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天子——两个皇上亲自提拔的读书人
砍掉手指不当官的儒士被处死。一条奇怪的法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诛”。朱熹理学传人得到皇帝破格提拔,当了大理寺卿。李仕鲁、陈汶辉惺惺相惜。道士们游行要求设道官。和尚吴印被朱元璋派去当布政史,恃宠把上司告了。
郭桓盗卖官粮案东窗事发,朱元璋大开杀戒,下令诛杀了上至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府、州、县的两万余名贪官。这样骇人听闻的肃贪行动导致的直接后果正如太子朱标所担忧的,六部侍郎以下各级官员,那些郎中、司务、员外郎、主事等全给杀了,朝中处于无人管理政务的状态。
朱元璋并没有慌乱,他下令国子监的祭酒和司业选送一千余名监生到吏部,有的充当六部的见习官员,有的派往外省担任知府、知县。洪武十八年正是恢复科举考试后的第二年,那一年会试和殿试高中的进士们正赶上朝中缺员的好时机。他们不必像往常到翰林院去苦熬青春了,直接派往六部担任员外郎、主事一级官员的大有人在。像后来辅佐建文帝的名臣齐泰、黄子澄就是那一届的进士。齐泰因殿试文章颇具韬略被朱元璋赏识直接任命为礼部主事,后又转任兵部主事。黄子澄则由翰林院编修成为东宫伴读,最后迁升太常寺卿。
朱元璋除了由国学、科举途径遴选官员,又恢复了大明王朝建立初年的荐举制度,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举荐有才能有学问的人出来做官。在洪武十五年前,荐举制度曾盛极一时。那时朱元璋还派出一些特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这种办法确实很见成效,那些年各地举荐到吏部的人才最多一次竟达三千七百多人,次多的一次也有一千九百多人。经举荐当上大官的民间布衣不在少数。像老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老先生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敩、赵民望、吴源任四辅官兼太子宾客,秀才范敏、曾泰、赵翥被任命为尚书。还有任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侍郎、郎中及派至地方任布政使、参政等官职的。
可是这一次朱元璋下诏令各地举荐官员却应者寥寥。因为经过空印案和郭桓案的两次大杀戮,读书人对仕途已经胆寒了。而举荐者因为怕负连坐责任,也不敢贸然引荐他人。
因为诛戮官员太多,惯于愤世嫉俗的读书人自然给他们的皇帝扣上一顶“暴君”的帽子。读圣贤书的士子岂甘为暴君卖命?于是有些愤懑之士做出了一些走极端的行为。
广信府有两位夏姓儒士,叔侄两人同举孝廉,在乡间颇有些名气。他们闻知朝廷诏令各地举荐贤才,当地官府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字报上去。为了逃避做官,叔侄俩一咬牙各自剁去了一根手指。为官者必须仪容方整,缺一根手指连字也没法写了,哪能做官?
这个断指辞官的新闻自然迅速传播开来,朱元璋闻知非常恼火,他知道这是那班刁顽文人蓄意抵制他的一种恶意抗议。好吧,你们既然可以剁去自己的手指,朕也可以剁去你的脑袋!因为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朱元璋亲手撰写的《大诰》颁布了十宗罪,其中第十条罪就是“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条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根据这条法律,夏姓叔侄被锦衣卫抓去无情地处死,还被抄没了家产。
朱元璋在以严刑惩处贪官整顿吏治的同时,自己也常发现和提拔一些廉洁有为的青年官吏,时任大理寺卿的李仕鲁和少卿陈汶辉就是其中的两个。
朱元璋虽然出身微贱,做了皇帝后总想攀附一个较有名气的祖先,南宗时的儒学宗师朱熹是徽州婺源人,也许五百年前他与安徽濠州的先祖们是一家哩。于是朱元璋对这位本家老夫子的程朱理学产生了兴趣,下令在江南各地遍访其传人。
程朱理学在北宋和南宋时盛极一时,被读书人奉为圭臬。但经过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和数十年的战乱,强调“存天理、去人欲”的程朱理学日渐式微,研究它的人已不太多了。偏偏濮阳有一个叫李仕鲁的年轻人却对它着了迷,足不出户地在家里研习了三年,后来听说江西鄱阳郡朱公迁得了朱熹的真传,便弃家前往拜师,朱公迁当时已届耄耋之年,他念李仕鲁的至诚,倾其所学传授给他之后就与世长辞了。
当地有司听说有这么个人,正是皇上要访求的程朱理学传人,于是便把李仕鲁推荐上去。
李仕鲁到了京城,朱元璋一见这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人就满心欢喜,拉着他的手说:“朕找你很久了,真是相见恨晚啊!”
因为李仕鲁太年轻,虽有学问但缺少当官的经验,于是朱元璋派他去黄州任同知,并且明确地告诉他:“这是朝廷的制度,朕先让你去下面熟悉一下民情,不久就会召你回来。”
果然不到一年,李仕鲁在同知任上做出了成绩,朱元璋随即把他召回,一下由从六品的同知提拔做了正三品的大理寺卿,大理寺是朝廷极为重要的部门,这一出人意外的破格升迁令人瞠目结舌。
朱元璋又给李仕鲁找了一个同样年轻而又清廉的得力助手。陈汶辉也是下面推荐上来的读书人,被授予礼科给事中之职,他的几次上书议事被朱元璋认定是可用之才,被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
这两个年轻人因为是皇上亲自选择提拔的官员,加以自身廉洁自好,从不参与朝中党派争斗和贪贿之事,他们的地位自然是非常稳固。
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这一天,陈汶辉去大理寺卿府拜访,二人在李仕鲁的书房中叙话。
陈汶辉浏览着书房四壁悬挂着李仕鲁用工整的隶书手书的朱子格言条幅和满柜的经史子集,慨叹地说:“中丞大人,你这哪像一位三品大员的官邸,简直就是一个理学泰斗的书斋嘛!”
“我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嘛。”李仕鲁淡淡笑着说,“怎奈皇上礼贤下士,一定要我出山。像我们这样的人当个学政、提举也就罢了。皇上偏偏要把我摁在大理寺卿这个位子上。审案问狱哪是我的专长,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啊!”
“是啊,下官原是个礼科给事中,给皇上递过两次折子,皇上一赏识,就派我来大理寺当少卿。对刑狱这门学问我们俩都是外行,万一把差事办砸了怎么办?”陈汶辉也深有同感。
李仕鲁安慰自己的同僚道:“好在万岁对我们信任有加,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我们办事处以公正,不贪污,不受贿,秉公断案,小心谨慎,不草菅人命,也出不了大的纰漏,你说是吗?”
陈汶辉笑着说:“如此说来,李大人以为这当官并不比做学问难,是吗?”
“当官要说不难也难,我俩幸亏是万岁自己赏识提拔上来的,有了皇上撑腰,自己不图私利,廉洁自好,差事就好办多了。”李仕鲁道,“别看皇上出身微贱,他非常好学,也很尊重读书人。”
“不过,下官有一种感觉,皇上提携读书人是要为他所用,并不是对你从事的学问有什么认识。最典型的是他遵孔孟之道,但后来一接触到孟夫子‘重民轻君’的学说,他就不高兴了,甚至一度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里赶出去。”
李仕鲁笑了笑说:“为帝王者都是唯我独尊,哪能容轻君之说啊!”
“还有,皇上的兴趣并不稳定。原来他对程朱理学很感兴趣,认定是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可是最近一向他又迷恋起释、道出世之说来。原来他讳言自己当和尚的经历,现在却在钟山下修了个大皇觉寺,召来数百名东南戒德僧,在那里大办法会,讲经授道。闹得乌烟瘴气,不成体统。”
“前一向皇上还任命了两个和尚去当地方官呢,真是乱来啊!”李仕鲁摇头叹息,“据我所知,寺庙中的和尚潜心念佛修研经学者有之,但乌七八糟的事情也不少。至于释、道等出家人竟然还俗去当官就更属荒唐之举了,出家人的本意就是‘去世’‘无为’,怎么能到官场上来追名逐利呢?”
“也许皇上只是一时迷恋,我们做臣子的既蒙皇上信赖,也要伺机加之劝谏才好。”陈汶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李仕鲁欣然同意:“下官也有这个念头,什么时候我们联名给皇上上个折子吧。”
南京钟山在三国时因避吴王讳改名蒋山,陈汶辉所说的那个大皇觉寺就建在蒋山南麓。寺庙占地宽广,气势恢宏。这些天由朝廷的僧录司出面主持,召来了东南各大寺院的数百名戒德僧在此大办法会。大殿中,高大庄严的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下,有三名高僧身穿皇上御赐的金斓袈裟,带领数十名和尚在吟诵经文,顶礼膜拜。而在庙前坪中,数百名和尚由几个身着红色袈裟高举法幡的大和尚领着,一面绕着插满香烛的大香坛转着圈子,一面喃喃地诵经作法。殿前台阶上,一排藏僧打扮的和尚把七八尺长的法号竖向天空,呜呜地吹响。
如此从来没有过的热闹场面,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百姓来看热闹。做小买卖的、玩杂耍戏法的都在庙前摆开了摊子,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庙会。庙前的通衢大道都被阻塞了,经常有过往车辆的车把式跟赴会者发生冲突。
这天恰逢太子朱标巡视孝陵,以六面龙旗和黄、红、青、黑、白五色旗为前导的銮驾途经这里,因道路被看热闹的人阻塞无法通行,只得停下来。
太子从銮驾中探身出来,问侍卫官是怎么回事。
侍卫官禀道:“启禀太子殿下,应诏来京的东南戒德僧数百人在此设坛开法会,引来百姓围观,銮驾行动受阻。微臣拟调护卫马队前来驱散人群,请殿下稍待。”
太子制止道:“不可。这里人多秩序又乱,马队驱赶人群,更会令其自相践踏,造成妇孺死伤。速令銮驾调头,以前为后,绕道而行。”
“这……龙旗仪仗在后面,岂不有失威仪?”
太子断然道:“有失威仪要什么紧?总比伤了百姓强啊。”
“微臣遵旨。”
太子回宫后,正好吏部尚书陈敬前来奏事,他问太子道:
“殿下今日巡视孝陵,礼殿、神道等皆竣工否?”
太子道:“礼殿、神道均已竣工,殿堂气宇轩昂,石人石马巍然耸立,两旁所植松柏已如亭亭华盖,郁郁葱葱。皇陵规模逾于前期,堪慰母后懿灵于地下。只是钟山脚下新建庙宇,众多僧侣在那里建法会,杂乱喧嚣,俨如乡间集市。本宫车驾亦受阻于此,只得绕道而行。”
陈敬奏道:“那些和尚是皇上下诏召来的东南戒德僧。臣闻皇上登基之初曾戒谕释、道不得预政,并禁止一切民间邪教会道门活动。但不知近年皇上为何突然崇尚起释教来?先是下令将管理僧侣的善世院改为僧录司,宗泐等任六品善世,下面还设从六部的左右阐教、八品的讲经、觉义等官。一大批僧侣出入朝堂,殊为不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两个和尚吴印和华克勤被任命为山东、浙江的试任布政使。朝廷官吏的任命需经铨叙、考核、廷对等严格的程序,皇上的旨意叫全免了,我们吏部也徒唤奈何。”
太子道:“卿家执掌吏部,还是应该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啊!否则吏治紊乱,纲纪松弛,危及社稷安危,卿家心何以安?”
陈敬两年前已经致仕了,郭桓案中吏部尚书赵瑁罪诛,实在无人执掌吏部,又把他请回来。这位刚直不阿的尚书深为目前的情况忧虑,他说:“臣谨聆殿下教诲。令臣益为心焦的是:朝中冗员太多,俸禄有增无减,国库不堪重负。这不,京城神乐观等处的道士们见释教设了许多僧官眼红,上书皇上要求释、道同等待遇,道录司衙门也要设左右正一、左右演法、神乐观提点等六品官;至灵、玄义、知观等八品官。臣这里有一张他们要求设置官职的名单,殿下请看。”
太子接过名单看了看,生气地说:“简直是胡闹!竟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官名来。朝廷设立品官是为百姓办事,他们能为百姓办什么事?即使死了人办丧事,也用不着请一批六品官八品官来画符念咒、降妖捉鬼呀?”
陈敬忧心忡忡地奏道:“太子殿下,皇上沉溺释、道,臣等若竭力阻谏,恐令皇上更增反感,最好有几位深得皇上信任的官员恳切陈词,力陈其弊,或可令皇上回心转意。殿下以为如何?”
“嗯。父皇英武威断,他认定的事是很难听得进别人劝谏的,除非是他特别欣赏特别相信的人。可眼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
“臣闻当年皇上遍访朱熹学派传人,有司推荐了濮阳人李仕鲁。李仕鲁进京陛见,皇上旋即派他做了黄州同知,一年后即以政声卓著被召进京,委以大理寺卿的重任。他应该是皇上目前最为欣赏和信任的大臣。朱熹学派同样崇尚伦理道德,视佛徒弃家修行为不忠不孝,李仕鲁一定对僧侣入朝从政甚为反感。李仕鲁的属下、大理寺少卿陈汶辉听说也很为皇上器重。若得他们二人出面劝谏皇上,或可制止这股逆流。”陈敬娓娓地向太子建议。
太子点头道:“嗯。这两位官员年轻有为,确是有学问又很正直的人,我印象中李仕鲁曾经上疏亟言僧侣从政之害,当时未曾在意。明日待本宫巡视大理寺与刑部时与他作一次深谈,看他对目前愈演愈烈的现状态度如何。建道录司职官之议卿家暂且拖一拖吧,僧道之间也有矛盾,和尚们势力虽大,但他们也不会为道教说话的。”
“微臣遵旨。”
释教在蒋山大开法会,其热闹红火使京城各道观的道士们大为眼馋。这天,京城及附近道观的数百名道士上街游行,要求朝廷僧、道一视同仁,尽快成立道录司,设置州府道官。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京城最大的道观神乐观的道士们,他们打着“敕建神乐观”“天下第一道场”“僧道平等,天下大同”等横幅标语。队伍中还有“江西龙虎山敕封张天师”“太和山白云观”等字样的法幡。道士们身穿道袍,头戴道冠,有的披散长发,有的绾髻冲天。有手执木剑的,有高举符旗的,叮叮当当敲着法磬的,呜里哇啦吹着唢呐法号的,不一而足。队尾照例有一群穿着破烂的亡命叫花跟着呐喊助威,他们给道士们壮了声势,据说每人可到道观里吃一顿饭,领十文辛苦费。
市民们纷纷驻足围观这奇异的游行队伍,街道两旁的人越来越多。
大理寺卿李仕鲁和少卿陈汶辉的官轿由此经过受阻,两位官员只得下轿,寻个人少的地方驻足旁观。
陈汶辉小声对李仕鲁说:“李大人,你看这班僧道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和尚们在蒋山大开法会,道士们又上街游行要求增设道官。出家人以清净无为为本,为什么要争着当官呢?”
李仕鲁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唉,这都是皇上沉溺于释教的恶果。下官为此已上过好几次折子劝谏皇上,结果却是石沉大海。皇上是没有看到呢还是对下官的话心存反感,不愿搭理?”
“汶辉虽入朝不久,但蒙皇上恩宠屡召应对,深感当今皇上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不愿听任何人的反对意见,只要听附和赞颂之声。哪怕是那件事事后证明他做错了,他也改正了,他同样不会承认自己犯过错。宠信胡惟庸养虎成患就是突出的例子。所以汶辉以为,此事中丞大人不宜操之过急,不要再上书谏阻了,以免拂逆圣意,徒生意外。”两位青年官员惺惺相惜,所以陈汶辉对上司说出了掏心窝的话。
“不,下官生性耿直,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班僧道如此嚣张,实在不能容忍。他们不但争官夺爵,还肆无忌惮地构陷大臣。那个浙东来的和尚吴印刚到山东试任布政使,就恃宠把他的上司张孟谦告了。”
“张孟谦人称天下第二才子,文名仅次于太史公宋濂。像他这样有名望的文人,当然不屑与僧道为伍,自然会得罪小人得志的吴印。”
李仕鲁愤愤地说:“这些僧官如此嚣张,我等身为朝中大臣,食皇家俸禄,岂能坐视不管!陈大人,你的文笔较下官更为犀利,你也给皇上上个折子吧。”
陈汶辉苦恼地说:“唉,只怕皇上听不进我们的劝谏啊!当今皇上英武威断,常以唐太宗汉高祖自比,他为什么就没有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的度量呢?我等空有济世之才,若不能辅佐主上解民倒悬,亦不过蝇蝇食禄而已。若如此,还不如归隐山林,实实在在做些学问好得多。”
李仕鲁道:“陈大人,你我都是读书人,既怀匡时济世之志,入朝为官,就应尽自己的力量为黎民百姓说话。我们再进谏一次,若皇上仍固执己见,拒不采纳,下官和你一同辞官归隐,仍然研究我的程朱理学去。”
“李大人拳拳报国之心,汶辉自愧不如。既如此,今晚我就挑灯夜战,给皇上上一道言辞激烈些的折子,哪怕因此获罪也在所不惜!”陈汶辉慨然说道。
“如此国家幸甚!”李仕鲁抱拳一揖,“下官先在这里对大人表示谢意。”
“李大人,下官先走一步,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