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能卫队

宣德十年（1435）正月，朱瞻基去世，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登上皇位，年号正统。这是他的第一次登基，若干年后还会有第二次。因为在正统十四年（1449），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朝臣一致拥戴朱祁钰为帝，并改年号为景泰。然而还未等到朱祁钰病死，朱祁镇便又获得了重新复出的机会，史称“夺门之变”。这兄弟俩轮流坐庄，也成为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朱祁镇以九岁儿郎的身份即大位，因未谙世事，根本无法理政，所以国家大事只能交给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打理。所谓“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位贤臣，都是仁宣时期的老臣。他们治国有道，而且齐心协力，所以能够保证正统初年政治清明，四境安宁，延续了“仁宣之治”的良好态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之所以能保持国力上升，除了依靠贤臣辅政之外，也借助于国家机器积极发挥作用，需要它们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可以高效运转，保持充分的活力。锦衣卫是明代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永乐朝设立东厂之后，明代的情侦机构形成了厂、卫并立的模式。前面说过，这种并立，并不是地位完全对等的并立，而是以东厂为主导。锦衣卫的地位与明初相比，有明显的下降。当然，在这种厂、卫并立的模式之下，东厂也需要大量的锦衣卫来充实队伍，所以锦衣卫的数量不降反升，规模继续扩大。

虽说锦衣卫的地位暂时有所下降，但并不代表其所承担的任务也会随之下降。恰恰相反，通过《明实录》，我们能看到锦衣卫在英宗执政期间明显地活跃起来，其所承担的任务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在正统和景泰时期，他们像一支全能型的保安队伍，时刻护卫着这个国家。

此前我们曾据《明史》得知锦衣卫的基本职责是“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 ，已经显得四不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职能又发生进一步变化，逐渐变成替人打理家务的“全职太太”。

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在平时都需要担负哪些职能，与之前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仍然是“直驾侍卫”，即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这项任务，其实是从锦衣卫的前身仪鸾司开始就一直存在的，而且在有明一代始终得到保持。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行宫，锦衣卫都要时刻保护皇帝，担负警戒，预防不测。

在一些重大仪式中，比如新皇即位、皇室婚嫁、陵寝修建等，锦衣卫除了担负安全保卫的职能之外，还需要参与和完成很多其他的相关任务，诸如会场布置、隐患排查、仪式设计等工作。包括仪式中一些非常琐碎而具体的事务，如架设云盖、鸣放鞭炮之类，也需要出动大量锦衣卫来完成。

从《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锦衣卫也会担负催缴物资、督办工程，甚至领兵作战等任务。比如从宣德十年（1435）的一份奏报中，可以看到兵部每年都会命令锦衣卫催办和督促南京养象所需芦根和茭草。工部也曾奏请派出锦衣卫官员督促整治通州至山海关的桥梁道路。贵州发生叛乱时，锦衣卫指挥使李鉴被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赶往领兵杀贼……

有意思的是，在景泰年间，锦衣卫的护卫对象也有所扩大，不再只是担任皇室的护卫任务，还会受领其他护卫任务，而且多半是临时的急务。比如景泰元年（1450），户部的奏报就有相关请求。当时，直隶松江府运送折粮官银十万余两，因为大河上冻，非常担心在赴京途中遇到盗贼，所以请求调集锦衣卫军校担任护送任务。

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锦衣卫职能的变化，标志着锦衣卫已经由皇家卫队逐渐变身为帝国卫队，不仅不再由皇室专享，担负任务也更加多样化。锦衣卫已经逐渐变成全能型的护卫部队，并在各个领域发挥出作用。

自从设立之后，锦衣卫便一直担负着“巡察缉捕”的职能。在侦察巡视的同时，可以随意展开抓捕活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对锦衣卫畏惧三分。除此之外，他们还担任着一定的司法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绕开刑部和大理寺。在正统、景泰年间，这些职能也得到了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厂设立之后，锦衣卫仍旧会有独立缉捕和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机会，但侦办大案要案更多的是和东厂一起行动，而且明显受到东厂的监督。锦衣卫有时也会奉命与都察院一起执行任务，御史大夫也会在其中起到监督作用。

二、探情尖兵

搜集军事情报一直是锦衣卫的职能之一，但是史书中相关记载并不多见。也许是出于保密需要，其事秘而不宣，缺少记载也属情有可原。有幸的是，在《明英宗实录》中看到不少相关记载，其中主要是搜集瓦剌方面的情报，应该与当时北方边患凸显有着直接关系。

正统十四年（1449），有一条情报显示也先有发兵南下的念头，他在得知北京已立新皇、再无讲和的可能之后，便准备率兵南下，攻打北京。为了对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进行核实，锦衣卫奉命北上打探虚实，专门搜集有关也先动向的情报。长期以来，锦衣卫对于瓦剌的一举一动都严密关注，他们所搜集到的情报也备受朝廷重视。

接到任务之后，锦衣卫迅速出动，很快便有战果传来。锦衣卫指挥佥事吕贵奏报，说临洮一带虏寇已经逃遁，人民安居乐业，可以对守备力量进行适当调整。兵部在经过反复斟酌之后，表示同意并奏请皇帝定夺，相关方案也得到了最终认可。

锦衣卫小旗 陈喜同曾被派往瓦剌搜集情报，经过一番努力后，他得到了蒙古高层动向方面的情报，情报显示脱脱不花欲与也先及阿剌知院相约攻打北京。这一情报很具价值，已将脱脱不花的完整动向摸得清清楚楚，所以陈喜同得到了奖励，被升为百户。

不仅是小旗，中高层军官也会被派出境外搜集情报，比如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陈友充游击将军，前往宁夏一带，出境巡哨。

天顺二年（1458），朱祁镇决心整饬北部防线，命令锦衣卫兵分两路，侦察地形，搜集情报。其中一路由监察御史孙珂和锦衣卫千户吴贤率领，主要巡视从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的重要关隘；另外一路则由监察御史焦显和锦衣卫千户侯爵率领，主要巡视紫荆关、倒马关、雁门关、偏头关一带的关隘。

朱祁镇对此次侦察行动高度重视，在队伍出发之前还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工作。他敕谕道：

今天命令尔等前往各处关隘，必须要逐一点视，不分大小，不分远近，不分偏僻，不分险峻，务必躬亲遍历。如果看到有墙垣坍塌、壕堑淤塞以及山坡浅狭平漫可通人马之处，尔等需要立即督令各处官军设法进行修理，务必构筑坚固防线抵御贼寇。如果遇到官军头奸懒而不服调度的，或者是占用私役等恶行，一定不许因循姑息，纵容欺隐。

英宗还强调，如果各级校尉因为渎职而造成“关隘不固，守备不严，因而失机误事” 等现象，将会受到严惩。

反间，今人称之为“反情报”，也一直是锦衣卫的重要职能。情报与反情报须臾不可分离。锦衣卫既然担负搜集情报的任务，同样也应该担负反间的职责。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如果发现藏匿的奸细和危险分子，锦衣卫都有侦察抓捕的权力。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锦衣卫都可以在各种来往道路上临时设置关卡，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和询问，一旦发现奸细，可以随时抓捕。

景泰二年（1451），僧录司奏报说，京城的各座寺庙经常受到各种无缘无故的骚扰。究竟是谁在打扰他们呢？原来，正是锦衣卫校尉在不停地折腾他们。为了做好反间，御史和锦衣卫等官员会对各处寺庙往返巡查。如果查到个别僧侣因为赴斋会而不在位，就会对其进行笞辱，以致众僧侣都为此而惊怖不安。

得到僧人的奏报之后，朱祁钰立即对此做出批示，他下令僧录司对各个寺庙自行加强约束，不得藏匿军囚和奸细，那些在寺庙中巡视的御史、给事中和锦衣卫随即撤出。

对寺庙的监控尚且如此严格，对朝臣更是如此，只此便可以想象当时锦衣卫曾担负了多少反间的任务。

在正统、景泰年间，锦衣卫经常奉命出使，主要对象也是瓦剌，可能是担负谈判的任务，也可能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金吾右卫都指挥佥事季铎被提拔为都指挥同知，锦衣卫千户梁泰被提拔为指挥佥事，锦衣卫指挥同知岳谦升为都指挥佥事，千户梁贵升为指挥佥事，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马显升为都指挥佥事，都是因为顺利完成了出使瓦剌的任务。

由于瓦剌是敌对国，出使途中往往充满危险，只有那些富有经验的锦衣卫才能担负这项任务。他们在受领任务时就会得到朝廷的赏赐，在任务完成之后还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封赏，或为荣誉，或为财物，或为官阶。

宣德十年（1435），礼部尚书胡濙等人奏报，上一年派遣出使瓦剌的是锦衣卫指挥佥事康能和神策卫达官千户阿老丁，但他们中途遇贼，只得临时折返，所以只得重新再派。他建议赐赉如旧，但由于阿老丁旧病缠身，难以担负这项任务，所以改派骁骑右卫千户陈友顶替出使。在他看来，陈友谙晓夷情，一定可以完成出使任务，至于当初赐给阿老丁的白金衣服应当追夺，改赠陈友。

胡濙等人的请求，虽然合理，却不合情，年幼的朱祁镇不知道在谁的建议下，只是部分予以采纳。他同意改派陈友出使，并按照惯例给予赏赐，至于当初赐给阿老丁的白金衣服，则不必追回。

陈友祖籍西域，非常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情况，所以如胡濙所愿，他顺利完成了出使任务。此后，他还多次奉命担负出使任务，职务不断得到提升，由千户升为指挥佥事，再升为指挥同知。到了正统五年（1440），陈友已经升任都指挥佥事。除了官职不断得到提升之外，陈友每次完成任务归来，还会得到朝廷其他赏赐，比如白金二十两，金织衣一袭，还有粮食、布匹等。

正统二年（1437），陈友奉命出使瓦剌顺宁王脱欢处。因为担心费用不足，他另外申请淮盐一千六百余引 。户部接到申请之后，认为陈友的出使费已有余裕，不用追加。英宗朱祁镇对户部的意见表示认同，同时也命令他们依据陈友出使的进展情况给予相应资助，即“循次关给” 。

陈友究竟有没有通过申请得到追加的经费，我们不得而知。从户部的答复中，我们可以猜想当时对于出使经费的使用，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规定。而且，从朱祁镇的批复中，可以看出其背后也有高人指点，故此小皇帝才能根据陈友及财务情况做出相对合情合理的批示。

三、层层盘剥

在《明史》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皇帝将锦衣卫籍作为一种赏赐，授予那些有功之人。就连郑和下西洋所带回的那些立有军功的外籍人士，也会被收编成为锦衣卫。这种情况说明，明代的锦衣卫除了可以身着飞鱼服、腰系绣春刀之外，还可以享有相对优渥的待遇。

但是，优酬未必能够养廉。可能还是因为锦衣卫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他们的腐败行为在明代史料中时常可见。永乐之后，朝廷设立东厂对其加以监督—虽说不是专为监督其腐败，却不幸沦为“贼喊捉贼”，仍旧是监守自盗的尴尬局面，锦衣卫的腐败行为仍然是蔓草难除。

下面，我们仅对正统元年（1436）前后进行一番考察，看看那些东窗事发、已经见诸纸面的贪腐行为，以便对锦衣卫留下更为全面的印象。

正统元年，朱祁镇将浙江都指挥徐政降级处分，原因是他在担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时因为畏惧边警，所以弃其所守，并假托奏事之名跑回京城。监察御史杨仕敏等人对其进行参劾，开始针对的只是他的胆小怕事和渎职行为，没想到在调查中很快发现他在署事锦衣卫之时的种种劣迹。除了盘剥下级而不当获利之外，他还经常指挥手下军士四处诈取财物，因此留下了斑斑劣迹。

指挥佥事，秩正四品。这样的级别，想必薪俸不菲，但他在贪财获利的这条道上已经行走得太远，欲壑难填，已经刹不住车了。

上层军官如此，中下级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正所谓羊狠狼贪。

千户是百户的上级领导，一般是一所之长官，手下统领千人，他也会在盘剥下级之余，四处抢夺民产。

有一天，朱祁镇忽然接到一位民妇的一封莫名其妙的诉状，说是自家的庄稼地里忽然被别人种上了庄稼。根据民妇的诉状，他家的田产系世代相传，在丈夫去世之后，家中已经一贫如洗，只能指望着这份田地勉强度日，没想到却被别人霸占。朱祁镇立即下令户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非常出乎皇帝的意料，因为霸占民妇田产的，正是行在锦衣卫指挥千户朱喜。

连老百姓的庄稼地都可以抢种上自家的庄稼，而且是出自锦衣卫千户之手，这在古今中外都堪称奇谈。恐怕也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叫做“刮地皮”式的搜刮吧。

千户之下是百户。百户确实只是个小官。不过，虽是下级军官，却已具有一定权力，所以同样可以徇私枉法。

起初，行在户部郎中蔡穟在广东执行公务期间公然索取财物，结果被巡按御史金敬发现并揭发。不久之后，锦衣卫百户王兴奉命前往捉拿蔡穟。没想到王兴接受了蔡穟的贿赂，一直拖延不办，公然违抗命令。朱祁镇认定蔡穟罪行严重，下令斩首示众。至于王兴，更是大逆不道，不仅收取贿赂，更有蔑视朝廷之罪，也被当即斩首。

不只是下级军官，就连锦衣卫的普通士兵也有索贿的恶习。

当时有个叫皇甫经的士卒，冒充校尉四处索取财物，在狠捞一把之后，最终被人察觉，抓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皇甫经扛不住各种酷刑，供出一大批上级领导。兵部侍郎李郁、陕西参政李约、备边都指挥徐政云等人都受到牵连，就此揭开锦衣卫的另一道惊人黑幕。

原来，李约在担任兵部郎中期间，曾经接受皇甫经的贿赂，由此而将其吸收进锦衣卫。至于李郁，是皇甫经的同乡，在担任其上级期间，利用这一层关系私自派遣其四处抓人。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锦衣卫士卒的贪腐妄为，也可以看到当时锦衣卫层层盘剥的黑幕，包括在征兵过程中的各种乱象。皇甫经既然是通过行贿才能进入锦衣卫，那么他在进入这个体系之后，自然也会通过索贿和盘剥他人，寻求相应的补偿。在平时，他必须听从上级命令，按照上司的要求抓人，帮助他们敛财。这或许也被视为“本职工作”。在完成这些“本职工作”之外，只要找到可乘之机，他就一定会借机徇私。

俗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按照锦衣卫这种一层吃一层的模式，可以想见最底层的平头百姓平日会是怎样的艰难。

四、官官相护

既然有层层盘剥式的贪赃枉法，也一定会有朋比为奸式的官官相护。在处理太监僧保、金英的案件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

因为有皇权的庇护，太监僧保、金英等人开始下海经商，他们“恃势私创塌店”，而且不知不觉之间就有了多达十一处连锁店。这些店铺并非合法经营，连一张营业执照都没有，而且悉数交由无赖子弟料理。这也并不奇怪，东厂的特务们和锦衣卫一样，都有发展流氓无赖作为眼线的嗜好。长期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了沆瀣一气、互相勾结。

有了大太监撑腰，这些无赖子弟更加有恃无恐地欺行霸市，他们“霸集商货，甚为时害” ，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工商税务等部门也对他们无可奈何，避之犹恐不及。正统二年（1437），僧保、金英等人的违法之举被很多人举报，小皇帝朱祁镇命令锦衣卫协同监察御史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太监僧保、金英等人确有违法行为，而且证据确凿。御史孙睿和千户李得随即奏报一套处理方案。在方案中，他们建议将那些霸占别人的货物全部归还失主，其余赊账则交给锦衣卫继续追缴。

这个建议得到了朱祁镇的支持，却惹恼了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人。当孙睿将相关处理方案交给马顺时，马顺立即以“其事冗累”为由加以推托。马顺此时也许并不清楚方案已得到皇帝首肯，也许是故意与御史作对，总之非常明确地表态，不愿意与其配合。

在孙睿看来，马顺既然不予配合，那就是公然违抗圣意。在平时，他一贯看马顺不顺眼，到了此时正好可以顺势而为，给马顺一个下马威。他当面怒斥马顺胆大包天，抗旨不遵。马顺当然不甘屈服，二人随即展开一番理论。没想到就在他们理论之时，锦衣卫指挥徐恭等人也加入进来。几位锦衣卫指挥组团与御史孙睿展开辩论，大堂内外顿时一派喧闹。

徐恭他们为什么突然杀出来为马顺帮腔？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是同盟。太监受司礼监管制，属于东厂的人，不仅不能得罪，还可算作同盟。东厂和锦衣卫，毕竟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东厂的稽查人员，一直大量由锦衣卫充任，不能不由此而产生共同的利益链。他们的互相监督也会流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也会生出无穷的利益交换。

还有一层原因，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却直接影响徐恭的心态。就是那些街头无赖，一直都是锦衣卫的眼线，也是锦衣卫的摇钱树，徐恭和马顺，谁都不愿意得罪。如果任由孙睿追查下去，天知道会不会把锦衣卫掀个底朝天。

据《明实录》所载，徐恭的性格特点是，“小心谦谨，行事安静” ，但到了此时，徐恭本能地爆发。虽然他深知孙睿挟新皇声威，风头正劲，所谓得理得势，但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不能不和马顺等人抱团硬扛。

这时候的小皇帝虽说还是儿郎，但多少也见过一些场面。他继续支持御史孙睿，而且宣布当场杖责徐恭二十，并将马顺和徐恭下狱，只有刘源得到特赦。此时，都察院乘势而上，奏称马顺、徐恭公然扰乱朝政，按律当斩。马顺、徐恭则各诉冤情。朱祁镇见状，只得命令他们当场进行辩论，由他自己来判断是非。

双方的骂战由此再次升级，情绪高涨，血脉偾张，为了互揭老底，甚至不惜栽赃。御史张谷等人也受到感染，变得非常亢奋，他向皇帝建议各打五十大板，斩了马顺，流放徐恭，关起孙睿。

看着双方火星撞地球式的火拼，小皇帝的内心忽然涌出一丝不安。想必是被双方激烈撞击所迸出来的火花吓着了，或者是突然之间有所顿悟，他做出了个息事宁人的决定。他并没有听从张谷等人的建议，只是下令将吵架的各位大员一并捆绑关押，等过些时候再行处理。

不就是身边大太监赚了点钱吗？这才多大的事？谁赚不是赚呢？也不至于大动干戈，何况平时还要仰仗他们为朝廷办事！不如就此息事宁人，做个和事佬吧！朱祁镇算是想明白了。

因为朱祁镇的宽容，太监僧保和金英等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所以，这些大员很快就被释放，大家重新相安无事。当然，这也只能是暂时现象，巨大的危机被埋藏起来，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危险。

朝臣之中也有睿智之人对这些情况看得非常清楚，对黑吃黑、狗咬狗的内幕非常清楚，于是斗胆上书皇帝，直陈时弊：

都察院丧失督察职能，此后必不能严于纠察，并使得臣僚丧失忌惮之心；大理寺作为主持司法的机构，不能精于审录，会产生轻重之失；通政司以及六科，都是朝廷的喉舌，他们参劾不一定能保持公允，陈言也会出于私情。锦衣卫以及其他各卫，都是朝廷之牙爪，但在体察事务、巡捕盗贼的过程中，也会肆意妄为，由此导致“冤滥于无辜” 。

这些话几乎是对国之重器的全盘否定，虽然说得有些难听，但绝非危言耸听。此时的大明帝国，就像一艘折断桅杆的帆船，充满各种危机。或者说，它已经航行太久，显得太过疲惫。从船长到船夫，都是昏昏欲睡，不翻船才怪。

恰在这时，有一个叫王振的太监浮出水面，开始兴风作浪。

船行险滩，最怕的就是大风大浪。

五、当太监有了文化

王振，山西大同人，明代最为著名的太监之一。他生性狡黠，善察人意，当初宣宗对其喜爱有加，便命他服侍皇太子。王振知道朱祁镇贪玩，便投其所好，变着法子陪他玩耍，就此讨得太子的欢心。儿郎皇帝甫一即位便投桃报李，安排王振掌管司礼监，从而给了他乱政的机会。

也许是得益于宣宗所开办的内书堂，王振粗通文墨，算是个稍有文化的太监。至少在朱祁镇眼中，他很有文化，每次看到他，都呼“先生”。

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主持大局。王振没有胆量挑战前朝元老，不敢太过放肆。在“三杨”面前，王振毕恭毕敬、虚与委蛇，极尽谄媚之能事，极力博得他们的好感。“三杨”果真被他所麻痹，误以为王振是个忧国忧民的忠臣。

太皇太后看到王振有揽政的迹象，一面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一面对王振加以惩戒。

有一天，太皇太后把“三杨”连同英国公张辅及礼部尚书胡濙等都召到偏殿，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前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国，有什么事情，都可与他们商量。他们不同意的事情，你就不能做。”

接下来，太皇太后又宣召王振。看到这个架势，王振心存畏惧，跪伏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这个大太监，太皇太后顿时换了一副面孔，她厉声呵斥道：“自从你侍奉皇帝之后，皇帝的起居就很不规律，今天理当赐你死罪！”太皇太后话音刚落，左右宫女就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看到这个阵势，不仅王振被吓得直哆嗦，就连小皇帝朱祁镇也被吓了一跳。朱祁镇立即跪在太皇太后面前求情，旁边的大臣也都顺势跪下求情。太皇太后的面色稍稍有所缓和，她对王振说：“皇帝年少，岂容此辈祸害家国！今天姑且饶了你，日后胆敢再犯，定斩不饶！”

听了这番话，汗流浃背的王振知道自己躲过了这场大难，立即磕头如捣蒜，表示谢恩。

受此教训后，王振变得老老实实，办事都小心谨慎，不敢逾矩。他的揽权策略也有所改变，由当初的激烈推进变为稳步推进，而且是由内而外，先在宫中慢慢积攒人气，再向朝廷伸手揽权。

等到太皇太后去世，王振放弃了这种策略。他立即变得无所畏惧，开始在政坛不断发力。王振是个有文化的太监，而太监有文化，变得更可怕。

以往太监因为不识字，只能机械地完成文件的传递任务。他们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所以没有办法干预政务。有了文化的太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件上所写内容，使得公文失去了应有的保密规定，也便有了机会插手公务的处理。

王振距离皇权本来就非常近，因为能够读书识字，他不仅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掌握皇帝的心思，更可以借助批阅文件的机会，染指国家大事。随着太皇太后病逝，杨荣病殁，杨士奇因儿子杀人而自顾不暇，杨溥老病缠身，阻止王振擅权的障碍一个个消失了。王振终于有了操纵幼主的机会。

时机成熟之后，王振开始施展手段树立权威，操持朝政。他一方面通过掌握批红权，把自己打扮成皇帝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则通过司礼监控制东厂，再由东厂控制锦衣卫，对异己实施残酷打压。为了扶植更多亲信，王振把自己的两个侄子分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并对死心塌地依附自己的马顺等人加以重用。

当初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特地在宫门前设有三尺铁碑，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这块碑在王振看来是揽权的巨大障碍，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所以就命人搬走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由于王振控制了特务机构，培植了大量亲信，所以消息灵通、八面玲珑。朝廷中哪些人对自己有意见，他都可以很快得知，然后便开展雷霆行动，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有时候，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情报，在小皇帝面前展示预测和分析能力，令不明就里的朱祁镇仰慕不已，不断称奇。他还教给小皇帝使用重典威吓朝臣的方法，致使文武重臣纷纷被抓。

朝廷内外都知道王振的强势，有人冒充他的名头违法乱纪，居然也可以相安无事。比如太医院的医士王敬，就曾多次打着王振的名号骗人钱财，屡屡得手，直到很久之后才被告发。

对于那些顺从自己的同党分子，王振则想方设法加以保护，并寻找机会提携。有一次，兵科给事中王永和参劾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揭发其怙宠骄恣、欺罔不法。王振看到这条诉状，立即按下不报。

王振尤其善于使用锦衣卫狱打击异己分子。有一种叫“荷校”的酷刑，在他手里复活，并经常使用。所谓“荷校”，就是让犯人一直扛着重枷，直至累垮、累死。户部尚书刘中敷就是在被枷十余天后几乎丧命。

正统八年（1443）的某天，天空中忽然一声炸雷，击毁了奉天殿的一角。天灾降临，大家都感到非常害怕。英宗依照惯例下诏求言，给群臣批评朝政的机会。翰林侍讲刘球上书，建议皇帝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旁落。这个建议明显是直指王振。

看到刘球如此含沙射影地参劾自己，王振心生怒火。不久之后，他借机逮捕刘球，关进诏狱，并特地交代锦衣卫指挥马顺“多多关照”。在遭受各种酷刑之后，刘球仍然没有屈服。王振只得下令处死刘球，并将他的尸体肢解，草草掩埋。

刘球暴毙狱中，令朝野众臣吃惊不小。从此之后，他们轻易不敢上书言事，更不敢得罪大太监王振。蝇营狗苟之徒，对王振敬而远之。趋炎附势之人，甚至拜王振为干爹。

六、黑暗中的微光

黑暗之中，也会有光。面对气焰嚣张的王振，也不断有人站出来高声说不。

正统八年（1443），王振陷害大理寺少卿薛瑄，并且将其下锦衣卫狱，准备治以死罪。薛瑄之所以会遭此一劫，就是因为他平时不买王振的账，得罪了王振。

薛瑄对东厂和锦衣卫的办案风格非常清楚。任职大理寺之后，他尽心尽职为受害者昭雪平反，同时也对王振张扬跋扈、指鹿为马的作风有了更深体会，更加深恶痛绝。

当时，锦衣卫有个军官去世，家中留下一个小妾风流美貌，与王振的侄子王山私通，并且希望马上成亲。军官的大老婆对此并不认可，同时以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军官的小妾便诬告其毒害亲夫。因为王山的关系，这次诬告几乎成功，军官的大老婆当时已被判成死罪。

薛瑄发现其中冤屈，立即加以阻拦，并要求办案人员复审，这自然会得罪王振和王山。王振一直对其怀恨在心，找到机会就疯狂报复。都御史王文受王振的唆使，对薛瑄进行弹劾。薛瑄也由此而被关锦衣卫狱，随即就被定为死罪。

得知薛瑄入狱后，很多百姓纷纷前往看望，只见薛瑄泰然自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一直手捧《周易》，专心致志诵读，神情自若地说：“因为辨冤而获咎，即便难免一死，又有什么愧疚呢？”

将要行刑之时，王振的老仆人忽然痛哭不已。王振感到非常奇怪，上前询问原因。

老仆人答道：“薛少卿的死罪不免，所以痛哭。”

王振问：“你怎么会知道他？”

老仆人答道：“乡人也。”老仆人随即将乡间关于薛瑄的种种传说都说给王振听。

料想王振的内心受到了某种触动，连自己的身边人都夸赞薛瑄，杀薛瑄一定是给自己找麻烦。

此时，又有侍郎王伟等人申诉救人，薛瑄的死罪得到赦免，但还是被削职为民，放回故里。一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他才最终得到平反。

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来京城考核官吏，王振素慕其名，想招至门下。他知道巡抚周忱与陈敬宗同年，希望他能代为转达此意。周忱拜见陈敬宗，转达了王振的意思，没想到被陈敬宗满口回绝：“为人师表而求谒中官，可乎？” 祭酒陈敬宗从此得罪了王振，也因此而在官场上保持原地踏步的状态，再也得不到提升。

另一位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也是一位正直之人，因为从不向王振献媚而引起王振的不满。但这位祭酒一向清正廉洁，实在没有什么小辫子可抓，王振想来想去，只好找到他擅自砍掉国子监前古树树枝的“犯罪”记录，以此作为借口惩罚李祭酒。

面对歹毒的王振，李时勉坚决不肯屈服，却也只能背着重枷受罚。当时正是酷暑天气，李时勉顶着烈日，坚持了三天，不堪其苦。他的学生联名上书，请求放人，并且表示愿意代替老师受刑。这事终于被太皇太后和英宗知道，王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最终只得同意放人。

正统八年（1443），内使张环、顾忠因为写匿名信，被锦衣卫发现并抓捕。在经过一番审讯之后，张环、顾忠的罪名坐实，都遭受磔刑。虽然处罚非常残酷，但王振执意要求大小太监现场观摩处决犯人的场景。众人心里都明白，张环他们所要告发之人正是王振，是因为揭发王振的丑恶罪行才遭到残忍迫害。

这年十月，监察御史李俨被抓捕关进锦衣卫狱。当时李俨监管没收光禄寺祭物，正好遇到了王振。在王振看来，李俨理应给他下跪，没想到这位监察御史就是不给面子，也因此得罪了王振。

不只是官员敢于抵抗王振的邪恶，就连锦衣卫的士卒也加入进来。

正统十年（1445）春天，一名叫王永的锦衣卫士卒偷偷地写了一封书信，揭发王振之罪。书信写好之后，他有意将其置于人来人往的大路上，希望能引起别人的关注，没想到却被巡逻的校尉发现。虽说书信是匿名写就，但在经过一番侦察和比对笔迹之后，王永被锁定为嫌犯，随后便被抓捕。勇士王永在遭受磔刑之后，抱憾辞世。

一名普通士卒，敢于挑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振，并且不惜付出性命，需要极大的勇气。这既说明王振所为不得人心，也说明长期从事侦察和暗杀等特殊任务的锦衣卫队伍中，还有一些明晓事理的正直之人。

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忽然被降职为大理寺左少卿。

于谦为什么忽然遭到降职？也是因为得罪了王振。于谦担任河南、山西巡抚十余年，深知王振如日中天，但他每次入京都绕道而行，从不曾携带礼品拜见。这当然会让王振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不爽。当时，正好还有一位和于谦姓名相近的御史经常惹王振不开心，令王振误以为这就是于谦，于是安排言官参劾，随即将于谦罢为大理寺左少卿。

得知于谦遭到罢黜的消息后，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拦住道路，请求手下留情，就连皇家宗室之中也有人站出来替其求情，于谦这才被重新任命为巡抚。

虽被降职处分，但于谦毕竟逃过了王振的穷追猛打，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谦必须活下去，因为还有一个烂摊子等着他去收拾。由于王振和明英宗不停地瞎折腾，最终惹来了瓦剌的进犯，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于谦只得匆匆出面，成为挽救危局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