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不满意中书省完全置于李善长个人掌控之下，杨宪感到责任重大。小小七品都事李彬竟敢卖官鬻爵，他身后是什么人？杨宪夜访刘伯温，亮出了皇上的密诏。李彬被捕，丞相府里乱成一团。李彬被斩在祈雨台前，刘伯温跟李善长结下梁子，被迫告老还乡。

杨宪受朱元璋的赏识，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这是从二品的大官，地位居于左右丞、平章之下。由于上述官职均由在外征战的武臣兼任，而另一位参知政事汪广洋尚未到任，所以在中书省杨宪应是仅居左丞相李善长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不过杨宪到任以后，发现中书省完全是铁板一块，全是李善长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左右司的郎中、员外郎、都事、检校、照磨等，碰到杨宪总是恭恭敬敬、垂手侍立一旁，向“参政大人”请安问好，可始终没有谁来向他请示汇报什么。李善长本人并不在中书省衙门内，他除了上朝就待在新修的丞相府里，可是杨宪分明感觉到，偌大的中书省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志在运转，这里的每一位官员都服膺于李相爷的铁腕之下。

杨宪隐隐地感觉到，皇上正是不满意这种现状才派他来中书省的。以皇上的英明神武，他是不愿意看到中书省这个国家行政首脑机关，完全置于李善长个人掌控之下；它所体现的只是丞相李善长的意志，而不是居于国家权力顶峰的皇帝的意志。朱元璋在他北巡之前，将杨宪安排到中书省来，还特地赐给他相机行事的密诏，足见皇上对他寄望之深，也说明自己的责任重大，若不能在中书省站稳脚跟，做出一番事业来，岂不有负皇上的厚望。

杨宪上任之初，也曾亲去丞相府拜谒他的顶头上司李善长相爷。李善长明知朱元璋让杨宪出任参知政事，是来中书省掺沙子的，但他身居丞相高位，根本没把初出茅庐的杨宪放在眼里，官样文章似地应付了他几句，就哈欠连天地示意他可以告辞了。对于李善长的故意冷落，杨宪恨得牙发痒，这时他差点忍不住把皇上那份密诏亮出来，杀杀李善长的威风！

杨宪在中书省管不了事，但皇上命他监视朝廷的官员，若发现不当即可密报，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命令几名亲信分头到中书省各个部门去打探情况，每天详细向他汇报。那几名亲信的身份是中书省的衙役，他们在各个部门走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虽不能刺探到什么机密，但了解哪个部门的动向和人员进出情况却绰绰有余。

几天后，杨宪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有一名叫李彬的左司都事，他的视事处每天有不少人来往。那些人个个衣着光鲜，有的是地方官员，有的是商贾模样，一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找李彬都事求职的。当时京城里正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六部衙门、八大亲王府、国子监、功臣庙等都在陆续兴建。李彬管的大概就是这些工程的营缮监管人员的任命。这自然是一些可以大捞银子的肥差，所以人们趋之若鹜，其中自然免不了有卖官鬻爵的猫腻勾当。杨宪的那名亲信不经意地打听一下，果然证实那些求职的人无不是拿着大把大把银票来的。

杨宪决心把这事作为突破口。他心中暗自思量，李彬纵使是李善长的亲信，但他小小一名七品都事，哪有那么大的权力，敢于卖官鬻爵？在他身后必然有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大鳄！为了拿到他们的犯罪证据，他不能不投入一些本钱来进行试探。

一天，中书省左司都事李彬的视事处外面来了一位锦衣华服富商模样的人，他出手阔绰地从袖筒里拿出一锭银子塞给值班的衙役，对他说道：“麻烦贵价通报一声，在下应天张朝奉求见都事大人。”

衙役见钱眼开，道声：“官人稍等片刻，小的即去通报大人。”

没多久，那个张朝奉就得到了都事李彬的接见。他开门见山自我介绍道：“在下祖居应天，世以营缮工程为业，在京都业内颇有些声望，前几年沈万三承修水西门到玄武门之间的城墙即由在下承包。近闻朝廷有扩建王府一条街、新盖十座王府的浩大工程，都事大人身居要津，总揽工务，不知在下能否有幸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李彬瞥一眼这个衣着光鲜的人，冷冷地道：“大官人也许弄错了，下官身为左司都事，只是负责选拔任命各项工程的营缮和监理官员，承包工程的事下官是管不着的，你要去找别的人。”

张朝奉心想：当了工程监理官员还怕揽不到活吗？那还不是一码事？于是进一步地说道：“不瞒大人说，在下虽不算富甲一方，但也广有资财，对赚钱已经没多大兴趣了。只是世以营缮为业，颇具这方面的才干，有心为朝廷效力做一番事业，也为自己留点名。若大人不弃，玉成在下这点小小的心意，在下自当感恩图报。”

这样的人李彬见得多了，世上没有不想赚钱的商人，要赚钱就得先投资，你若“玉成”了他，他自会感恩图报，这就是直接要你报价了。李彬考虑这个人的资历才能做一个王府工程的营缮总监自然是胜任的，这就有了和他谈判的基础。不过李彬不想让他太顺利地满足愿望，借口还须向上司禀报，约他过两天再来谈。

经过再三接触，李彬以营缮总监责任重大，需要缴纳适量的保证金为由，让张朝奉交付了十万两银票的保证金，另外五万两银票则是对都事大人玉成此事的孝敬，换取到一纸“王府工程营缮总监”的任命书。

往后的几天，京城里一些在李彬那里获得官职的人相继失踪了，杨宪亲自审问了那些人，在严刑追讯下，他们一一签字画押承认了向李彬行贿买卖官爵的事实。

杨宪要对李彬下手了，他以“张朝奉”名义付出的十五万两银票不能白交。于是他带着一干证据连夜造访御史中丞刘伯温，因为只有负责督察百官的刘伯温才有下令逮捕李彬的权力。

刘伯温对杨宪夤夜造访感到有些惊讶，他们同朝为官，平日也有些诗文交往，但杨宪是山西人，并未完全融入江南文士集团这个圈子内，且杨宪、夏煜、高见览等人均为“检校”起家，专司“伺察搏击”，告发朝廷官员的阴私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刘伯温、宋濂等人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但也从不敢得罪他们，彼此相敬如宾罢了。今番杨宪来访必有重大事故，刘伯温不敢怠慢，首先开口祝贺他道：“宪公蒙圣上恩宠，荣升参政，伯温未曾造府恭贺，失礼失礼！”

杨宪谦让道：“中丞大人说哪里话来？大人乃国之重臣，皇上北巡付以监国重任，只因学生初到中书省，诸事繁杂，没有及时来向中丞大人请示讨教，望乞恕罪。”

“哪里哪里？宪公过谦了。”刘伯温知他是有事而来，直率地问道：“参政连夜来此，必有重大事件相告伯温。府中无外人，但谈无妨。”

“学生近日闻悉，在中书省有人接受贿赂，买卖官爵，贪贿犯罪达数十万两之巨。御史台可曾与闻此事？”

“啊！”刘伯温大吃一惊，面部表情有些尴尬，“皇上北巡不久，竟有这等事发生！中书省乃国家行政首脑机关，何人如此胆大妄为？杨参政仅是听闻此事，还是已经拿到贪贿犯罪之人的证据？”

杨宪把一干人犯行贿买官的供状拿了出来，同时向刘伯温讲了自己为取得证据，派遣亲信伪装营缮商“张朝奉”花了十五万两银子买了个“王府营缮总监”的经过。他这样做为的是结案后能要回那些银票。

刘伯温看着那张十五万两银票换来的任命书，不禁惊异这位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杨参政竟然如此有心计。此人在皇上出巡之前调到中书省，行事又如此出格，莫非他身负某种秘密使命？

这时杨宪开口说道：“据学生查悉，左司都事李彬负责京城各大营缮工程的官员任免事宜，他不过一七品小官，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其身后必然有人撑腰。学生以为，要查清此事，御史台应立即将其拘捕严鞫。”

刘伯温对李彬这个人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李善长的亲信之一。他隐隐地感觉到了这件事可能牵涉到李善长或他家的什么人。刘伯温深知李善长在朝廷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不能撼动的，皇上北巡虽然委托他与李善长共同监国，但作为丞相的李善长享有处理朝中事务的全权，自己仅负督察百官的责任，处于辅佐地位。李彬这个案子如果与李善长有什么关联，身为御史台的负责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必须特别谨慎从事了。

“中书省内部有人买卖官爵，参政大人可曾通报李丞相知晓？”刘伯温将了杨宪一军。

“啊！学生这几天急于查清案子，还没来得及去相府禀报。”杨宪颇有些尴尬，不过他马上理直气壮地说，“学生以为，御史台负有督察百官之责，现李彬贪贿犯罪证据皆在，是中丞大人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杨参政所言极是，纠察百官惩治贪贿下官责无旁贷。只是万岁出巡，委托左丞相全权处理朝中事务，此事下官还需与李相爷通气。”

杨宪见刘伯温屡屡拿李善长来压他，心中十分愤怒。他知道刘伯温是投鼠忌器，恐此案牵涉到李善长本人，影响他与李善长的关系，故此要先与李善长通气，使其有回旋的余地。他们如此官官相护，这案子怎么能查个水落石出？自己的一番苦心岂不白费了。

心里一急，他凑近刘伯温，压低声音说道：“学生请中丞大人看一样东西。”

“什么？”

杨宪不慌不忙撕开内衫衣襟，取出皇上手谕递给刘伯温。刘伯温看了大吃一惊：杨宪如此有恃无恐，敢于藐视李善长的权威，原来他奉有监视朝政的密谕！他强自镇定地将皇上手谕交还给杨宪。

“参政大人请将圣谕收好。”

“学生这也是不得已啊！”杨宪解释道，“一干人犯均已抓到，暂时羁押在兵马司。这李彬若任其逍遥法外，一旦他们串供翻案，学生怎么向皇上交代啊！”

刘伯温心想：皇上既有手谕许他便宜行事，只怕他的密奏此时已在驰往汴梁的路上，此案无论牵涉到什么人也得办了。于是，他与杨宪相商，御史台派中丞章溢与杨宪共同查办此案。当夜即由御史台派出官兵抄了李彬的家，将李彬及相关官员缉捕到案。

李彬被捕，丞相府里乱成了一团。刘伯温虽在第二天及时知会了李善长，并且暗示此案另有通天的神秘人物参与其中，御史台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李善长才醒悟过来，自己虽位高权重，却不该漠视了那位不起眼的参政杨宪的存在！

李彬被捕之时，在他家里抄出了十余万两赃银，这距杨宪掌握的他买卖官爵所得赃银总数八十余万两相差甚远。御史台继续讯问时，李彬闭口不答。

丞相府里，李善长气急败坏地把他的长子李祺叫来，劈头就一顿臭骂。

“你和李彬，你们干的好事！目无王法！”

李祺还硬着脖子强词夺理：“父亲，李彬他卖官鬻爵，与孩儿何干？”

“与你无干？不是你在后面撑着，他有那么大胆子吗？再说，八十余万赃银只抄得十余万两，其余的到哪里去了？”

“那谁知道？他们去审，去问好了，谁敢说是落我们家了？”

“混账！你知道李彬落谁手里了吗？大刑伺候之下，他能不一五一十地招出来？到那时我们这个家全让你毁了！”

“这……”

父子俩的对话是在李善长的书房里秘密进行的，但却没有避开另一个人：李善长的定远老乡——太常寺少卿胡惟庸。他见李善长急了眼，忙出面安抚道：“相爷勿躁，李彬不是御史台抓的吗？我想刘伯温顾及他与相爷的关系，也许不会逼得太急。”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刘伯温滑头得很，他把这案子交给章溢和杨宪去办，自己在一边坐山观虎斗。”

“杨宪不是中书省的人吗，他会与相爷作对？”

“哼，看来皇上北巡之前是有意把他安排到中书省的，我没把他当回事，太大意了！看来这个案子就是他挑起来的。”

胡惟庸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思片刻后说道：“如今之计，只有暗中稳住李彬，要他一个人把此事担起来，不要牵涉到大公子。”

“万一他为了逃脱罪责，不想一人承担呢？”

“如今能救他的只有相爷了，不怕他不答应。”

“可是，他交不出八十万两赃银。”

“那倒好办，只需如此便可。”

胡惟庸附在李善长耳边悄悄授计，李善长听了心方稍定。少顷，他叱喝李祺道：“还不快去办？”

在杨宪的严刑审讯下，得到李祺授意的李彬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护道：他虽官卑职小，但任命京城工程营缮官员是他职责范围，无需报上司批准，所收八十万两银子大部分是交纳的保证金，现存在京城的某钱庄里，自己接受十余万两孝敬银子是实。御史台果然派人到他所说的钱庄，提取到六十余万两银票，钱庄老板还画押具结，称银票确是李彬存在他那里的，他自然不会透露这些银票的真正来历。

刘伯温十分庆幸这个案子圆满结案。一年前，以李善长为首，由刘伯温、陶安、傅献等参与制定的大明《刑律》已颁布施行。朱元璋有鉴于元律的弛纵，力主以严刑峻法治国，对于官吏的贪墨更是严惩不贷。比如官员监守自盗者，赃银四十贯（折四十两银）者绞；官员受贿六十贯者斩，甚至还附加剥皮实草等酷刑。李彬贪污达数十万两之多，自然难逃一死。

结案后刘伯温于静夜仔细将此案破获经过字斟句酌地草拟奏折上奏汴梁行在。对于案犯李彬自然要求明正典刑，流徙家属，抄没家产，其余人犯一一量刑不等。他在奏折中强调此案的破获全赖中书省参知政事杨宪发现犯罪苗头后明查暗访，应居首功；而御史台负有监督百官之责，理应予以配合。刘伯温深知此事明里暗里涉及左丞相李善长，杨宪这个政治权势的暴发户在与老谋深算的李善长较量中虽然赢得了第一回合，但将来鹿死谁手未可预料。睿智的刘伯温不想卷入权势斗争的浑水中去。

这时，管家进来通报：“太常寺少卿胡惟庸大人来访。”

刘伯温不觉一愣：这胡惟庸为何夤夜来访？他估摸必与李彬一案有关。吩咐道：“请他在后堂相见。”

“是。”

这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定远同乡，至正十五年归附朱元璋于和州。因为他口齿伶俐，能说会道，授元帅府奏差之职。后任宁国知县，得李善长的赏识，荐为太常寺少卿。刘伯温知道他是李善长的心腹，难道李善长特意派他来为李彬说情，让御史台给皇上题奏时从轻拟罪？

“中丞大人晚上还在书房操劳，真是个忠勤王事不辞劳苦啊！”胡惟庸一脸谄笑地恭维刘伯温。

“哪里，哪里！伯温才疏学浅，蒙皇上错爱，委以御史台的重任。李彬一案纷繁复杂，下官不得不详细拟奏向皇上报告此案的经过，因此在书房待晚了。”

胡惟庸单刀直入地问道：“在中丞大人给皇上的奏折里，李彬该定何罪？”

“这桩案子是我大明建立以来第一大案，李彬卖官鬻爵，涉案金额已达数十万两之巨，按照新订大明刑律，主犯李彬必须斩立决，并抄没家产，流徙家属。”

“中丞大人也知道，这李彬虽是一小小都事，却是李丞相李大人所提携的亲信下属，此案虽与李丞相无涉，但若斩了李彬，李相爷面子上也难看。万岁出巡期间，大人与李相爷同受圣命肩负监国重任，大人能不顾及自己与李相爷的关系吗？”

“依太常卿之见，伯温应如何为李彬定罪？”刘伯温眯缝着眼睛问道。

“依学生之见，大人可以此案涉及面广、头绪未清为由，将李彬定为斩监侯，一切待皇上回京后再做决定。这样，大人在李相爷面前也说得过去了。”

胡惟庸屡屡以李善长的权势相要挟，反而激怒了刘伯温，他愤而起立说：“大明刑律是左丞相领衔制定的，伯温不过是参与者之一。难道丞相能因私而废法吗？伯温身为御史台官员，只能按律定罪奏明皇上。丞相若有不同意见，他自可直接向皇上奏闻。”

胡惟庸讨了个没趣，只得怏怏地告辞而去。

胡惟庸走后，刘伯温怔怔地坐在书案前看着那份已经拟好的奏折。天明奏折就要寄发了，现在屈从于李善长的意志将李彬的定罪改一下还来得及。不过此时他身上那种士大夫刚直不阿的本性占了上风，终于长叹一声，将那份奏折一字不改地盖上了御史台的大印，并用蜡丸密封妥当，只待天明以六百里加急发出。

朱元璋先后收到了杨宪和刘伯温的奏折，自己北巡才几个月，京城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贪污案，抄没赃银竟达八十余万两，这个胆大包天的狗奴才李彬真是罪该万死！朱元璋若在京城，盛怒之下会下令剥了他的皮。刘伯温按照新定的刑律给有关罪犯的定罪恰如其分，他没有理由不准奏。可是杨宪的密奏中却说：“李彬区区中书省小吏，竟敢公开卖官鬻爵，贪贿银达数十万两，臣以为其身后必有后台，乞陛下明察。”李彬的后台是谁，杨宪所指分明就是左丞相李善长！然而御史台的审讯记录李彬一口咬定卖官系他一人所为，赃银也是从他家中和寄存的钱庄抄得。刘伯温的奏折中自然不会提胡惟庸夜访求情之事。可见刘伯温在处理此事时极为慎重，极力维护国家重臣的威望不受损害。而杨宪却不管不顾，矛头直指李善长，此人野心不小！

本来朱元璋可以提前返京处理此事，但他转念一想：朝廷中的权力争斗终归会有的，历朝历代概莫能外。让他们闹去，闹得越凶越好，到时候自己可以以高屋建瓴之势，轻而易举地收拾残局，把至高无上的皇权掌握得牢牢的。

因此，他批准了御史台对案犯的定罪，准予立即执行。而对破获此案有功的杨宪予以褒奖，并且暗示回京之后将对他更加重用。

其时，京城正遭大旱，五六月间连续三十余天未降滴雨。江浙一带本来常年雨量充沛，为何出现此等怪现象？于是有人风言风语说是灭东吴触犯了天怒。自然这话不会传到朱元璋耳里。老天爷不下雨，京城有关的部门唯一的办法就是搭起高台祈雨，皇上不在就由皇太子率领丞相百官在台前一一行礼，祈求上苍施降甘霖普救众生。一连三天，天空仍然只见火辣辣的太阳高悬着，旁边没有一丝云彩。官员们见祈求无望，也就不再来行礼了，只令高台下那班僧道们好好地诵念经文，看他们的佛祖爷能不能去雨师风伯那里求求情。

正在这时，皇上对李彬案的批奏到了。刘伯温突发奇想，祈雨中宰杀牺牲不足以感动上苍，现有皇上的批奏，我何不在祈雨台前杀个活人去冲一冲，兴许能感动上苍。于是他下令将李彬一干人犯从大牢中提出，牵至祈雨台前，诵经的僧道们顿时被那班荷枪执刀的士兵们吓呆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停止了诵经。刘伯温喝令他们继续诵念。御史台的官员大声向围观的民众宣读了李彬的罪状及皇上批准斩立决的御旨，监斩官一声令下，擎着鬼头刀的刽子手手起刀落，跪在地上的李彬一颗首级顿时滚落一旁，鲜血从脖腔子里喷涌而出。吓得那班僧道们连忙用宽大的袍袖遮住面孔，嘴里喃喃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时，坐在轿子里的刘伯温下意识地探头望望天空，骄阳下仍无一丝云彩。他摇摇头，喝令起轿回署。那班陪斩的同案犯早已吓得面无人色，有的竟已瘫倒在地，屎尿都被吓出来了。

朱元璋安排好北伐军事部署，于七月中旬回到京城。李善长率领百官至龙江码头迎驾，李善长和刘伯温为首参拜，朱元璋扶起二人，和颜悦色地说：“朕忙于北方军事，二卿留守京师，数月之间，朝中事务处理得当，京都秩序井然，二卿为朕分忧，辛苦了！”李善长见他丝毫未提李彬之事，也暂把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放了下来。

不过，朱元璋回宫之后，又秘密召见了杨宪，杨宪主动交回了那份密诏，朱元璋当即把它在灯上烧了——这种东西自然不宜留下。朱元璋对杨宪的忠诚能干褒勉有加，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将他由中书省参政提升为左丞。朝廷废除平章一职后，左右丞就是通向丞相最近的阶梯了。杨宪心里美滋滋的，他深知朱元璋表面对李善长客客气气，但他俩君相之间的矛盾已深，总有一天会爆发，那一天就是他取代李善长相位的时候！刘伯温匆匆忙忙把李彬斩了，企图断了活口，使皇上回銮后难于深挖卖官案的后台。可是杨宪仍不死心，往后的几天他又设法查明：李彬供称存在钱庄的六十万两赃银纯属子虚乌有。经过杨宪的一番拷问，钱庄老板供出那六十万两银票是李彬被捕后数日才由相府大公子李祺亲自送过来的。李彬卖官的后台如果不是李善长，至少他的儿子李祺难逃干系。

杨宪把这一爆炸性的消息匆匆报告给皇上，朱元璋当时脸上有些愠怒，但他当即令杨宪把钱庄老板放了，一切审讯记录都烧掉，此事绝对保密，不许外传。

在由汴梁返回京都的路上，朱元璋就仔细想过，大明朝建立伊始，刑律初定，就出现涉案数十万两的贪污案，按照他的脾气，不借这桩案子杀一批人抄一批家，不足以体现他的严刑峻法震慑朝纲的本旨。可是偏偏这桩案子明显涉及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当朝宰相，第一功臣李善长。现在新朝虽已建立，但北方的军事征伐还未完成，自己的大部分精力仍然集中在军事指挥上，国家的管理重担仍然靠李善长一个人挑起来，他制定的一项制度或颁行的一个政令，往往涉及国家每年百万、千万两银子的税收，数十万、百万担粮赋的收入。可以说，朱元璋现在仍然和几年前与群雄逐鹿江南时一样，后勤粮饷完全依靠李善长经营筹划，没有他国家就会瘫痪！罢罢罢，如果李善长真的在李彬案中有什么不干不净，弄了几十万两银，就当朕把某项赋税的一个零头赏给了他吧！古语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是没有道理的，投鼠还须忌器，李善长就是国家的大器，千万动不得。

李彬案很让李善长没面子，杨宪得到皇上的褒奖，他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于是把怒气撒在刘伯温身上。京城一直没有下雨，李善长在朝堂上公开上了本，说刘伯温戮人于求雨坛壝之下，触犯了天怒，是大不敬之罪。李善长带了头，一些怨恨刘伯温执法过严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朝臣也相继在皇上面前诋毁刘伯温。

一时间风雨飘摇，使本来淡泊名利的刘伯温对朝政彻底灰了心。纵使朱元璋念及他过去的功劳没有处分他，他也不愿在京都这是非之地久留了。他本来是一个文人，由于战争的原因误入了官场。辅佐朱元璋立了一些功绩，人们将他比作汉初三杰的留侯张良，他为何不学张良激流勇退隐入山中呢？

正好这时刘伯温的原配夫人死了，家乡来人告丧。他立即毫不犹豫地修本以妻丧告老还乡。朱元璋考虑到他目前的处境，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刘伯温迅速打点行装，静悄悄地离开了喧嚣的都城，回到了浙江青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