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通把郭桓请到一个密室中，打开两口大木箱，里面竟是五十万贯宝钞！贪得无厌的郭桓，栽在八万贯渔税课钞上。大理寺遵旨出动，在郭桓府中掘地三尺，搜出大量黄金、白银及数十万贯宝钞。朱元璋大开杀戒，郭桓凌迟灭族，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贪污八十贯以上斩两万余人。

且不说钦差郭桓在府衙中享尽人间艳福，就是那几位住在驿馆中的随从官员也不敢怠慢。黄文通令人于本地青楼中选了几名颇有姿色的妓女前去陪宿，一应开支皆由府衙负责，令他们皆大欢喜。

钦差下到州府，照例要去巡视灾情，以定蠲减税粮额度。衢州本来灾情不重，好在本地山青山秀，可供游览之处不少。于是黄文通陪同钦差大人优哉游哉徜徉于山水之间。每到一处，下面的知县必穷搜山珍海味，佳肴美酒，盛情款待。唯恐怠慢了钦差大人，惹自己顶头上司不满，于自己仕途不利。

巡视一番回来，就要谈及正事了。郭桓私下问黄文通说：“本钦差奉旨巡视各地灾情，贵府估计今年要减产几何？”

黄文通嗫嚅地答道：“据卑职估计，全州大概要减产一成多吧。”

郭桓笑笑说：“贵府倒还是个老实人。不过本钦差上体圣意，下恤黎民，准备上奏衢州今年因灾减产二成。这样贵府大概可少缴税粮五六十万石吧？”

黄文通顿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作揖打躬丑态百出：“全凭钦差大人体恤下情，卑职感恩戴德，没齿不忘！”

随后的几天，郭桓和他的随行官员对衢州上缴国库的夏税秋粮进行检查。查实共应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到检查日止，实际仅上仓六十万石，另以钞折粮八十万石，按国家粮价可折粮二百万石。实际还有一百九十万石粮未曾上仓。郭桓对黄文通说：“贵府这一块还有这么大一个窟窿，你说怎么办？”黄文通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夜晚，黄文通把郭桓请到自己官邸的一个密室中，屏退所有家人，二人秉烛密谈。

黄文通说：“卑职能有今日，全仗大人鼎力扶持。卑职深知大人在京都上下应酬，花费不少。卑职本应尽己所能孝敬大人，怎奈手头一时拮据，暂只筹措得宝钞五十万贯，请大人笑纳。”

说着他打开身旁放着的两口大木箱，里面是成捆成捆崭新的宝钞，每口箱子有数十捆。

老实说，郭桓也从没一次见过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宝钞。精明的他计算黄文通吞没的粮税远还不止此数。不过有了这么个开头总算不错。因此他笑着说：“贵府能体谅我在京的艰难，盛情实实难却。只是你让我拿这两箱宝钞怎么办？钦差驮着两只沉甸甸的箱子回京，就说是下面孝敬的山货土产也有违清廉之道啊！”

“那……卑职该怎么办？”

郭桓与黄文通悄悄耳语一番，让他设法找在浙江经商的山西商人，将宝钞兑换给他们在这边支付货款，然后在山西老家按官价每一贯兑付银一两，每四贯兑黄金一两。郭桓自会差人在那边收取。宝钞虽惹人爱，但总不如真金白银能藏之久远。

郭桓的这一巧妙洗钱方法使黄文通茅塞顿开，他正愁自己的贪墨所得没法弄回老家藏匿呢，于是欣然同意按郭桓的指示去做。他还串连了浙西各府的贪官们，告诉他们这位钦差可不是省油的灯，每个州府的粮税他心里都有一本账，你们若想坐稳官位只能从自己的贪墨所得中分给他一份，以图脱祸消灾。

于是，郭钦差心满意得地从浙西满载而归，返抵京城后将巡视灾情一一向皇上报告。各地的赋税蠲免额度自然是视其贡献多寡而定。郭桓不愧为中过乡举的才子。在他的奏折中把灾区赤地千里饱受饥饿煎熬的百姓如何迎接钦差叩谢皇恩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精明的朱元璋居然被他骗过了，对其所请一一准奏。还对他不辞辛劳深入民间宣扬朝廷威德给予勉慰嘉奖。

得到皇上的褒奖，已经把户部各部门的管辖权牢牢掌握手中的郭桓虽然还是侍郎名分，实际上已代行户部尚书之职了。他在官场的迅速蹿红，大出人们的意外。

俗话说：月圆则亏，水满则溢。郭桓的败露竟源于他肆无忌惮的极度贪婪！

郭桓在巡视扬州府时，查得瓜埠河泊所欠缴渔课钞四万贯。明初开征各种商业税，大体是取交易额的三十分之一。各行各业的征税纷繁复杂，朝廷管理也很松散，很多税往往被经管者吞没不报。瓜埠河泊所欠缴的这笔税款若非郭桓这样精明的人根本查不出来。

四万贯虽不是个大数目，但此时郭桓捞钱已捞红了眼，他想了个妙法要让四万贯变成八万贯。本来漏收税款是经办湖官的责任，他叫扬州知府暂不找湖官，而是直接令当地富裕渔户补缴这四万贯税款，否则就要拿人。当地渔户无奈，大家凑足了这笔税款交到府衙。在此之前知府放出风声要拿湖官治罪，湖官闻声逃往江西，江西布政司与他有亲戚瓜葛。郭桓以户部的名义，责令江西布政使追缴这笔税款。江西布政使也不敢得罪这位钦差大人，只得忍气吞声让那湖官亲戚出点血，自己也凑一点，凑足了四万贯钞送往扬州。

扬州知府原以为这笔跨州越省的钱郭桓不敢要，谁知郭桓利令智昏，认为各省各府的税收皆在自己管辖之下，商业榷税纷繁复杂，这项那项缴了没缴谁也弄不清。况且这八万贯是自己设法追回的，若不去追国家一个子儿也得不到。于是他便和扬州知府心照不宣地把这八万贯私分了。自然，他分得了大头。

那个躲在江西的湖官赔了钱后偷偷回到瓜埠，原想在任上再把这笔损失捞回来。谁知知府已将这个肥缺委派了自己的亲信。气得他连夜赶回江西，向布政使倾诉自己的满肚怨气。

江西布政使是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对于郭桓这个暴发户既心怀鄙视又有所忌惮。他不知从什么渠道探听到郭桓在毗邻的浙西诸府大肆敛财的事。正好那位湖官从扬州回来，打听到郭桓在逼他们赔偿四万贯渔税之前，又让当地富裕渔户补缴了四万贯。布政使想：以郭桓的贪婪狡猾，这重收的四万贯肯定进了郭桓和知府的腰包。于是他从中怂恿，让赔了钱又丢官的湖官亲戚找一位胆大敢言的监察御史举劾这件事。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三至五名御史。这些御史虽只是正七品官，但可以纠察举劾本省上至布政使下至州县官，以及朝廷的任何官吏。各道监察御史是朝廷派驻地方的监督者，他们拿着低微的薪俸，都有严格的纪律，不许置田买地，不许接受地方官员的任何馈赠和宴请。而且朝廷有规定，凡军民向监察御史举劾各级官员，监察御史不得因循卖放，一律要进行调查。调查清楚属实的，监察御史可直接向皇帝密奏举劾违法犯纪的官员。正直廉洁、不畏权势的监察御史往往是贪官们最惧怕的人。一名监察御史能扳倒一个大官，就有机会获得升迁的机会，调到京城的都察院任职。

浙江道的一位监察御史接受了湖官的控告，有江西布政使这样的大官做后台，他开始秘密调查瓜埠河泊所八万贯渔税课钞之事。这位御史四处奔走，取得了郭桓重复收取瓜州富裕渔户四万贯渔税银的证据，还设法打听到扬州府并未将这一税项上报，八万贯渔课税银去向不明。这位监察御史怀着“绳衍纠缪”的忠诚和勇气，向皇上密奏一本，举劾户部侍郎郭桓和扬州知府涉嫌贪污渔税课钞八万贯。

朱元璋本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对于自己赏识和提拔的郭桓，他在信任之余尚怀有几分戒心。总觉得他在家穿补丁的衣服，门上贴对联拒贿及巡视灾区罢宴等故事显得有些做作。自古以来读书人都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士子们十年寒窗苦读，就为了升官发财，难道唯独他郭桓能超然物外？这次郭桓巡视灾区带回的万民感恩信，固然满足了朱元璋百姓称颂的圣主仁君的虚荣，但他冷静地一想，这会不会是郭桓为获取自己欢心的一个手段高明伎俩？

朱元璋仔细地读着那位监察御史的密奏。区区数万贯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贪污案，但这却是深受自己赏识和信任的廉吏所为。想到郭桓那些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行为，他更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他常常教训太子：“大奸似忠，极善实伪。要善于辨识奸伪之人。”谁知自己竟中了郭桓那厮的蛊！

朱元璋压住心头的火气，把主持都察院的大臣詹徽召来，让这位负责纠察百官的右都御史谈谈对户部侍郎郭桓的印象。

詹徽不知皇上是什么意思，眨巴眨巴眼睛，不敢贸然作答。他用眼瞟一眼御案，见案上摆着一个通常用来盛密奏的盒子，聪明绝顶的他心想有可能是这位皇上的红人被人举劾了。

“启奏陛下，郭桓任户部侍郎以来，确实表现精明能干，颇有廉声。”詹徽一面观察朱元璋面部的表情，字斟句酌地说着，“然而朝中亦有人对他此次衔命巡视灾区有些议论，微臣不敢不报。”

“什么议论？”

“主要是有人谈论郭桓与下面一些州府官的关系。衢州知府黄文通与郭桓是山西老乡，郭桓于他有举荐之恩。有人怀疑郭桓收受了黄文通的贿赂，虚报衢州灾情，骗取朝廷蠲免赋税。且去年衢州秋粮征收数与实际上仓数差额甚大，以郭桓的精明岂能不察觉，其中有与黄文通勾结作弊之嫌。”

“你们既已发觉弊端，为什么没及早禀报朕知道？”朱元璋听詹徽这么说，顿时眉毛倒竖，发起怒来。

詹徽连忙小心翼翼地为自己辩护，恭奏道：“因案涉大臣，且真相尚未明了，微臣不敢造次惊动陛下。微臣已致信浙江按察使，要他们查明此事后再行禀告圣上。”

这时朱元璋才将那封密奏给詹徽看了，并说：“人心殊不可测，郭桓表面上清正廉明，许多人都为其假象所迷惑。朕总觉得他那些显示自己清廉的故事有些做作。殊不知一朝权柄在手，贪婪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渔税课钞一案，奏本的这个浙江道监察御史调查得很扎实，郭桓若连这几万贯渔税都要贪入私囊，遑论其他方面？苏浙两省夏税秋粮何止数百万石，他若伸出黑手染指必然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案！都察院要从速调查，毋得懈怠，一有结果从速向朕禀报。”

詹徽忙不迭地躬身作答：“微臣领旨！微臣领旨！”

朱元璋丝毫也没有惊动郭桓，在朝会上还假惺惺地对他巡视苏浙灾区的“辛劳勤勉”给予口头褒奖，一方面却令锦衣卫加强对郭府的监视。其时正值春节前后，那些来郭府进贡的地方官员络绎不绝。他们往往赶着大车小车，给侍郎府送来满车的土特产“年货”。这些“年货”的下面，不是成捆的宝钞就是沉甸甸的黄金白银，郭桓夫妇俩每天晚上都为藏匿它们忙到深夜。

到了洪武十八年的三月初，都察院向朱元璋报告：他们在浙江收审了衢州知府黄文通，经过严鞫，黄文通供认了向钦差郭桓行贿五十万贯宝钞的事实。并供认伙通郭桓盗卖了一百九十万石官粮不上仓。都察院还顺藤摸瓜，查出了浙西各州知府对郭桓均有贿赂，以换取他虚报灾情，蠲减税粮。

朱元璋闻报勃然大怒。他已掌握了郭桓在府中私藏大量贿银的情报，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他下令大理寺立即拘捕大赃官郭桓严鞫，其家属一并羁押，追缴他所藏匿的赃资。凡向郭桓行贿的各州府官一律收审，并案处理，尽快查实他们的罪行，按《大明律》贪赃贿赂罪从严惩处。

大理寺立即遵旨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郭桓的侍郎府。郭桓和他的老婆被抓到大理寺，严枷大锁地看管起来。数十名锦衣卫的士兵根据他们掌握的线索和逼问郭桓老婆的口供，在侍郎府里掘地三尺，当时就在郭桓夫妇卧房的青砖地下、小花园的假山洞中等处搜出黄金三千余两、白银一万余两。成捆成捆来不及兑换的宝钞数十万贯，在书橱中、阁楼上塞得到处都是。

郭桓家崭新的宝钞从何而来？印钞厂和宝源库、广惠库都归户部的宝钞提举司管辖，莫非他们上下勾结监守自盗？于是宝钞提举司的冯良等均被抓起来严鞫。冯良依仗着朝中有那些大人物做靠山，开始还没把大理寺放在眼里。大理寺的主审官请出了圣旨，又把披枷带锁的郭桓故意从廊下牵过。郭桓家中抄出的新宝钞也成堆地码在堂下。在铁证面前冯良终于蔫了，他也不知道哪些大官被捕，为求自己减罪，他一股脑把他送过宝钞的权贵们全供了出来。

那几天京城里缇骑四出，百姓们惊奇地看到，一座座门楼上挂着镏金匾额的尚书府、侍郎府被锦衣卫士兵团团包围，那些大官和他们的眷属一串串被押解出来，灰溜溜耷拉着脑袋。

不久，从山西传来消息，郭桓家和他老婆娘家里都抄出了大量的金银、宝钞。直到郭桓被捕后，还有没听到消息的商人给他家送银子来。郭桓还用赃银在山西置买了一处大田庄，昔日一介穷儒摇身一变成了拥有数百顷良田的大财主。

主审郭桓的大理寺审刑司右审刑方庸是个异常狠毒的人物，人称“活阎罗”，案犯到了他手上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可是郭桓案是皇上交下来的大案，牵连各地州府官员众多，刑审中绝不能让他死了。所以郭桓抓来之后方庸并不忙着审他，而是从给他行贿的各级官员痛下毒手，抽丝剥茧层层逼供。皇上已给郭桓定了调子：他是贪婪成性，无所不贪，无处不贪，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地方官员，没有不给他行贿的。这些人被抓到大理寺来，只要让他们看看披枷带锁的郭桓，他们心里的防线必然崩溃，再经方庸的刑讯一吓，立即一五一十将贿赂郭桓之事供认不讳。

方庸有了这些人证和从郭桓家抄出的金银宝钞等物证，开始升堂提审主犯郭桓。郭桓自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然东窗事发，他自己忖度认罪是死，不认罪也是死，索性来个顽抗到底，在大堂上一言不发。

这一下惹火了“活阎罗”方庸，你一个罪恶昭彰的大赃官想要让我下不了台吗？他跌下脸来一声“大刑伺候！”命衙役先打了郭桓一百大棍，这时郭桓已是血肉模糊，但他在迷迷糊糊中仍然硬撑着不肯招供。方庸冷笑一声，拶具、夹棍一齐扔下堂来。最后衙役把一支烧红的烙铁伸向郭桓赤裸的背脊。郭桓终于在绝望和极度的恐惧中一一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大理寺的刑讯像一部绞肉机，因郭桓一案被捕的官员越来越多。这些人耐不住刑讯拷打，又陆续供出犯有贪污贿赂罪的同僚和下属。被揭发的贪污罪行像瘟疫一样迅速遍布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几乎人人有染。朝廷的官员又牵连出许多向他们行贿的州、府、县官，连一些布政使等封疆大吏也都脱不了干系。

大审讯进行了两个月，最后据大理寺和都察院统计，京师六部和各省、州、府、县犯有贪污受贿罪，按《大明律》贪八十贯以上应获斩罪者达两万人之多。这个数字使太子朱标深感震惊。他向朱元璋禀奏道：

“父皇，郭桓一案牵出全国犯贪污罪按律应斩的官员多达两万。若真将他们全都杀了，儿臣恐引起人民恐慌，时局震荡，动摇国之根本。是否可挑罪行严重如郭桓等明正典刑，一般贪污数目不大的命其戴罪治事，以儆效尤。此亦父皇以前曾行之有效之法。”

朱元璋看了大理寺与都察院的报告，正在气头上，听太子这样说，眼睛一瞪，怒斥他道：“迂腐之见！你没看见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他们，身为公卿大夫，国之栋梁，竟然敢将国库宝钞据为己有，他们还有礼义廉耻之心吗？京师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几乎无官不贪，我们的国家机关全烂透了！法纪何存？朝纲何在？这次我们若不按律施刑，一味姑息养奸，那才会真正动摇国之根本！不用说了，给朕拟旨。”

太子无奈低头道：“儿臣遵旨。”

朱元璋铁青着脸宣旨：“将奸贪首犯户部侍郎郭桓处以磔刑，尽诛三族，抄没一切财产，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北平布政使李彧、北平按察使赵金德枭首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全部处斩。凡在郭案中犯贪污贿赂罪的各省、州、府、县级官员，赃满八十贯者一律处死！”

一听要杀这么多人，太子拟旨的手都在颤抖，他嗫嚅地谏道：“父皇，若如此诛杀，朝中将无人处理庶务了！”

朱元璋不为所动，厉声道：“杀！这班蠹食国家危害社稷的赃官，朕就是要杀他个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在他编写的《大诰》中曾两度宣布郭桓等案犯的罪状：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贯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两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郭桓等受要浙西等府宝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通等通同顽劣人吏沈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应天等五州、府、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税秋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

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其所盗官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见在盗卖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税渔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宝钞提举司提举冯良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税，共折米算，所贪者二百四十余万石精粮。呜呼，古今贪者有若是乎？

朱元璋在郭桓案中下令追赃七百万石，他怀疑各州、府、县的贪官们与当地的地主富户勾结瞒交税粮，寄借贪污所得。于是把矛头指向江南富户，没收其田产，抄家驱逐，甚至将其投入监狱。三吴一带，浙东、西的巨室富户，“多以罪倾其宗”“豪民巨族，刬削殆尽。”

这样，朝廷和老百姓的矛盾被激化了，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却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主审法官和推波助澜的御史们，说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朱元璋为了平息舆论，降旨把右审刑方庸杀了。那位“活阎罗”带着满肚子的委屈，果真到阴间会见阎罗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