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卑微到显达

中国人似乎向来对宦官没有太多好感，更多的往往是憎恶和鄙视。司马迁曾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作为曾经遭受腐刑之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应该是出于锥心之痛，也多少代表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宦官被世人轻视，有着多种原因。其一是身体特征，由于受过阉割，宦官的面相和嗓音等都发生变异，比如唇下不长胡须、嗓音不男不女等，许多体征都与正常男人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是出身卑微，宦官中有不少都是罪犯或俘虏出身，因为受到惩罚而被阉割。此外还有一些出身贫寒，因为生活贫困，又不愿意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只想以自宫的方式到皇宫乞食，因此被人们看不起。其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宦官因为靠近皇权，所以总有少数能作威作福，而这些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所牢记，由此导致人们对宦官群体印象欠佳。

当然，宦官自己并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都是皇宫中人，所以自我感觉超好，自视非常之高。这也可以理解。相对于普通百姓和朝廷大员，他们毕竟更加靠近皇权，所谓靠山吃山，可以恃宠而骄。

事实也是如此，在皇宫内部，总有一些太监仗势为祸，甚至插手朝政，并且搅得风生水起，惹得朝臣侧目。至于在皇宫之外，太监们外出办事，则往往打着皇权这一旗号，威福凌人，盘剥百姓，所以更加招人痛恨。

有皇权就有宦官，明朝也不能例外。与历史上宦官为祸甚烈的时代，比如汉末、唐末相比，明代的宦官也以势盛而著称。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宦官机构之大、权力之隆、地位之高，均有赶超历朝之势。

在明朝建立之初，太监的数量已经开始急速上涨。只是这时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对谁都充满了高度警惕，对于数量上升过快的太监自然也会有一丝忌惮。当然，相比那些孔武有力的男人，这些形体不全之人毕竟还是相对安全的，而且深宫后院也确实离不开太监们的打理，于是便只能在默认其发展的同时，严加管制，层层设防。

即便是朱元璋严格控制，仍然阻止不了太监规模的一再扩大。朱元璋只得制定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宦官的官阶最高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得与外官有移文往来，内臣不得兼有外臣之文武官衔等等。其中有两条规定显得尤其严厉：其一是“内臣不得识字”，这剥夺了宦官受教育的权利；其二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一说外事）”。而且，为了保证第二条规定的落实，他命人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上面书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

太祖皇帝所立的这一规矩，建文帝一直严格遵守。朱允炆即位后，继续使用祖父的一套办法驾驭宦官，对其实施严格管理，有时甚至比洪武朝更加严格，宦官稍有违法之举，就会受到严惩。这在有效防止太监干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比如在靖难之役中，朱允炆所得罪的这些大小宦官，或被朱棣悄悄收买，或主动与朱棣联系，一直偷偷地替朱棣搜集情报、通风报信，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既然曾受惠于太监，那么朱棣对太监的态度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明代宦官地位的根本改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正发生在永乐朝。是朱棣投桃报李，给了他们机会。

有学者认为，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建制，其实是在永乐朝才彻底完成的。而且朱棣在迁都之后，在北京和南京各保留一套宦官机构。这种南北两京的建制，终明一朝始终得以保留，也和朱棣有着直接关系。

所谓“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则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二十四衙门中，以十二监的地位最为重要，执事太监品秩更高。而十二监中，又以司礼监权力最大。当然，在明朝初期，司礼监因为朱元璋和朱允炆的有意压制，所以尚显平庸，大小太监仍然只能卑微地乞食皇宫。这种局面，也是到了永乐朝才有所改变。

除了给太监定岗定编，给予其相应的身份地位之外，太监的权力得到大幅提高，可以染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由于朱棣的有意安排，太监不仅有机会接触宫中要务，也会奉命出使；不仅担负监军的职责，还能领兵作战；不仅搜集情报、监控臣民，还能参与抓捕和审判，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

太监地位日隆、威势凌人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通过司礼监掌控了东厂，又借助东厂对锦衣卫加以监视和控制，攫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政治权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多半也是因为朱棣。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父亲处心积虑设立的种种规定，从而给了宦官步步为营、攫取权力的机会。

二、厂卫并立

东厂的成立时间，史学界尚有不少争论。下面进行一番简单梳理，介绍几种代表性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洪武朝就已经有类似东厂这种机构出现—比如“绳顽司”这样的宦官机构，担负着搜集情报的职能。

从现有史料也能看到，朱元璋很早就使用太监搜集情报，监控官员。比如早在洪武元年（1368）他就曾使用太监悄悄侦察浙江省参政郭景祥。在铲除胡惟庸的过程中，丞相谋反的情报，也是首先由宦官获得。想必在朱元璋的安排之下，太监早早就盯上了胡惟庸，实施了最为严密的监控，所以才能夺得告发丞相的“首功”。朱元璋一贯重视情报，也曾利用各种手段搜集情报，使用太监从事情报工作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说洪武朝存在着与东厂职能相似的宦官机构，但它最多只能说是东厂的前身，并不代表东厂就是朱元璋所创设。

商传先生研究认为，东厂的初设时间固然是在永乐朝，但不应晚于永乐七年（1409） 。也就是说，在永乐初年，朱棣就已经创设了东厂。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厂是在纪纲被杀之后，系朱棣为限制锦衣卫的权力而设，其初设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也是《明史·成祖本纪》和《明通鉴》等史书中的说法，所以影响最大。

在《明史》中，除《成祖本纪》之外，《刑法志》也记载了东厂成立之事，却没有确定初设时间，而且措辞相当模糊：“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

“即位后”这三个字，只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一个“盖”字，更是说明了作者的为难之情，也即对初设时间的难以把握。另外，“东安门北”的选址，可说明东厂初设应该是在迁都之后，但是作者给出了因纪纲强势而导致东厂权势无法与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东厂在纪纲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不是在迁都之后才开始设立。

从《明史·刑法志》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东厂确定的创设时间，《明史·成祖本纪》在表述上虽然持有非常肯定的语气，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上述史料的错乱无序，足令人瞠目。东厂初设时间之所以无法确定，也便可以理解了。

我们怀疑，东厂的设立在当时就是一件秘密事件，其运行也始终处于非常保密的状态，朱棣存心不让别人知道，史官便也无从查证。

在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商传先生的研究结论：东厂的初设时间是在永乐朝初期，而且不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期，厂卫便已经开始并立。只是这个时期，太监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东厂地位尚且低下，所以人们只知有卫，而不知有厂。

不管东厂成立于何时，其获得重用应该是在纪纲案发之后。太监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也与纪纲一案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纪纲竟然利用锦衣卫扩展权力，并图谋不轨，因此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和监控。从宦官告发纪纲图谋不轨的这一细节出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朱棣的授权之下，东厂很可能早已对纪纲开始了侦察行动。

在永乐朝，东厂也可能早早就担负起搜集情报的职能。朱棣相信太监，也将监军的任务交给太监，他派出郑和远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包括寻找建文帝下落之事，朱棣也可能交给东厂。因为有学者研究指出：“设立东厂，也含有侦察建文帝下落的用意。”

如前所述，东厂的职能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与锦衣卫大致相当。既然工作性质接近，同样富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当纪纲坐实谋反之罪，锦衣卫变得不可信时，朱棣自然会改而重用东厂。

在纪纲被杀之后，他手下的一些重要党羽，如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并没有全部受到株连。朱棣对他们的惩处明显有所保留，而且锦衣卫中的不少力量都被充实到东厂。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很快就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只是单位变了、上班地点变了。

据《明史》记载，在纪纲被杀前后，东厂的权力范围尚且“与锦衣卫均权势”。但在不久之后，东厂的实际权势就明显地超越了锦衣卫，不仅分掉锦衣卫的威权和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实施了监控。

总之，东厂和锦衣卫，这二者相辅相成，人们习惯将其并称为“厂卫”。明代的情报职能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发达，朱棣希望通过这种设置，既能取得某种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互相牵制，防止某一家机构独大。此外，也可由此实现多渠道搜集情报，可以将各方所得情报互相印证，避免被假情报所误。这正是孙子“五间俱起”所要达到的效果。

胡濙当初被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在他身后，始终有人悄悄地跟踪和监视。胡濙的一举一动，朱棣便可以全程掌握。一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酋长希望用他的樱桃和胡濙换书。胡濙爽快地将书送给酋长，却没有接受酋长的樱桃。等胡濙回京汇报工作时，朱棣突然问道：“樱桃是小东西，路上也可以解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胡濙立即明白，自己原来一直是被全程监控，不由得暗暗心惊。

不仅是胡濙，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也都会受到严密监控。即便是出门搜集情报的锦衣卫，也会受到多方“关照”。“关照”他们的人，则是宦官。这就是朱棣的巧妙设计。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在永乐朝，情报机构的基本局面是厂卫并立。但在纪纲死后，东厂实力更加雄厚，宦官完全把持着大局，锦衣卫所搜集的情报往往需要经过东厂才能报给皇帝，所以锦衣卫地位沦落，远不如东厂强势。

这种厂卫并立的精巧设计，尤其可以看出朱棣的匠心独运。东厂的强势，似乎不能用“后来者居上”来简单比况。毫无疑问，东厂和锦衣卫都是强权部门，但这两个部门由谁来主导也很有讲究。朱棣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没有军权的东厂来监控拥有一定军权的锦衣卫，而不是相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纪纲这样的威权人物重新出现。另外，虽然是由东厂主导，但是东厂的队伍中充斥着大量的锦衣卫，这也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所以，这已经是东厂独大的局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立”。成功控制锦衣卫之后的东厂，也很自然地成为新的威权部门，明朝的历史也由此而打上了浓厚的宦官印记。

三、大权在握的厂公

在司礼监的内部，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被僚属称之为宗主，总领东厂的则称厂公或督主。

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人员，其中有不少都是从锦衣卫招来的。比如掌刑一般由一个锦衣卫千户担任，理刑则由一个百户担任。除了部分官员之外，还有大量差役都是来自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可以随意进入东厂，而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选哪些人呢？东厂有个非常独特的标准：只选那些狡黠和乖巧的士卒，坚决不要那些老实巴交之人。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不够狡黠，便没办法完成各种特殊任务；如果不够乖巧，就不能充分领会太监的意图。

其中，差役长也叫档头，专管侦伺。平常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顶端尖锐，穿的则是青白色带着旋褶的衣服，上面系着小布条，脚下则穿着一双白皮靴。

档头的手下，有几个听差的，叫番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番子，正是他们承担了基本的侦察任务。京城的那些亡命之徒，骗财的、挟仇的，都视番子为窟穴。因为平常刺探情报都大量依靠他们，所以番子也可以称为“准特务”。他们四处打探情况，每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秘密地报告给档头，档头再根据事情的大小和情报的价值大小，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这就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很多无赖和土匪都赖以寄生，其中既有黑吃黑的情况，也卷进去不少无辜的臣民。无论是谁，一旦被卷进去，便坠入万丈深渊。

番子执行任务时，都有一套“黑话”，外人完全听不懂。比如，他们将每一个事件都叫“起敷”，花钱则叫“买起敷”。当探知有犯禁行为发生时，档头便率领番子赶到，在其门外左右派人把守，这叫做“打桩”。

当外围安插完毕之后，其他番子就会迅速闯入室内，开始抓人，并当场进行审讯。这期间并不需要掌握充分的证据，也不需要出示符牒。如果当事人按照要求给足贿赂，番子和档头自然就会径直离开。如果拿不出钱，或者不能让番子和档头满意，就会遭到严刑拷打。至于所用刑名，可称“乾 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罚要厉害十倍。

为了满足私欲，番子有时候还会授意那些挨整者牵连出一些有钱的财主，再对这些财主进行敲诈，逼迫其行贿。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金钱，那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些财主爱惜钱财舍不得行贿，或所给不多，满足不了特务们的要求，就会被栽赃并立即报告皇帝，随即就会被抓捕并关进镇抚司监狱。接下来，财主的命运就完全由不得自己掌握了，在各种酷刑之下，他们随时都会命丧狱中。

每月的第一天，几百个厂役便会围在一个庭院中抽签，然后各自受领任务，分别出发监视各级官员。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所审讯重犯的，叫“听记”；到其他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条地记下来，再告诉坐记，再由坐记报告厂公，这叫“打事件”。这其实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情报工作流程。

即使是在深夜，如果有情报传递到了东华门，也可以从门缝中及时塞进去，再有人及时地报告给皇帝。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可以知晓。有时候，就连某些家庭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也会被皇帝知道，有的竟然在宫中被传为笑料。

皇帝之所以会将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抖露出来，倒不只是为了戏耍朝臣，而是希望起到某种震慑作用。朝臣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随时都被皇帝所掌握，他们因此而惴惴不安，都对特务充满畏惧。

锦衣卫的情报工作流程也和东厂差不多，需要完成从搜集到传递这个过程，但是所得情报必须写出疏条上奏，这样才能让天子知道。这样一来，他们的情报传递就必须要通过厂公来完成，所以就会处于厂公的监控之下，锦衣卫的势力也因此而远不及东厂。

不仅是锦衣卫受到东厂的监控和牵制，在朱棣朝兴起的内阁，更是对东厂充满忌惮。

在朱棣手里，不仅仅是创设了东厂，同时也创设了内阁。他希望通过内阁替自己分担一些政务，省去事必躬亲的烦劳。这其实是对其父废相的一种变通之法，在不违背祖制的同时，能更加高效地完成理政工作。至于内阁成员，选择的都是资历较浅、级别较低的官吏，所以只能起到秘书的作用，并没有办法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各级政府指手画脚，所以朱棣完全不用担心皇权由此而旁落。

内阁制确乎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能够在有明一代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慢慢变大，什么事都可以插手，内阁首辅便成了丞相一样的人物。像严嵩和张居正这样的内阁大学士，更是权倾朝野。

内阁之所以权力逐渐变大，也是因为更靠近皇权，始终是皇帝的贴心助手。这样的便利，太监其实也有。他们不仅非常靠近皇权，甚至吃住都在皇宫。后来，当司礼监取得参与批红的权力后，更是不离皇权左右，成为皇帝的贴心助手。更何况，厂公还掌控着特务机构，可以通过操纵特务组织，全面介入政务，所以内阁首辅自然会对其畏惧三分。

事实上，明代的不少皇帝，尤其是朱棣，都更加信任太监，而不是阁臣，所以太监的权势往往要超过内阁大臣，更超过都察院等其他部门的官员。

总之，自从朱棣重用太监之后，太监专权的局面在明朝时有发生，司礼监地位日隆，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部门。而且，这一现象几乎延续了有明一代，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在大太监刘瑾专权之后，司礼监更加显出其强势。因为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缉事厂卫，全部由其掌控。赵翼曾对明代皇权之外的权力机构情况进行过总结：“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 首辅是类似于丞相的职位，但其权力仍然不如司礼监。司礼监在明代的权势之大，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四、不喜欢太监的仁者

朱棣是个很会折腾的皇帝。除了靖难、迁都和改制等几件大事之外，光是北伐蒙古就进行了五次之多。但是，即便再能折腾的人，也终究会有个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天气转暖，阳光和煦，草长莺飞，一意孤行的朱棣不顾众人阻拦，执意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北征。

朱棣也是“马背上得天下”，非常喜欢这种“车辚辚，马萧萧”的感觉。每次北征都是场面浩大，劳师远征，朱棣却毫不在意。在他看来，无论北征有无战果，都会对蒙古人形成一种威慑，至少让他们不敢轻易南下。

第五次北征与以往的几次相比，场面更加浩大，结果却显得非常难堪。只见几十万大军在大漠中来回折腾，却始终找不到交战对手，反而把六十四岁的老皇帝朱棣折腾得够呛。此时，他已经不能骑马，只能坐在车里。既劳累又憋屈，再加上气候不适，朱棣就此病倒，而且一病不起。就在这年的七月，朱棣还没来得及班师回朝，就病死在塞北，从而在荒原之上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

朱棣在临死之前，除了立下传位于太子的遗诏之外，还说了一句话：“夏元吉爱我。”夏元吉是谁呢？他是一位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名臣，却因为反对朱棣北征而被关进大狱。朱棣临死之前冒出这么一句话，想必内心充满悔意。

这一突然变故，让很多人都感到措手不及。为了防止汉王朱高煦借机谋反，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他们将朱棣的遗体装入棺材之中，但每日还是按照常例进餐和请安，并保持军中一切行动都如常进行。与此同时，杨荣与宦官海寿秘密进京，密报太子朱高炽，悄悄地为登基做各种准备。在一番精心安排之下，总算没有发生什么乱子，政权也得以平稳过渡。

久经考验的朱高炽，总算当上了皇帝。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朱高炽的性格和朱允炆很有些相似，庙号为“仁宗”，也非常贴切。

朱高炽对永乐朝的酷刑一直心有余悸，他即位后不久，立即下令裁撤锦衣卫的各种酷刑。他宣布，今后犯了死罪的，如果是按律凌迟，只要处死即可。他主张用法尚宽，除了谋反这样的大逆不道之罪，尽量不要株连。他不许法外用刑，不许恣肆使用暴刑酷刑，尤其不能随意施以宫刑。

在洪熙朝，想必言论自由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因为仁宗连诽谤罪都可以不治。在他看来，“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 。不就是说话说错了吗，没有多大关系啊。即使是有诽谤嫌疑的，也应该作宽大处理。

连诽谤都可以得到宽恕，这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仁宗终于流露出宋襄公那样的迂腐气。当然，在距今几百年前的明朝，在封建专制走向顶峰的时代，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能有如此善意之举，实属难得。

从一些小事上，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出仁宗之“仁”。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锦衣卫指挥王节等人奏报，说是很多锦衣卫校尉在值班过程中经常发生丢失所悬铜牌的现象，希望皇帝下令予以惩处。要知道，这铜牌是锦衣卫出入关防的重要凭证，如果落入不法分子之手，肯定会留下安全隐患。所以，请求对其进行惩罚，也不为过。结果，朱高炽不仅当场否决了王节的提议，而且随即下诏，“赦有罪” 。

朱高炽此举也可以收买锦衣卫的人心，好让他们有更大的热情来为自己卖命。他本是在锦衣卫的护持之下登上大位的。锦衣卫一直护驾有功，而且日后治理江山也需要仰仗这支力量，眼下也只是犯点小事，这当然需要通融一下，不能真的作出惩处。何况父亲刚刚去世，他需要按照惯例，通过大赦天下来安抚人心。对王节的提议不理不睬，不排除包含收买人心之意，但也是以仁为本的情怀使然。

在这之后，朱高炽谕旨三法司：“令信则民从，不信则民贰。” 在这道谕旨中，他不仅希望建立一个以诚信为本的社会，不再以威权和酷刑逼人，而且希望各级部门严格遵守，不要使自己成为食言之君，丧失人心。

朱高炽不仅不许手下官员使用威权逼人，也不让锦衣卫的各种酷刑在监狱中延续，而且该释放的就马上释放。京城内外，政治空气立即变得温暖而又清爽。不少多年关押在诏狱的官员被释放，也有官员敢于站出来批评锦衣卫的失当行为。

与酷刑告别的仁宗，有不少举动都是对父亲施政的匡正。不仅是施政理念与父亲不同，包括选择官员的标准，尤其是对太监的态度，他也完全不走父亲的老路，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有位锦衣卫千户叫李得，在分理锦衣卫狱时，由于心肠太狠，导致锦衣卫治狱有很多失当行为，而且此人为人非常苛刻。他报告一条情报说，在长沙府民中，有人通过自宫的方式来寻求担任内侍的机会，通政使司也知道此事。朱高炽说：“这些都是好吃懒做的不孝之人，自绝于父母的事情都能做得出，哪能让他们待在我左右！”结果，这些自宫之人不仅没有得到任用，反而被打发到偏僻地区戍边。

春秋时期，管仲卧在病榻之上，齐桓公询问哪些人可以接替他的位置，管仲先后否定了很多人选。对于易牙，管仲骂他没有人性，为讨好国君，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对于开方，管仲骂他不顾父子之情，不可能真心忠君；对于竖刁，管仲更是排斥：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忠心。管仲的分析非常在理，遗憾的是，齐桓公没有听进这些劝告，重用并亲近这几个小人，齐国的霸业也就此宣告结束。

齐桓公听不进去的话，朱高炽倒是听进去了。他认为，自宫行为属于自绝于父母的不孝之举，而且对自己显得太过残忍。这样的人，一定不可相信，不可委以重任。他的这段话，和管仲完全是一样的逻辑。因为有这样的逻辑，朱高炽下令不能随意施以宫刑。只要发现有自宫者，“以不孝论” 。

既然秉持着这样的逻辑，朱高炽对太监的态度便可以想象。所以，在仁宗时代，东厂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不太喜欢这一套。

中国有句古话说：仁者寿。意思是说，怀有仁爱之心的人，胸怀更加宽广，所以能得高寿。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如果放在朱高炽身上，就不很贴切。朱高炽确实仁慈而睿智，也对得起“仁宗”这一庙号，可惜他并不长寿，只活了四十七岁。久经考验才修得正果，却只在皇位上待了不到一年便意外归天。这除了怪他的命不好，也与他长期耽于酒色有关。

想当初，朱棣只是将朱高炽视为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重点培养目标显然是皇孙朱瞻基。如今，从执政时间上看，仁宗果真成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朱瞻基则如朱棣所愿，顺利地登上了大位。

五、作风整顿

明宣宗朱瞻基算是一位太平天子，除了和他父亲一样好色之外，还喜欢美食和斗蟋蟀，而且绘画水平也很高。这是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却并非没有心机。事实上，他倒是城府很深，很有谋略。

朱瞻基即位之后，他的叔叔朱高煦一直心有不甘，存心谋反，想模仿朱棣，再玩一次“靖难”的把戏，结果没玩上几天就宣告失败，最终被朱瞻基活捉，后被架火烧成了焦炭。

朱瞻基在位期间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蹇义、夏元吉等文臣辅助，政治相对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把他与其父的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据说可以媲美“文景之治”，不知是否为夸饰之辞。

朱瞻基看到锦衣卫纪律松弛，便利用纪纲一案对锦衣卫进行作风纪律整顿。他召集行在锦衣卫指挥镇抚及千百户等人，敕谕道：

朝廷视尔等为心腹，一切机密事务、狱情轻重，都必须谨慎严密，纤毫毋泄，这是你们的职分所在，职责所在。如果泄漏机务，走漏狱情，甚至违法与外人勾连，那就是违法之举。你们都能看到最近纪纲等人不遵国法的违法行为。他们经常诈传敕旨，擅作威福，颠倒是非，并且泄露机密重事，暗自勾结，结果案发之后便招致杀身亡家的大祸，这都是尔等亲眼所见。你们之中如果有谁胆敢效仿他的所作所为，就不怕惹祸并且丢掉身家性命吗？

打一巴掌之后，再给个甜枣。为了显示自己的宽仁之心，朱瞻基当场宣布：“已往之愆，姑置不问。”但是今后如果再有违法之举，一定会依照法律予以严惩，所以希望锦衣卫全体人员，必须从此“常加警省，无负朝廷，以保禄位” 。

情报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所以情报的上传下达始终是一件头等大事。对于紧急情报的怠慢行为，他尤其感到愤怒，所以迅速出手予以打击。有一次，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报说，在昨夜一更时分，本臣接到一条重要情报，但是在递至北中门时，守卫官竟然不肯传达。朱瞻基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治罪，并谕锦衣卫指挥王节等人说：按照祖宗成法，如果“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 。他继续强调，守门官员本来就以传递情报为本分，这样才能保证紧急情报的及时传递，不至于发生壅蔽的情况，今后如果有谁胆敢再犯，也会移交法司治罪。

想必类似的整顿，在锦衣卫中会经常展开，但是由皇帝牵头并发布长篇谕旨，毕竟还是不多。这说明朱瞻基非常重视情侦队伍的建设，非常看重锦衣卫和东厂对于维护政权稳定的作用。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宣德朝没有留下多少东厂和锦衣卫的事功，尤其难见东厂活动轨迹，锦衣卫大抵也只是履行日常职责。如果按照“没有新闻便是好新闻”的标准，这个时期确实能够称得上是一段“治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皇帝通达、有意对前朝苛政进行修正之外，朝臣也在进行集体反思，积极献策。所以，他们执意要告别朱棣时期的严酷和残忍。

宣宗对待酷刑，包括锦衣卫狱的态度，几乎可说是对仁宗的忠实继承。为此，他不惜违背祖制，在执行《大明律》时也适当加以变通。

有个军士偷了官仓六升黄豆，按照《大明律》，应该杖九十并斩首，而且全家发配边远地区戍边。这件事被宣宗知道，他非常惊讶：“一条人命难道只值六升豆子吗？”于是下令免于追责。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我们一方面可以想象《大明律》的严酷，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宣宗在有意清理整顿刑狱，并且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努力地对洪武朝就开始泛滥的重刑予以矫正。

对诸如连坐之类的酷刑，宣宗也努力予以取缔，和他父亲的做法几乎一致：“皇考常诏天下，非谋反大逆，父子毋连坐。” 在宣德朝，虽然锦衣卫狱的各种刑具都还保留，而且朱瞻基也主张轻重各有相宜，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基本保持了仁宗“宽刑慎罚”的原则。

宣宗在很多方面都和其父保持一致，但在对待诽谤问题上，宣宗的认识与仁宗有所不同。

在仁宗时期，由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赦免诽谤，不可避免地带来诬告成风之类的问题。在洪武朝、永乐朝，皇帝鼓励互相告密，就此形成了可怕的特务文化，所以朝廷内外诬告成风，人们甚至视诽谤为时尚。这个问题在宣德朝也很突出，宣宗不得不出手予以打击。所以他改变了其父的政策，开始对诬告和诽谤进行惩处。

六、太监学堂

还有一点，朱瞻基和其父的认识也不相同，那就是对待宦官的态度。在宣宗时期，宦官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宦官的凶险都是因为太靠近皇室，太接近皇权。办好一千件事的功劳，会因办错一件事而被轻易地抹掉。

但是，即便处处充满凶险，宦官也会选择依附皇权，紧贴不放。这是一种寄生关系。依靠这种关系，他们可以得到一种延伸和异化的皇权，除了高高在上的地位，还有无尽的荣华富贵。在永乐朝，由于朱棣的放任，宦官的权力急剧膨胀，提督东厂是其重要标志。在宣德时期，宦官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除了出使、采办、监军等权力之外，还可以领军守边，甚至取得了批红权，开始染指核心政务。

所谓批红，也叫批朱。在明朝，内阁大臣呈递奏章，会提操办建议，这些建议通常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皇帝看了之后，会用红字进行批示，这称为“批红”，也称“批朱”。

那么问题来了，这批红权是皇帝的，怎么就交给太监了？

很简单，因为皇帝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也不一定要交给太监啊？

信任谁就交给谁。这个时候，皇帝最信任的人是太监。

可是太监不认识字啊？

不要紧，可以教。

可是太祖皇帝曾有规定：“内监不得识字。”

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朱瞻基硬是把太祖皇帝定下的“内监不得识字”的禁令推翻了。

不死守祖制，在这一点上，朱瞻基也是在向爷爷朱棣学习。

当初，英国公张辅征伐安南归来，曾向朱棣献上王瑾等几位小太监。这几位其实是他抓来的俘虏，经过净身之后成为太监。因为长相俊美，而且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朱棣便命人教他们识字，除了赏赐几位给朱高炽之外，也把王瑾赐给了朱瞻基。一段时间之后，宣宗也发现，有文化的太监，还真是不一样。不仅聪明乖巧，而且很会办事，汇报事情也可以口笔并用，节省时间。

朱瞻基除了重用王瑾之外，不由得心生感慨：太祖的有些规定看来也会不合时宜，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了。

不久之后，他在皇宫中开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名叫内书堂，专门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补习文化，开始认字读书。

朱瞻基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皇帝，既会写诗，也会作画。他也有耽于女色的恶习，由于纵欲过度，所以比他父亲还少活了十年。另外，他还喜欢斗蛐蛐儿，可能为此耽误了太多时间，否则他应该可以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作为一位艺术家皇帝，他自然希望有人在周围喝彩，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如果周围都是一些不认得字的太监，那岂不是太没有成就感了？所以，他让太监学习文化，读书识字，起码可以一起欣赏他的高雅艺术。

当然，更多的还是出于办理公务的考虑。朱瞻基重用王瑾，希望所有的太监都能达到王瑾这样的水平，所以他非常坚定地推动太监的文化普及工作。他的设想很好，但是否能够如其所愿，则是另外一回事。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太监也是人，理应和平常人一样享有受教育权。但是，太监毕竟太靠近皇权，而且由于生理残缺容易带来性格扭曲，也许确实只需粗记姓名即可，否则就会插手政务，就会另外生出种种祸端。朱瞻基教会太监识字，虽然会给自己理政带来一些便利，但也自此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没人会预料到有些“娴于文墨”的太监，一旦掌握了东厂和锦衣卫，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