北去，奔冷口东归。兵部尚书张凤翼侦知清军要走，率军从后面赶来；宣大总督梁廷栋得知消息也马上来了精神挥师北上，尾随清军，却不敢发起进攻。

九月初一，清军押送10多万大明百姓赶着抢来的大批物资从容地出冷口扬长而去，临走之前，阿济格还让人在官道旁立了一块木牌，上写“各官免送”，以此戏谑嘲笑明朝官员。张凤翼、梁廷栋看没看到木牌不知道，但他们知道清军走了，他们倒霉的时候就到了。清军在北京郊区逍遥了两个月，临走还大包小包满载而归，10多万大明百姓成了清军的俘虏，明朝损失惨重。以崇祯的性格不收拾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俩也知道回去也是一死，一位前任兵部尚书、一位现任兵部尚书不约而同选择了服毒自杀，他们服的毒药居然都相同——大黄。他们选的时间也恰到好处，清军九月初一撤走，张凤翼九月初二就死在军营，10天后，梁廷栋也死了。接替他们的是两位猛人——杨嗣昌、卢象昇。

崇祯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卢象昇出任宣大总督。如果说之前崇祯看走了眼，那么这次他算选对了人。杨嗣昌是当时大明少有的具有全局观念、战略意识的头脑清醒的高级官员。杨嗣昌认为虽然皇太极的满洲八旗闹腾得挺厉害，但真正对明朝构成威胁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流寇，也就是农民军。

杨嗣昌清醒地意识到，以大明现在的国力，两线作战力不从心，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两线同时开战，哪边也搞不定，那就不如先集中精力对付一头。杨嗣昌的想法自然是先对付直接的威胁——活跃在关内的农民军，但皇太极那边不会听你的，你说不闹就不闹，我又不归你管。杨嗣昌的意思是与大清和谈，先给点好处稳住关外的皇太极，然后调集明军精锐部队全力“围剿”农民军。稳定关内后，再回头对付关外的满洲八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崇祯心里明白杨嗣昌是对的，想下决心也很难。首先，就是面子问题，大明是推翻蒙古人的元朝后建立起来的，在蒙古之前的汉人政权就是南宋，而南宋跟金国、蒙古的和谈是令明朝臣民耿耿于怀的耻辱。在大明臣民看来，和谈就是卖国、就是投降，舆论这一关就不好过。朝中大臣也会有人反对，别人不说，卢象昇就反对议和。崇祯更是在战与和的两难抉择中犹豫不定。事实上，直到明朝覆亡，崇祯一直都在对与大清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很纠结。

从崇祯对卢象昇的使用上就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态。卢象昇之前一直在关内“围剿”农民军，而且打得不错，崇祯之所以让卢象昇北上，就是因为要去边境补防，而农民军正是因此得以喘息，卷土重来。崇祯虽然也知道拆东墙补西墙不是好办法，但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