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险的丞相

在民间，刘基一直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所以号称“活神仙”。当时的人们就经常拿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谋略出众的刘基，是智慧的象征，也是朱元璋定鼎中原的重要谋士，朱元璋经常向他讨主意。

有一次，朱元璋想要责罚丞相李善长，被刘基劝住。刘基说：“李善长虽有过失，但他能调和众将。”朱元璋感到非常惊讶：“他几次想要加害于你，你居然还为他着想？我这次就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连忙推辞：“这怎么行呢？用丞相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小木，房子就会立即坍塌啊。”

后来，李善长被罢相，朱元璋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长期负责特务工作，平时待刘基很好，没想到刘基极力反对他出任丞相：“杨宪没有做丞相的气量。”朱元璋接着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答道：“气量比杨宪更加狭小。”朱元璋接着提名胡惟庸，刘基答道：“做丞相就好像驾车，我担心他会翻车。”

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朱元璋不免面露愠色，忽然说道：“这丞相之位，怕是只有先生你最合适。”没想到刘基仍是推辞，说道：“我一向嫉恶如仇，又缺少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恐怕也会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不是没有人才，需要的是皇上留心物色。只是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出任丞相啊。”

刘基把帝国比作大厦，用丞相就得用那些粗壮而又结实的木头，起用得力干将。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做这样的木头，不知是不是看到了某种凶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几位，后来都在丞相任上获罪。

刘基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他一直寻机隐退。但他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不仅得罪了朱元璋，也得罪了淮右集团，更是彻底得罪了胡惟庸，从而为自己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他想远离是非之地，却已走不脱了。

有人不想当，有人抢着当。这个世界上，缺的不是人，而是位子。再危险的岗位，都会有人去填充，何况是丞相这样的高位。胡惟庸一直费尽心力往上爬，最终爬到了这个位置。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还做成了末代丞相。

胡惟庸是定远人，和李善长是同乡，所以一直受其提携。洪武六年（1373），他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但由于汪广洋被贬广东，所以胡惟庸可以独专中书省事务，直至升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个精明干练的人，遇事小心谨慎，也非常善于讨皇帝的欢心，由此而获得宠信。但是，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大，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也开始变得骄横跋扈。除了皇帝，谁都不放在眼里。这也难怪，除了朱元璋，朝中已经没有谁的权力比他更大了。内外奏章，他都可以先拿来查阅，凡对自己不利的，便先行扣下。天下人都知道胡惟庸权大势大，各方趋利之徒竞相投奔，贿送财物。

这个时候的胡惟庸是最为自得的，同时也是最为危险的。

朱元璋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了解，只是他尚且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他还在等，等待事态的发展，等待收拾胡丞相的最好时机。

对于胡惟庸的不法和妄为，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大将军徐达多少也知道一些，他选择向朱元璋告发。此前，胡惟庸曾多次拉拢徐达，均被徐达冷处理。徐达鄙薄其人，不屑与其交往，并瞅准时机悄悄禀告朱元璋，说胡惟庸这人根本就不适合担任丞相。胡丞相热脸贴了冷屁股，心头自然不快，得知徐达打自己的小报告后，更是怒火中烧，于是设计谋害徐达。

对大将军徐达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可想而知。权倾朝野的胡惟庸，自以为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所以一向肆意妄为。

面对险恶的政坛，聪明的刘基虽然及时退隐，但他在老家的一举一动仍会受到各方关注，包括胡惟庸，也包括朱元璋。毕竟他是明朝初年除淮右集团之外最重要的力量。

淮右集团，其实就是最早帮助朱元璋崛起的一帮穷哥们，堪称嫡系。朱元璋自称淮右布衣，和他们是乡里乡亲。他们是朱元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最为倚重的一支力量。但在坐稳江山之后，朱元璋立即发现这支力量已对自己形成了最大威胁。因为其中聚集着一大批位高权重的功臣，比如徐达、冯胜、李文忠、李善长、蓝玉……

刘基也是开国功臣，但毕竟是浙江人，和淮右集团非亲非故，所以受到胡惟庸等人的时刻提防。朱元璋对刘基，则在提防之外，也进行拉拢。出于提防，刘基在告老还乡时，朱元璋丝毫不作慰留；为了拉拢，在得知其生病之后，他需要表示一下关心和慰问。不幸的是，这种关心很快就被胡丞相所利用，使得善意的慰问变成了残忍的投毒。据说在朱元璋派出医官探视之后不久，刘基便一命呜呼。因为他服用的药物带毒，医官是受到胡惟庸的暗中唆使。

胡惟庸权势更炽之时，在他定远老家的一座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周围那些阿谀之徒都说这是祥瑞之兆。更有不少人告知丞相，说他家祖坟上空每晚都是火光冲天，照彻夜空。胡惟庸相信这一定是吉兆，更加高兴和自负，便生出所谓的异心。

二、贴心的毛骧

朱元璋的耳目遍布天下，刘基之死已经让他心生疑虑，下定决心暗中调查。这时候，丞相府又不断传来祥瑞，他对这些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受到丞相一番怂恿之后，朱元璋想去看看祥瑞之兆是否有利于朝廷。然而就在这时候，事情逐渐起了变化。

面对很有心机的胡丞相，有着特殊政治嗅觉的朱元璋可能也曾想先警告一下他，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杀人。他想把丞相的所有行迹打探清楚，充分掌握其图谋不轨的证据，一些心腹检校奉命完成这次侦察任务。

虽然这支队伍的侦察能力已经非常强大，足令天下臣民胆寒，但用来侦察丞相却还是显得捉襟见肘。胡丞相经营多年，羽翼颇丰，京城内外，甚至各省都有他安插的大小喽啰，密布如蛛网。而且，这些检校并没有直接逮捕和审判的权力，多为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更缺乏强有力的组织。

所以，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才行。正是由于侦察胡丞相的需要，朱元璋产生了组建专门侦察机构的想法，要征召一批精英分子，组建最为精锐的队伍，从而完成这项高度机密的任务。

什么样的队伍可以胜任这种高度机密的工作呢？看着身边这些膀大腰圆、武艺出众的护卫，朱元璋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对，就是他们了。这些人是朱元璋最贴身的护卫，也是被他视为最可靠的部队—内廷拱卫司。

拱卫司是吴元年（1367）所设。自设立之日起，便一直在朱元璋身边担任着护卫、救驾等特殊任务。既然长期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那么所有士卒都需要经过精挑细选，个个都是忠心不二的死士，可以随时为朱元璋上刀山下火海，当然是执行特殊任务的首选。不仅如此，在拱卫司中，朱元璋选中的是其中最为精英的主力干将：仪鸾司。仪鸾司囊括了内廷拱卫司的精英，还因为专门负责皇帝的护卫工作，距离皇帝最近，传递情报最为便捷，既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监视任务，也能快速高效地把情报传递到朱元璋手中。

为了充实队伍，朱元璋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继续扩大侦察力量。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以“免徭役”作为优惠条件，从民间招聘一千三百多名良家子弟充实到仪鸾司，主要就是担任侦察任务。

《出警图》（局部）　图中骑高头大马的是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后面身着红衣的随扈二人为锦衣卫校尉。锦衣卫在成立之初，不仅承袭了拱卫司的护卫之责，也承袭了仪鸾司在国家重要活动中的仪仗之责。

队伍足够庞大了，交给谁统领呢？朱元璋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把侦察丞相的任务交给毛骧，由他来进行统一指挥调度。

关于毛骧这个人，我们如果翻检《明史》，看不到他的太多记录，最多只能在其父毛骐的传记中找到几句顺带的介绍。另外就是在讲到胡惟庸时，顺便提起过他，因为胡惟庸的死和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虽说记录较少，但在明初的历史中，毛骧可不是个一般人物。我们从《明太祖实录》中，也能依稀看到他的部分显赫经历。他是锦衣卫第一任指挥使，明朝初年的历史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毛骧的父亲叫毛骐，较早追随朱元璋，并且屡建战功，所以成为朱元璋的嫡系，甚至一度和李善长并称左右心腹：“时太祖左右，惟善长及骐，文书机密，皆两人协赞。” 毛骧听从父亲的安排，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并在平定中原的过程中立有战功。他也由此而获得朱元璋的垂青，被任命为亲军指挥佥事。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羽林卫指挥使。

羽林卫，即羽林军，是宫廷禁军，嫡系皇家卫队。佥事，负责侦察情报工作。从这份工作履历可以看出，毛骧不仅很早就获得朱元璋的信任，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侦察经验。

毛骧擅长侦察工作，也善于领兵作战。比如当时滕州段士雄谋反，就由毛骧率兵平定。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毛骧的身影。浙东沿海出现倭寇，毛骧立即被派到抗倭前线。洪武五年（1372），浙东倭寇进扰，毛骧奉命阻击，战果辉煌：“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 洪武九年（1376），毛骧被提拔为大都督府佥都督。

对于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有为青年，朱元璋不能不予以特别的信任，并进一步提拔重用。既然毛骧有着丰富的侦察经验，侦察丞相的重任也就非他莫属。

队伍足具规模，而且堪称兵强马壮，牵头之人也物色完毕，锦衣卫便呼之欲出，至少雏形已经在朱元璋的脑海中形成。

三、收网杀人

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步步为营，已经悄悄地布下天罗地网，那边的胡惟庸却毫无所知，仍旧陶醉在迷梦之中。他把皇帝的信任当成真，就不能抱怨自己伤得深。

当时，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先后犯事，并受到朱元璋的处罚。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便乘机暗中对他们进行拉拢。威逼利诱很快见到成效，两人应邀到丞相府饮酒。酒酣之时，胡惟庸令左右退下，对他俩说：“我等所做之事多不合法，一旦被发觉将怎么办？”愚勇的二位立即变得惶恐起来。见此情形，胡惟庸便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他们，命他们暗中在外招集兵马。

毛骧因为搜集情报的需要，开始多方主动接触丞相，而胡惟庸也深知毛骧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拉拢，甚至一度引以为心腹。二人打得火热，无话不谈。为了招兵买马，他命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并且拍着胸脯说：“我将来会用得着你。”

据说胡惟庸还尝试暗中游说李善长，甚至派出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以作为外援，同时还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北元，向元朝嗣君称臣，请求他们发兵作为外应。他还将许多重要的文书扣压在丞相府，不愿意及时报告皇帝……

有些事还没发生，有些人还没来得及联络，有些命令还没有发出，就已经被朱元璋悉数掌握。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朱元璋的巧妙布置，也说明毛骧他们的侦察工作非常高效。

今人考证说，其中有些罪名完全属于有意栽赃和精心编织。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认为，安置在胡惟庸头上的诸多罪名，基本都是捏造 。不管是不是捏造，当朱元璋决定杀人的时候，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想法，更没有人能打断他的计划。

权势过于膨胀的胡丞相，已经成为朱元璋的绊脚石，那他就不得不死！相权的上升，往往伴随着皇权的下降，这是初登皇位的朱元璋尤其不想看到的。

就在胡丞相志得意满的时候，一次致命的车祸打乱了他的计划。

这一天，丞相的儿子在闹市区兜风，由于车驾得太快，飞奔的过程中翻车了，丞相的儿子坠车而亡。胡惟庸为此心痛不已，立即下令将驾车的车夫杀死。朱元璋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命其偿命。胡惟庸请求使用金帛补偿车夫的家人，遭到朱元璋的严词拒绝。胡惟庸感到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同时密告四方，下令那些依从于自己的武臣及精心培植的各方力量提前做好准备。

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占城国前来进贡，朱元璋很晚才得知这一消息。皇帝大怒，下令彻查。胡惟庸和汪广洋将一切罪责归于礼部，礼部则推诿于中书省。朱元璋更加愤怒，下令将相关臣僚全部关押并追责。不久之后，汪广洋被赐死，汪广洋的小妾陈氏陪死。朱元璋得知陈氏是陈知县的女儿，大怒道：“被没入官的妇女，只能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可以得到？”于是命法司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牵连出众多的违纪官员，对胡惟庸很不利。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和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

第二年正月，涂节告发丞相谋反之事。被贬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皓，也告发胡惟庸的阴谋。朱元璋下令廷臣追查，迅速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廷臣说：“涂节本来也参与阴谋，见事不成才检举告发，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在诛杀胡惟庸的同时，也顺便杀了陈宁和涂节。

在处死胡惟庸之后，朱元璋宣布自此撤销相位和中书省，而且不允许子孙以任何借口重设。

虽然大权在握，朱元璋对丞相始终怀有提防之心。除了李善长被早早安排退休之外，汪广洋也曾几度起落，直到被杀。等胡惟庸任丞相时，朱元璋算是明白过来：换人不如改制。于是，他耐心等着胡惟庸出错，在除掉丞相的同时，也借机消灭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撤销相位，直接解决了明朝初期皇权和相权的冲突问题，使得皇权变得更加稳固，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朱元璋此后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虽说有些辛苦，却是乐此不疲。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各部尚书的权力四分五裂，被切割和分解。终明一朝，中书省再没机会设立，最多只是内阁这样的辅政机构俯首帖耳地为皇权服务，再无掀起风浪的机会。即便后来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超越六部尚书，但始终无法和明初的丞相相提并论。

四、从幕后走到台前

在除掉胡丞相之后，朱元璋还做了一件大事：宣布成立锦衣卫。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情报侦察机构对于铲除异己、惩治犯罪的作用。

朱元璋的情侦人员在与胡惟庸的一番较量之后，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而且锻炼了队伍。情侦系统不仅队伍壮大了，而且地位也提升了，获得了朱元璋的极大信任，已经具备形成独立力量的条件。为了维护专制集权的需要，他们迫切需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承担起更为重要的任务。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正式宣布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也有学者认为，锦衣卫作为特务机构早就存在，至于洪武十五年改置的锦衣卫则是合并了仪鸾司和锦衣卫，其名称也可以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 。总之，特务机构从此公开化，取得了正式的“营业执照”，大大小小的特务也都取得了从业资格。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再次征召一万四千名壮汉充实到锦衣卫各个千户所，使得这支由他直接统领的特别侦察队人数将近两万。

在朱元璋的设计中，锦衣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锦衣卫下设经历司，掌管公文往来与案宗，名义上是负责公文档案之类，其实主要就是掌管由皇帝下达的案件审判的诏旨。换句话说，锦衣卫都是由皇帝直接掌握，别人不得染指。这种诏旨，或称诏令，是专属于锦衣卫的用以执行特殊侦察和缉捕任务的指令，也可以认为是皇帝所赋予的特殊权力。因此，所谓“诏令”，既是锦衣卫的护身符，也是锦衣卫特殊身份的证明。诏令和锦衣卫一起，构成了皇权的特殊象征。

除此之外，锦衣卫还设有镇抚司。因为拥有自己的监狱和法庭，所以具备侦察、逮捕、审讯及判刑等权力。镇抚司原本是锦衣卫的属官，但遇事可以直接奏请皇帝裁决，有时就连锦衣卫指挥使也可以绕开，所以被称为“诏狱”。

与明朝的军制相应，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锦衣卫的官校，除部分世袭之外，一般都从民间精心选拔。既要求身体强壮、孔武有力，更强调无不良记录。至于入职之后的升迁，除了依靠资历之外，更需凭借能力。

所有校官在入职之后，都要不断培植忠诚于皇帝的思想。此外，还要格外强调保密纪律。不该说的，一定不能说。在执行任务和传递情报的过程中，这一条原则显得格外重要。为了保证侦察行动的机密，锦衣卫的很多人员都曾悄悄地消失，又忽然地出现。他们经常在假装失踪之后，潜伏各处，悄悄担负起各类侦察任务。否则，他们不大可能绕过丞相的耳目，还能把胡惟庸的人脉关系摸得那么清晰而透彻。

除了拥有一些特权之外，锦衣卫还有明显的标志性特征：穿飞鱼服，佩绣春刀，腰间悬挂腰牌。《明史》记载：“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 也就是所在祭祀等重大活动中，只有锦衣卫可以携带兵器，身着华衣，护卫左右。

另外，因为穿着缇衣，骑着快马，所以锦衣卫也被称为“缇骑”。所谓“缇骑四出，海内不安” ，说的就是锦衣卫执行任务时的气场和巨大震慑力。

明代飞鱼服演变自蒙古族服饰曳撒，上绣有飞鱼图案。而飞鱼实际上并非是鱼，乃是一种鱼尾的四爪龙。锦衣卫并非全员皆身穿飞鱼服，只有军官一级的才可穿，正三品的堂上官可穿大红纻丝飞鱼服，普通的校尉、力士等是穿不到飞鱼服的。飞鱼图案可用在多种样式的服装上，既可以做成过肩袍，也可以做成胸背补子，在使用上没有固定规则。虽然明朝制度禁止乱穿飞鱼服，但往往皇帝自己也是滥发，致使飞鱼服的使用越来越混乱。

锦衣卫是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明史》总结其职责是“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 。所谓“直驾侍卫”，应该是禁卫军的职责，保卫皇帝，担任警戒，始终是皇帝的贴身卫队。所谓“巡察缉捕”，则是今天公安部门需要完成的职责，有侦察罪犯和抓捕犯人的权力。窃贼可以抓，贪官可以抓，什么人都可以抓。此外，它还拥有着特别审判权，有审讯犯人和关押犯人的权力。这一点与卫队及所有别的“卫”都拉开了距离。

所以说，锦衣卫什么都像，却又什么都不像—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四不像”。但它对于朱元璋和明王朝来说，却非常实惠，所以地位也非常重要。

锦衣卫的行动隐秘不显，组织架构也神秘莫测，但它已经名正言顺、光鲜亮丽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特殊的身份和角色，注定了这些身穿飞鱼服、腰系绣春刀的神秘卫兵，将长期在明朝历史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凡是被锦衣卫怀疑并且掌握到“证据”的案犯，不管有没有危及明朝政权，都难逃法网。

历朝历代的皇帝其实都非常注意在朝臣身边安插眼线，以此加强对臣僚的控制，一旦发现危机，也便于及早进行处置。宋代皇城司这种侦察机构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对于臣民监控的升级。至于锦衣卫，我们不妨视为皇城司的升级版：组织更加严密，人员更加精干，手段更加毒辣，效果更加明显。

在拥有锦衣卫之后，朱元璋对臣民的监控可以变得不再那么羞涩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制度化、组织化、程序化、合法化。朱元璋需要这一批忠诚的精英卫士来看家护院。家是他的家，国是他的国，一切他说了算。朱元璋与生俱来的“朴素”的农夫“品质”，注定了他需要认真打造这样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始终是朱元璋的至亲至信，完全出自他的有意提拔和重点栽培。可以说，锦衣卫的出现和壮大，既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朱明王朝执意推行集权政治的一种逻辑结果。

五、杀更多的人

从汪广洋到胡惟庸，朱元璋先后杀了两位当朝丞相，而且还顺带杀了好几位大员，令世人震惊不已。不过，接下来的动作怕是更令人吃惊。朱元璋开始凭借着胡案接连制造案中案，大规模清剿制约皇权的各种力量。

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也很直白：打下江山，靠的就是杀人；坐稳江山，依然得靠杀人。他决心杀更多的人，不知道是为了殉那位刚刚死去的丞相，还是为了守护他的大明江山。

只有杀更多的人才能让他感到踏实。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指挥参加过无数的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集中杀人。坐稳江山之后，好歹需要与民休息，他只能把杀人的节奏缓慢下来。但在清剿胡党的过程中，他又重新进入杀人的快车道，恢复了杀人的节奏。

为打天下而杀人，他不需要出示证据；等天下太平之时再杀人，这就需要证据了。有了锦衣卫，他便可以随意找到各种所需证据，从而能够从容而“合法”地杀人。

杀死胡惟庸之后，朱元璋继续穷追其重要党羽及亲戚友朋，并且一直深挖了十余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才宣告结束。凡是与胡丞相有牵连之人，皆称“胡党”，都要受到严惩。结果，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在内的一大批功臣勋爵都受到株连，牵连被杀者共计三万余人。

其中，挖出淮右集团的总头目李善长，应该是朱元璋最为自得的一件事了。

李善长号称建国的首功之臣，是文官领袖。当初为了示好，朱元璋将长女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两家结为亲家。虽然退休多年，但李善长的那些老部下仍然掌握实权。所以李善长的存在，标志着淮右集团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存在。奇怪的是，李善长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就是死不了。徐达作为武官领袖，都死了好几年了，李善长却以羸弱病躯，一直苟延残喘。这让朱元璋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

总该有个了结，却总抓不到证据，这个难题便只能交给锦衣卫了。经过长期侦察，毛骧挖出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私通胡惟庸的证据。可是朱元璋没有一丝兴奋，因为这情报对他没有多大价值，也没有理由就此杀掉李善长。既然如此，不如网开一面，给李善长一个人情，将李存义从轻发落。这么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展示朱元璋仁慈的胸怀；第二，暂时稳住李善长。

李善长在得知弟弟被宽恕之后，并没有做出谢主隆恩的举动。这让朱元璋非常不悦，只是此时命令已经发出，不好立即收回，只能等到将来老账新账一起算。

有锦衣卫，有毛骧，朱元璋并不需要等待太久。锦衣卫潜伏侦察很长时间之后，总算抓到了李善长谋反的“铁证”。

据说胡惟庸曾经指派李存义劝说其兄谋反。第一次劝说碰了一鼻子灰，李善长根本不为所动，反而怒目相向。第二次再劝，李善长不置可否，有所松动。第三次，李善长叹道：“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意思是，我已经老了，所以没有兴趣。等我死之后，你们爱咋咋地。

这真是不可饶恕的死罪。李善长作为功勋老臣，明知朝臣有叛逆谋反之举，不但不检举揭发，反而是徘徊观望，首鼠两端，实属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这时，又有证据表明，李善长曾伙同胡惟庸私通倭寇。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征讨北元时，曾抓获封绩，李善长隐瞒不报。等到两年后封绩被逮捕，才从他口中审出实情：“封绩往来沙漠，私书有善长手迹。” 李善长大逆不道的罪状已经非常明确。

总之，在深挖胡案、清剿胡党余孽的过程中，锦衣卫挖出很多证据，都纷纷指向李善长。甚至连善于观察天象的官员也说，因为天象有变，只有杀了李善长才能顺应天命。

可能李善长平时得罪的人也比较多，关键时候除了一个叫王国用的人，再没人站出来帮他说话，所以李善长只能坐以待毙了。他的死，能够除掉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虽然和皇帝结为亲家，虽然手握两张免死铁券，虽然是朱元璋最为倚重的开国元勋，李善长在他七十六岁这年还是不得不以死谢罪。只有儿子李祺因为是老朱家的女婿而侥幸活命，其余七十余口一并被处死。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做鬼都已经超过十年了。

而且，锦衣卫的战果不断扩大，审讯的过程中，还挖出了更多的线索。与胡惟庸过从甚密、共谋叛乱的人越来越多。朱元璋顺藤摸瓜，一个接着一个地杀：“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三万多人中有多少冤魂，只有天知道。

据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总结，当朝坐胡党而死的重要官员有：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骐）、李伯昇、丁玉、邓愈之子镇及宋濂之孙慎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 。

这长长的名单，透出一股凛冽的寒气，是朱元璋的辉煌战果，同时也是明初功臣的悲歌。

为了起到惩戒作用，朱元璋下令编辑出版《昭示奸党录》广布天下，并且一连出版了三本。这其中除了记载胡党分子的名册之外，还有一些前后自相矛盾的审讯记录。不知道哪些属于捏造，哪些得自酷刑。

至于毛骧，他虽在除去胡惟庸的过程中立下大功，但也被下令处死。他接触胡惟庸，该是为了套取情报。到了这时，说他与胡案牵连太深，完全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模式。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杀他，就是为了灭口。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不能不死。

总之，该死的全都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朱元璋视官员为牲畜，杀人杀得性起，根本停不下来，硬生生地把南京变成了一个“屠宰场”，血腥而且恐怖。

通过精心布局，朱元璋顺利地除掉了胡惟庸这一“奸相”和“叛徒”“野心家”加“卖国贼”，此外还产生了两项重大“成果”：撤销中书省和成立锦衣卫。这就是朱元璋精心寻找的两味重要的治国“药引子”，将它们注入帝国的肌体之后，不知道会诱导其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