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蛰伏的毒蛇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推行特务政治，大肆屠杀功臣，加强对百姓的控制，不仅激起官怒，也引起民怨。但是，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之下，所有的怨恨都只能化为地火，始终没有爆发的机会。所有的臣民都不敢向当朝皇帝发泄，哪怕是一点点的不满。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忍受，甘当奴才和顺民，任由皇帝尽情发挥他的铁腕控制手法。

那么，朱元璋能体察到这些深埋心底的怨恨吗？应该能，因为他的耳目遍地都是。也许不能，因为周围都是顺着他说话的小人，只会挑他喜欢听的话说。不听话、不明事理的刺儿头，早就被收拾干净了。得到皇帝授予的特权，锦衣卫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可就在这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件令人稍感意外的举动。洪武二十年（1387），他下令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并将所押囚犯都转交刑部，而且今后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

朱元璋此举来得突然，但也有因可寻。原来，锦衣卫审讯犯人是用尽酷刑和采取非法凌虐之举，终于有不怕死之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朱元璋听了锦衣卫狱的内部运行情况之后，感到非常愤怒且震惊，他立即下令：“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按理说，锦衣卫帮助他清剿了大批功臣，在维护皇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理应给予更多信任，让其继续发展壮大才是，可是朱元璋没有这么做。是他突然良心发现，自此告别严酷的专制统治吗？显然不是，他也不舍得。提着脑袋、拼了老命才夺得的皇位，他不仅要想办法坐稳，还要努力将这把黄金龙椅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传给后世子孙。

其实，朱元璋的想法很容易明白—谁的权力大了，就需要立即按下去；谁的能力大了，就需要多多提防谁；甚至谁对他帮助最大，就杀掉谁。限制锦衣卫的权力其实和杀功臣的逻辑完全一致。

限制锦衣卫的权力，是朱元璋从此改变了治国思路，告别特务政治吗？也不是。因为锦衣卫一直存在，他们侦察缉捕的权力也一直得到保留。所以他的这一“怒”一“限”，即便是真的有所触动，但也一定只是瞬时冲动，而且更像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胡党被收拾得一干二净，杀死的三万人中肯定有大批的冤死鬼，他多少要装出一丝难过的表情，摆一下痛心疾首的姿态。

在早已被吓得战战兢兢的臣民面前，朱元璋也需要装模作样地推卸责任。他想要告诉世人，这些坏事都是锦衣卫干的。他们的带头大哥毛骧被迅速处死，这一方面是为了灭口，另一方面也可以稍微平息众怒。

除却这些，朱元璋还另外有着一层深远用心：他要将摆在明处的东西藏到暗处。

通过胡惟庸案，锦衣卫从幕后走到台前，朱元璋所精心培育的特务部队就此暴露在天下人眼前。但是，锦衣卫的工作性质非常特殊，躲在暗处更加有利于发挥作用。他们就像蛰伏的毒蛇，一旦出动，便要一击即中。

等到锦衣卫疾风骤雨般地侦办蓝玉一案，用快、准、狠的手法铲除了数量不菲的蓝党时，便可以发现朱元璋当初的所谓“限制”，竟然完全成为一纸空文。这貌似不可思议，却全在情理之中。就在朱元璋的一“怒”一“限”之后，锦衣卫变得更加彪悍凶狠。当锦衣卫重新出现在臣民面前时，立即掀起了巨大的血雨腥风。

侦办蓝玉的前后经过，充分说明朱元璋当初焚毁刑具这些举动，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有学者分析，在洪武二十年（1387）之后，锦衣卫的使命，除了被取消刑讯权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改变，包括对大案、要案的侦讯和对案犯的缉捕。不但没有改变，“随着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变本加厉，锦衣卫的恐怖活动亦较之洪武二十年之前更加疯狂” 。

等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忽然又有一条针对锦衣卫的禁令，进一步“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 。两次禁令的发布，非常耐人寻味。敢把朱元璋的禁令不当回事，居然需要皇帝再三申明，锦衣卫果真有这么大胆子吗？显然不是。借给他们一百个豹子胆，他们也不敢。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奉旨行事。

朱元璋惩罚锦衣卫，最多只是家长教训自家孩子的办法，虽然有打有骂，可毕竟还是自家亲生的。有时候，孩子在外面惹着别人了，免不了要教训一番，可那都是当着外人做做样子，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回事。即便他杀了毛骧这样的头目，但仍然改变不了他对锦衣卫的信任：锦衣卫是自家亲生的，不相信他们还能相信谁？

不过，等到蓝玉被杀，该法办的人都已经办完了，朱元璋重申禁令也许是真的。因为他的目标已经达到，是该收手的时候了。而且，这一次禁令的解除，要一直等到明成祖朱棣的出现。

下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锦衣卫这条毒蛇，在它的蛰伏期，是如何咬噬大将军蓝玉的。

二、新晋大将军

当初李善长被杀，锦衣卫所搜集到的一条罪证和蓝玉有关，而且明显对蓝玉不利。蓝玉打败元兵抓获元臣封绩后，只报告给了李善长，而李善长没有继续奏报皇上。此事如果追究起来，蓝玉多少也有责任。只是因为当时朱元璋最想杀的人是李善长，加上蓝玉身负戍边重任，所以只能暂时放他一马。

暂不追究，并不代表以后不会算账。等到时机成熟，朱元璋当然还会老账新账一起算。而且，负责侦察蓝玉的锦衣卫蒋 已经悄悄地布置到位，只是蓝玉自己丝毫没有察觉罢了。

蒋 ，籍贯生卒年皆不详，只知道他在毛骧之后成为锦衣卫的高级头目，担任锦衣卫指挥，并参与侦办蓝玉一案。

关于蒋 这个人，如果不是因为蓝玉，相信历史也懒得记他一笔，怕是谁都不会想起他。只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蓝玉谋反的证据，《明史》中才会出现他的名字，而且只是一次，就像电视剧里那种活不过几秒钟的反派一样。此外，也有武侠小说曾提及他，说他武功高强而又心狠手辣，贪图名利而且不择手段。这些可能是事实。至少他主持侦办蓝玉一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案件进程，使得一代名将成为冤死鬼。

朱元璋为什么忽然要杀蓝玉呢？其实也是与蓝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有关。

蓝玉既是胡惟庸的同乡，也是一代名将常遇春的小舅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名将，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蓝玉确实很会打仗，因为他刚从军就跟着常遇春。有高人指点，加上他自己有胆有谋，所以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升任千户和指挥使，再升任大都督府佥事，直至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

和明初众多名将一样，蓝玉也是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仗越打越大，手下兵众越聚越多，权力越来越大，命运却越来越危险。

在徐达等老一辈战将逐渐凋零之后，蓝玉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一代战神。他南征北战，立下战功无数。

洪武十四年（1381），蓝玉跟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南征云南，消灭了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战后评功，以蓝玉功劳为大，不仅获得了加薪，增加俸禄五百石，而且女儿也被册封，成为朱元璋的儿媳妇，即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1387），蓝玉以征虏左副将军的身份随大将军冯胜北征。此役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元太尉纳哈出所部。在战争中，蓝玉亲率一队轻骑兵，冒着严寒和飞雪，长驱直入，成功地夜袭庆州。随后他又率领大军深入虎穴，迫使纳哈出投降。

立下赫赫战功的蓝玉，又遇到了一起意外事件，从而使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急剧变化。当时，大将军冯胜因为私藏良马而获罪，被朱元璋撤职召回，蓝玉因而获得拜大将军的机会，自此总领二十万北征军。

第二年，蓝玉率领大军十五万再次出击。当他探知元主藏身捕鱼儿海之后，便下令轻骑抄近路星夜兼程，越过茫茫沙漠和山寒水冷的严寒地带，出其不意地对元主大本营发起进攻，几乎全歼北元军，仅元主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逃走。此后，蓝玉又派出精锐骑兵发起猛烈追击，俘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妃嫔、公主以下百余人，俘虏士卒七万七千余人，并缴获宝玺、符敕、金银印信等物品，还获得马、驼、牛、羊等十五余万。

捷报传来，朱元璋大喜，除了下诏颁奖之外，更将蓝玉比作自己的卫青和李靖，晋升为凉国公。

战功卓著的蓝玉，官职不断获得升迁，军权越来越大。据说他也渐渐地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更不知道朱元璋的密探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蓝玉肯定会安全许多。但此时的蓝玉，已经是大权在握的大将军，那么他的处境就开始变得危险起来。至少朱元璋已经视其为危险分子，开始找茬收拾。据说“凉国公”这一名号，本该为“梁国公”，因为他一再犯错，只能把“梁”改为“凉”。这一字之差，足以昭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变化。

大将军蓝玉的一举一动都在朱元璋的严密监控之中。有消息传来，蓝玉北征捕获了元主的漂亮妃子，荷尔蒙瞬时冲动，事后元主妃子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得知这一消息，朱元璋大动肝火：“这岂是一个大将军该有的行为举止？！”后面又不断有坏消息传来，说蓝玉有很多违规之举：“擅升降将校，黥刺军士，甚至违诏出师。” 暗中侦察大将军的锦衣卫奏称，蓝玉不仅自己鲸吞国家资财，也纵容儿子在家乡违法乱纪……新晋大将军“春风得意马蹄疾”，无意之间已留下一连串的案底。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再任命蓝玉为征西大将军，去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平叛。朱元璋特地交代大将军，有要事单独商量，没想到蓝玉带去了几位随身侍卫。带就带去吧，当朱元璋喝令这些随从退下时，他们竟然纹丝不动，只是等到大将军挥手示意，侍卫才迅速退下。

这件事对朱元璋触动很大，因为皇帝的号令已经不如大将军好使，这实在太可怕了！这蓝玉究竟是不懂人臣之礼，还是果真心存不轨？！

朱元璋虽然暗自震惊，但也能迅速平定心神。眼下毕竟正是用人之际，暂时不便得罪这位大将军，只能不动声色，任由他去捉拿叛贼。所以，虽然内心掀起巨澜，但朱元璋仍竭力保持镇定。

虽说是混上了个大将军，但说到底蓝玉也只是一介武夫，一个大老粗。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充其量也只会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并不懂得如何耍心眼。即便是斗计谋，也顶多是战争谋略，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而且，其政治智商几乎等于零，心智完全没有开化。与老奸巨猾的朱元璋相比，他显得太嫩了。他哪里能够察觉出朱元璋内心的波澜，于是怀揣着皇帝的各种叮嘱，老老实实地踏上了征程。

三、一不小心“被谋反”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忽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突发事件令朱元璋伤心不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治国理念，也左右了他对周围文臣武将的看法，包括对蓝玉的态度。

与父亲相比，太子朱标性格偏于柔和，怀揣一颗宽仁之心。看到父皇杀了太多的功臣，朱标曾试图进行劝阻，朱元璋则采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训诫。

有一天，朱元璋拿出一根带刺的荆棘令朱标拾起，看到朱标面有难色，他不动声色地将刺削去，再令朱标拾起。朱元璋是想通过此举向太子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

没想到朱标的过早亡故，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计划。此后，他只得将皇位传于皇孙朱允炆，虽然这位皇孙的性格和为人偏于软弱。面对这样的皇孙，朱元璋有时也会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家业毕竟还是要靠他往下传。

在朱元璋眼中，大明王朝就是他亲手栽种的一棵树，他需要看着所有枝叶按照他的旨意生长，至于那些不听招呼的，只能咔嚓咔嚓地剪去。而锦衣卫正是他着力打造的一把大剪刀，他需要用这把大剪刀不时地对树枝进行修剪。

在朱允炆即位之前，朱元璋不得不用高倍扫描仪将朝中的文武众臣再仔细扫描一遍，看看有哪些新长出的刺儿头和潜在的刺儿头。这扫描仪的探头很快就扫到了手握军权的新晋大将军身上。

除了朱元璋看蓝玉不顺眼之外，还有一个人看他也非常不顺眼，这个人就是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为什么会看蓝玉不顺眼呢？据说，蓝玉曾经向太子朱标打过他的小报告。

蓝玉因为与朱标有亲戚关系，所以两人走得比较近。有一次，蓝玉告诉太子说：“我在北方时，曾观察燕王朱棣和他所在的封地，一举一动都和皇帝一样。燕王怕是迟早要造反的，你一定要小心啊！”蓝玉继续向朱标解释：“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恳耳，惟密之。” 蓝玉认为自己受到太子的优待，所以密报太子，并希望朱标保密。但是这件事不知道何时被朱棣发觉了。朱棣曾几次向父皇进言，建议及早除掉蓝玉。

蓝玉为老朱家征战沙场，却在无意之中得罪了这对父子，处境已经变得十分危险。朱元璋在听了朱棣的建议之后，更坚定了杀蓝玉的决心。

就在这时，正赶上蒋瓛发现了大将军谋反的证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正式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立即将大将军蓝玉逮捕下狱。

刚刚平叛归来的蓝玉，自然是有功之臣。他自己也颇为自得，返京途中也一直以功臣自居，梦想着朱皇帝多给赏赐。没想到，他刚刚上朝就立即遭到锦衣卫的抓捕。辛苦平定叛贼的结果是把自己搞成了叛贼。这巨大的落差，立即让蓝玉晕头转向，他思前想后，就是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的事，锦衣卫用酷刑帮他想明白了。

被关进大牢之后，蓝玉开始一点点回忆自己的违法行为，也没什么大的过错啊，不就是吃点儿拿点儿玩儿了一些女人吗？结果，各种酷刑一齐上阵，大将军脑袋清醒了，逐一交代了自己谋反的“罪状”。他想起来自己的亲家被挖出是胡惟庸的同党，他为此曾经有过不满情绪。

很好！这就是谋反的罪状，因为他居然私下表达对皇帝不满之情！于是继续用大刑伺候，蓝玉终于把自己谋反的罪证完整地“坦白”出来，而且也和蒋 他们侦察得来的情报一一吻合。

原来，这位大将军在平叛回京之后，发现自己已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便决定铤而走险，开始计划谋反。于是，他四处联络，聚集力量，准备在皇帝“藉田”之时发起袭击。可是，就在他们“约束已定”，准备发起叛乱之时，却暴露了行动计划，“为锦衣卫指挥蒋瓛所告” 。

蓝玉的谋反罪已经坐实，立即被处死了。大概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帝国如果是一部电视连续剧，蓝玉也是活不过一集的反派，希望他尽快从眼前消失。

锦衣卫在侦办蓝玉一案中，发挥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从抓捕到处决，只花费了短短的两天时间。不过是周末加了个班，就把威震北疆的大将军给收拾了。

匆匆杀人证明了朱元璋的心虚，不少人都说蓝玉其实并没有招供，只是因为朱元璋急着要杀人，所以才会有“狱词”的匆匆出台。而且这份“狱词”充满谎言，前后矛盾，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不知道酷刑之下，蓝玉到底有没有招供，有没有供出同党，京城的人们只是看到不停地抓人和杀人，看到锦衣卫忙碌的身影。

猜测蓝玉被逼急了，也会有胡乱咬人之举，《明通鉴》中记载了一例。当时有一位叫詹徽的官员曾参与审判，看到蓝玉满肚子委屈，一百个不服气，所以大喝道：“速吐实，毋株连人。” 让他赶紧说实话，不要胡乱咬人。只见蓝玉大声叫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结果，这个倒霉的审讯官就杀了。

蓝玉死了，然而对蓝玉一案的侦办才刚刚展开：清剿余党、搜集证据、惩戒来者、铲除影响等等，很多事情都在有计划地铺开。据《明实录》载，在蓝玉死后三年，锦衣卫还能继续挖出其谋反的证据：“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

与此同时，对蓝玉同党的清剿也匆匆展开。朱元璋又仿照胡惟庸案，一直株连蔓引，发动锦衣卫掘地三尺，寻找蓝玉同党，在对大将军诛灭三族的同时，又杀死约一万五千人。为了警诫群臣，朱元璋也仿照胡案，下令颁布《逆臣录》布告天下。而且，侦办蓝玉余党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洪武末年方告结束。

在“蓝玉案”中，因株连被诛杀的，仍然是功臣。据赵翼统计，坐蓝党而死的要员有：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之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此外也有一大批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 。

把目标对准开国功臣，在这一点上，蓝玉案与胡惟庸案如出一辙。但是，二者也有不同：胡案更多地对准文臣，蓝案则更多地对准武将。所以，通过蓝玉一案，傅友德、冯胜等开国名将都先后受到牵连，被残忍杀害。那些与蓝玉有过交集的，无论是故交，还是新朋，都被一网打尽。那些与蓝玉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遭到血腥屠杀。总之，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文武功臣几乎都被清剿干净。

与胡案一样，锦衣卫一直致力于侦察案犯和挖掘线索，在抓捕杀戮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是其所搜集的证据，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都无从知晓。今人研究对照《逆臣录》，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也和《昭示奸党录》一样，完全经不起推敲。至于蓝案所杀人数比胡案少了一半，也并非因为朱元璋忽然心生仁慈，应该是当时功臣所剩无多，他只能杀到这个规模了。

在大量清剿蓝党的同时，朱元璋同时下令处死蒋瓛。这位锦衣卫大佬，结局同样非常悲惨。他与毛骧一样，是在替朱元璋辛苦卖命之后，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四、令人胆寒的酷刑

蓝玉被抓捕时，朱元璋已经下令将锦衣卫的各种刑具焚毁，就连锦衣卫的审判权也已被剥夺。但在朱元璋默许或授意之下，锦衣卫偷偷地保留了各种刑具和手段，在收拾大将军蓝玉的过程中，很快就派上用场。被关押在狱中，蓝玉遭受的酷刑一定不在少数，所以才会迅速地“招供”自己谋反的各项罪证。

蓝玉不仅死得很冤，而且死得很惨。当然，遇到嗜血成性的朱元璋，谁都会死得很难看。

关于蓝玉之死，一直流传着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另外一种说法是剥皮实草；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剥皮，再凌迟；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皇帝忽然开恩，所以撤销了原先的凌迟之刑，改为剥皮实草，同时也可借此惩戒各级官员和不法分子。

朱元璋和锦衣卫所发明的种种酷刑中，不知道哪个更为凶残。剥皮实草就比凌迟处死显出一丝人道吗？怕是未必。所以，即便果真有过改判，那也只是鳄鱼的眼泪，全都是伪善。

所谓“剥皮实草”，也可称之为“剥皮囊草”。据说这是朱元璋为了惩戒贪官而发明的酷刑。刑法极为残酷，先把人皮完整地剥下，再往里面填充稻草，然后置于官府座位旁边，或悬挂示众。

在明朝做官，需要胆子够大才行。试想一下，官员履新之时，刚在大堂坐定，就看到前任的人皮悬挂眼前，这当然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种特殊设置，大堂之上也显得十分阴森可怕，料想大小官员起初都是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履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泰然处之。

朱元璋依靠杀人建立大明帝国，他本人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砍砍杀杀，生生死死，他见得多了，也看得淡了。他知道人性中有那么一丝邪恶，可以恶到无极限。对于生命，他本来就缺少敬畏之心。所以，他的治国理念里面，更多的是刚猛和冷酷，更喜欢使用酷刑。

为了保证锦衣卫运行流畅，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朱元璋赋予其审讯罪犯的权力。为保证审讯有力，锦衣卫设计了成套的酷刑。有句话说得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锦衣卫残酷而刚猛的酷刑，是对朱元璋的响应。他们奉旨行刑，所以显得更加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

锦衣卫既是朱元璋铲除异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帮凶，也为朱元璋以酷刑治国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历史上曾有的一些酷刑，比如凌迟、诛族、枭首等，朱元璋都一一用心学习领会，并先后用于实践之中。

锦衣卫狱酷刑为看家本领，据说日常所准备的刑具就有十八套之多。一旦被抓捕入狱，就很难有生还的机会。那么，锦衣卫究竟设有哪些酷刑呢？除了前面所说“剥皮实草”之外，我们不妨再见识其中一二。

首先就是臭名昭著的“廷杖”。所谓“廷杖”，说通俗点，就是打屁股，而且是当众打屁股。据说这一招是朱元璋向蒙古人学的 。朱元璋在洪武八年（1375）启用，第一次是用在茹太素的身上，因为他说话得罪了朱元璋。此后，朱元璋经常使用这一招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且被视为“招待”罪犯的“头道菜”。一旦有哪位官员惹恼了皇帝，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锦衣卫的板子随即就像雨点一般落在他的屁股上。无论是谁，挨三十下就很可能会致残，如果到了一百下，就很难有生还的机会。

据说行刑的锦衣卫校尉都受过严格训练，能够准确地根据上司的暗示掌握杖法的轻重，从而决定受刑人的生死。比如，两脚像八字形张开，则表示可留活命，向内靠拢，就要往死里打。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谈到明代时，一方面痛恨帝国的专制程度已经日益深刻，“在坏的方面也可说是发展到逻辑的尽头”，开始大量使用连半开化的外族统治时期都没有使用过的各种野蛮酷刑，一方面尤其指出了廷杖与诏狱这些酷刑“对臣民人格的无视” 。

廷杖其实不只是对人格的侮辱，它也能直接夺取人的性命。比如永嘉侯朱亮祖、工部尚书薛祥、大理寺卿李仕鲁等人，都是被朱元璋使用廷杖之刑直接打死的。

与廷杖的辱没人格和无比痛楚相比，刷洗、抽肠、锡蛇游等酷刑则更加残忍刻毒，触目惊心，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刷洗，就是先将犯人脱去衣服固定在铁床上，然后一边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身上，一边用布满铁钉的铁刷子在刚刚浇过开水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犯人在万般痛苦中死去。

抽肠，就是用铁钩子从犯人肛门处塞入，钩住肠子后再一点点地抽出，直到将内脏完全掏空、犯人痛苦地死去为止。

锡蛇游，就是将融化的锡水灌入犯人的嘴巴，直到灌满肚子为止，令犯人痛不欲生。

油煎，就是将平底铁盘烧热后，再将犯人放上去。高温之下，犯人很快就被烧焦，非常痛苦地丧命。

站重枷，就是戴枷之人必须一直站立，由于枷的重量超过常人体重，对犯人形成巨大折磨，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活活累死。

铲头会，就是将十几个犯人集体活埋土中，只露出脑袋，等下达执行令时，使用大斧砍头，这样就可以一斧头削去数颗脑袋。

以上介绍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酷刑，锦衣卫实际使用的酷刑远不止这些。从朱元璋《御制大诰》中，可以看出他颁布实施的酷刑还有凌迟、枭首、墨面文身、剁指、断手、砍脚、腰斩、阉割、刖足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残忍至极。

除了朱元璋之外，朱棣也曾设计了一些酷刑。专门研究明代特务政治的学者丁易曾指出：“有明一代的酷刑，差不多全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俩设立的，替他执行这些酷刑的人，就是厂卫特务们。”

随着特务政治的发展，等到东厂、西厂这些特务组织出现后，统治者发明和使用的酷刑一直在增加，已有的酷刑也会再出新花样。比如锡蛇游这种酷刑，可以将滚热的锡水换成各种毒药。在灌入毒药之后，立即灌入解药，之后再灌入另一种毒药，此后再解再毒，一直将犯人毒死。这种酷刑的目的是让犯人遍尝人间百毒，深切感悟死亡的恐怖和痛苦。

由于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可以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完全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犯人在狱中，三天两头接受酷刑，受尽种种折磨。在重刑之下，犯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只能根据审讯的需要提供各种口供，所以很快就可以达到审讯的目的。挺不过去的，就会直接暴毙狱中。锦衣卫狱卒对此习以为常，他们也会经常在狱中洋洋自得地高呼：“今夕有当壁挺者。” 所谓“壁挺”，就是“死亡”的代名词。狱卒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囚犯的生死。

朱元璋的精心设计，很快收到回报。锦衣卫的这种特务系统缜密而细致地开展工作，而且如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组建完成这样一支忠实卫队之后，朱元璋的安全感获得极大提升，至少暂时可以高枕无忧了。

以前，他说了算；如今，全都围着他转。

在这座高度集权的帝国，他是威武霸气的王者，唯一的王者。

五、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有人认为，朱元璋设计锦衣卫，是为了对付朝廷官员，是为了便于侦察和控制各级官吏，因为政府权力毕竟是这些人掌握。官员手里有权，也就有能力对政权构成危害，所以朱元璋需要提防这些人。

因此，有不少人夸赞朱元璋是“平民天子”，在他身上一直有“平民情结”，即便他设计出诸如特务政治这些手段，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官吏，对平民是没有伤害的。

是不是果真这样呢？怕是未必。朱元璋草菅民命的例证太多太多，根本没有所谓的“平民情结”。

而且，在朱元璋看来，平民就掀不起波浪，无法撼动他的政权，危害不到他的统治利益吗？显然不是！想当初，他老朱就是一介布衣起家。所以，造反这件事，怕是和身份地位都没有关系。朱元璋就是平民出身，干了一票大的。

所以，朱元璋对于平民一直也有严密监控。锦衣卫这种特务统治，同样会“照顾”到这些平头百姓，而且是各行各业。

朱元璋很早就定下了各种僭用之罪，对民众立下了各种禁忌，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金银器，不能有穿着饰有龙凤图案的衣服等。前面说过，由于在蓝玉家中发现床帐饰有金龙，这便成为谋反的证据，属于不可饶恕的死罪。对大将军尚且如此苛刻，对平民百姓则可想而知。而且这些规定在明朝一直存在，有的时候还需要特别强调，比如建文四年（1403），建文帝就曾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

某种器物，甚至某种颜色，一旦皇家使用了，普通民众就不得使用，这些规定的出台确实太过苛刻。身处现代社会，人们会对这些无法理解，但在朱元璋的时代，却是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也有人为此而丢掉性命。

明代蟒服　明朝对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平民百姓的服色等级都有严格的限制，明初就有不少公侯因“服色逾等”“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但绣有蟒、飞鱼、斗牛、麒麟这四种图案的袍服不在品官的官服制度之内，属于赐服，等级极高，一般只有皇帝赏赐或奏请批准之后才能穿着。

不仅仅是使用器具受到限制，就连平常的饮食和交通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朱元璋所乐于看到的情形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天下太平，有效防止聚众谋反等案件发生。这些过于严酷的管控举措，哪里是平民皇帝该有的做派。

朱元璋不仅仅是出台规定，还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保证规定的落实。遍布各地的密探，组织严密的锦衣卫等，就是为了保证种种规定的落实。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全国各地都处于特务体系的监控之下，如果有不当言行发生，就会立即遭到严惩。这些政治措施和管理方法的出台，都与所谓“平民情结”相去千万里之遥。

朱元璋毕竟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他对普通民众关心什么、担心什么都非常熟悉，对民众的管理也很有心得。他着重抓住户籍和土地，依靠里甲制度加强对民众的管控。他深知官府的侦察力量不够用，便鼓励民众之间互相揭发。所以，在朱元璋的时代，告密之风非常流行，培植了浓厚的特务文化。普通民众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亲人之间也必须互相揭发，不得隐匿不报，这就使得全国民众都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遇事谨小慎微，不敢有稍许逾矩。这种恶劣的特务氛围，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

不仅仅是鼓励民众之间互相告发，朱元璋更鼓励官员互相揭发，并设立严厉的规定，鼓励学生检举老师的失当言行。他首先是不许学生谈论政治、参与政治，但是学生一旦发现自己的老师犯有《大明律》中规定的“谋反”等“十恶”大事，就必须及时举报，否则将会受到严惩。

朱元璋治官靠的是狠，治民同样如此。为了督促各级官吏勤政，朱元璋经常会派出锦衣卫或“便衣警察”侦察和大量搜集情报，以便及时处置贪官污吏。如果发现民众违反规定，同样会严惩不贷。有一次，朱元璋得知南京夫子庙大中桥一带有百姓抱怨当朝法律过于严苛，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带领士兵堵住出口，从东往西对平民展开屠杀，等整条街数千口被杀之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到皇宫。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听到有人称呼其为“老头儿”，判断这是个蔑称，由此龙颜大怒，抄没那一带的百姓之家。

朱元璋尤其痛恨那些“造言好乱”者。在《御制大诰三编》中，他曾专门设计了各种惩治方法。虽然他也曾当过和尚，但对僧人也有严格限制，有段时间甚至禁止人们念经，凡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就是造祸，就是有意与朝廷作对，需要严加惩处。至于那些预测祸福的算命先生，也在严厉打击之列，因为担心他们借着算命的名义妖言惑众。

对于读书人，朱元璋更是一百个不放心。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他恨这些有知识的人，也时刻加以提防。

有个叫钱宰的人，据说很有学问。当时，朱元璋大概正被《孟子》中“民贵君轻”的论调气得发昏。你想想，费这么大力气才当上国君，这个孟夫子居然说这些阴阳怪气的话，真是令人气愤！所以他下令将《孟子》中这些“不合时宜”的句子一概删除。既然钱宰很有学问，那就给他个小职位，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吧。很快，钱宰就被征调入朝，奉命编写《孟子节文》。但这样一来，钱宰便完全失去了当初那种作为“独立学者”的自由了，甚至连早晨睡个懒觉都不成。

当然，虽说心里有点小牢骚，但钱宰是万万不敢随便发的。他深知朱元璋耳目遍布，如果被谁偷听并揭发，那就随时小命玩儿完。所以，他最多只能把细微的垃圾情绪写进诗歌。这一天，他在家中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这首小诗很快就被朱元璋获悉。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笑着对钱宰说，昨天你作了一首好诗，但也有用词不当之处。比如说，我没有嫌弃你啊，为何不将“嫌”字改成“忧”字。

钱宰辛辛苦苦起个大早，没想到来到朝堂后就听到朱元璋这么一番话，他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看到钱宰这个模样，朱元璋内心还真有些自得：“好吧，我今天就先放你回家，你放心地睡个大觉。”钱宰立即磕头如同捣蒜，一再跪谢皇帝的不杀之恩。

据说朱元璋憎恶“则”“道”“生”“取法”等字眼，因为它们的谐音分别对应“贼”“盗”“僧”“去发”，而这些都是朱元璋人生中难以启齿的伤疤，所以他不愿意别人提及。如果有谁胆敢在文字中使用这些不当词语，一旦被特务发现，或者被谁告发，就会受到严惩。据赵翼记载，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因为文中有一句“作则垂宪”而被立即诛杀；还有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其中有一句“垂子孙而作则”，因此被杀 。作为一朝天子，心理如此变态，明初文字狱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

总之，朱元璋的情报侦察系统和特务政治，不是只对准官吏，而是上至官吏，下至平民，一网打尽。包括他的整台政治机器，必然需要全网覆盖而不留死角才行。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他需要有一些照顾平民的政策出台，却不一定是出于所谓的“平民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