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

秦朝灭亡之后，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说法认为，秦朝之所以会快速崩溃，是因为始皇帝拒绝分封宗室子弟，导致一旦天下生乱，朝廷孤立无援，只有坐等灭亡。

高祖对此论深以为然，只是此时膝下诸子皆年幼，而弟兄又少，无人可堪大任。天下初定，需要能力强的诸侯王镇抚一方，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同族中选取刘姓族人为诸侯，取代异姓王。

好歹都姓刘，总比那些外姓人要靠得住。

韩信被徙为楚王后，齐王之位出现了空缺；如今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楚国亦无王。齐楚皆大国，高祖觉得必须交给自家人，才能信得过。

高祖诸子中，嫡子刘盈已册为太子，其余诸子多为稚子，唯有早年与曹氏私生的庶长子刘肥年龄稍长，便将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等地七十三个县封给他，立为齐王。

楚国太大，遂一分为二，分为荆国和楚国，族兄刘贾有战功，以淮河以东五十三个县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等地，共计三十六县，为楚国，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

就是老实巴交的二哥刘喜(即刘仲)，高祖也将云中、雁门、代郡等地五十三个县封给他，立为代王。

经过这番大洗牌，天下多半已攥在刘家人手中，高祖为此沾沾自喜，觉得往后可以稍微安心了。

至于那些功臣宿将，虽说已经封了二十几位，但还有好多人一时没来得及封赏，慢慢地，就耽搁了下来。

众人眼看高祖将自家人大肆裂土封王，天下的好地方，差不多都快分完了，一股不满的情绪开始弥漫：当初打天下的时候，都是我们提着脑袋往前冲；如今到了分享成果的时候，却为何没咱们的份!

一次，高祖在洛阳南宫天桥上信步走过，俯视桥下，发现不远处将领们各自三五一群，聚在一起，对着脚底下的沙地不知在比画着什么。他觉得很好奇，便问身旁的张良：“这些人在干什么？“

张良一脸庄重地回答说：“他们在商讨谋反!”

高祖一听，大吃一惊，忙问张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良回答道：“陛下请想想，您是白手起家，能够从一介平头百姓坐上皇帝宝座，依仗的正是眼前这帮人为您舍生忘死打天下，但是请恕我直言，您如今江山还没完全坐稳，就开始大肆封赏自己的家人和亲信(比如无大功的卢绾被封为燕王)。然而，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他们眼看自己有功却没得到封赏，心里肯定有怨气，又担心因功劳被猜忌(暗指韩信之事)，惹来杀身之祸，只好聚在一起谋划造反。”

高祖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便问张良该如何处置才好，要设法稳住人心才是，总不能等这些人扯旗造反后再想办法，到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

张良想了想说：“陛下生平最恨之人是谁？”

高祖狠狠地说：“当然是雍齿，这家伙当初害得我无家可归，让我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我恨不得马上就宰了他!只是考虑到他后来有功，暂时不便下手罢了。”

张良马上接过话茬说：“好，那就从雍齿着手，请陛下马上下诏，先给雍齿封侯，如此，人心自然就会稳定下来。”

于是，高祖大摆宴席，宴请群臣，当场宣布封雍齿为什邡侯(封国在今四川什邡县)，并命令丞相、御史等人抓紧时间，按照功劳大小草拟个封赏名单出来。

雍齿是高祖的死敌，这是世人皆知之事。群臣一看，如今连他都被封赏了，那咱们还担心什么。于是，他们便畅怀饮酒，局面总算稳住了。

有了皇帝的指示，办事进度自然加快了不少，很快群议结果出来了：首批一级功臣十八人，但究竟谁为功臣之首，争议比较大，多数人认为，曹参应居第一。

理由很充足，自沛县起兵以来，曹参一路攻城略地，立功无数，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身上创伤不下七十余处，功臣首位，理所应当是他了。

关于谁是首席功臣，在楚汉战争结束以来的几年间，争论从来就没结束过，尽管高祖以前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明确表示，萧何位居第一，但是，如今争议再起，其背后蕴含的意思，就值得琢磨了。

首席功臣之争，绝非简单的个人功劳大小的争执，而是军功派和行政派两股力量的较量。

萧何、曹参都是原沛县官吏，曹参为狱掾，萧何做主吏，两人后来都随高祖起兵反秦，只是，两人分工不同，曹参在前方冲锋陷阵，而萧何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灭秦之后，高祖从汉中重返关中，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数年间，曹参依然追随高祖，在前方打仗，比如魏王豹叛乱后，曹参就与韩信、灌婴一起渡河平乱。

萧何则一直留在关中，负责镇守后方。楚汉之争中，高祖数次在战场上被项羽击败，仅以身免，濒临灭顶之灾，但都能迅速起死回生，其中离不开萧何为他保持后方的稳定，提供源源不绝的兵力和粮草，使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前线作战。

对此，高祖心中有数。

如今，首席功臣之争再起，是时候下个定论了，再拖下去，会撕裂朝局的稳定。

但如何说服群臣、稳妥处理两派之争，高祖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此前，高祖曾以猎狗猎人之说，试图说明萧何的功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他还是未能彻底说服群臣。

看目前的局势，军功派显然占了上风。

此时，有名叫鄂千秋的谒者站了出来，替高祖解了围。

“诸位所论大谬，萧何和曹参岂能置于同一层面比高低!”

群臣一听，不由得感到一阵错愕，便停止争论，听他有何高论。

鄂千秋环视了众人一眼，说：“曹将军功勋卓著，这一点无人否认。但试问，在楚汉对峙的五年间，汉军数次近乎全军覆灭，如此危局之下，纵然曹将军神勇，置生死于度外，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于全局又有多大用处呢？是谁在陛下数次大败之后，及时提供了兵源？是萧何!又是谁在粮草殆尽之际，提供了充沛的后勤补给，帮助陛下度过了危机？是萧何!正因为萧何之故，陛下屡屡兵败后，又能东山再起，重新投入战场，最终反败为胜!”

众人都在静静地听，无人站出来驳斥，因为鄂千秋说的都是事实。等鄂千秋说出下面一段话时，众人彻底哑然了。

“数年来，崤山以东之地，数易其主，荥阳、成皋屡次非我所有，试问要是没有萧何为大汉保住关中后方，纵然有百余名曹参又有何用？诸公还有机会在此争论孰之功劳高低吗？一句话，萧何之功关乎全局，建立的是万世之功，而曹参之功不过是涉及区部，建立了一时之功罢了!”

够了，就凭这一番话，已无须高祖表态了。

萧何的首席功臣之位，至此成为定论。

为了表彰萧何、突出其地位之尊崇，高祖特许他可以佩剑着履上殿(一般大臣朝会，必须脱履、去剑)，也可以不行趋步礼(在朝会时，御前快速小碎步行走，以示尊敬)，又加封萧何两千户食邑。同时，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皆得到封赏。

鄂千秋为平息这场争议做出了贡献，高祖特意将他的封爵从关内侯擢升为安平侯。

争议是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两派之间自此就心平气顺、握手言和了。裂痕已经形成，岂能在朝夕之间就弥合？

为了朝局的稳定，高祖决定将萧何、曹参分开。

萧何留在朝廷为丞相，主持朝廷大计；而曹参调往齐国，襄助齐王刘肥，担任齐国相国。

功臣之争告一段落，但在天下诸侯中，尚有不少异姓王存在，这始终让高祖感到隐忧。

除了已软禁于京城的韩信，异姓王还有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长沙王吴臣、燕王卢绾、赵王张敖。其中，燕王、赵王属于自己人，长沙王比较弱小不足为虑，淮南王、梁王属于刺儿头，但暂时也没把柄，不能动，所以只能先从韩王信下手了。

韩王信是异姓王中仅存的原六国宗室后裔，其下辖地境背靠巩县、洛阳，南至宛城，东及淮阳，地理位置实在重要。而且，宛城、淮阳这些都是军事要地，属于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把这些地交到一个外人手中，高祖实在放心不下。

思来想去，高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决定异地安置韩王信，将北方太原郡三十一个县，划为新韩国，建都晋阳，诏命韩王信即刻前往就国。

当然，表面文章还是要做足的，高祖对外宣称，如今大汉初建，天下未稳，四方多事，像防备北方胡人滋扰中原这样的重任，非得由像韩王信这样雄才大略的诸侯王扛起来不成。

韩王信不傻，对皇帝的用意心知肚明，这不就是将自己送到北部边境，想借刀杀人吗？

但即使明白也不能说破，抗命造反，他没勇气。为免皇帝起疑心，韩王信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反而摆出了一副高高兴兴、敲锣打鼓、为国戍边的姿态。

他立刻给皇帝上书，主动要求加码：既然北上御边，待在晋阳怎么行呢，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想组织兵马都来不及。于是他坚决要求将国都迁到边境附近的马邑(在今山西朔州市东北三十三里马邑村)，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敌人，保持大汉边境的安宁。

高祖一听，自然求之不得，马上批准。

韩王信心里有苦说不出，只能收拾行囊，辞别故国，一路北上。

越往北走，越荒凉，满目黄土，到处丘壑，经过秦汉之际的连绵战争，北方的荒芜更远胜中原。

一路走走停停，等抵达马邑时，已是深秋。

马邑城建在一座小山包上，周围地势险峻，附近不远处还有涧溪，可谓易守难攻。

马邑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此地本属于赵国，后来秦赵大战，赵国的主将赵括曾在此筑城养马，故得名。

秦统一天下后，始皇帝曾下令大将蒙恬北上驱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此后，帝国北部边疆迎来了短暂的安宁。

然而，随着蒙恬被杀、王离率大军南下镇压内乱，导致边防出现空虚，军事设施形同虚设。大秦灭亡后，刘项争夺天下，数年间中原烽火连天，根本无暇顾及北部边疆。

如今，中原战事基本平息，高祖自然开始高度关注起北方边境的安宁来，徙韩王信固然有权力斗争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出于新兴大汉边境安宁的需要。

韩王信以前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中原腹地，他打过交道的对手有秦军和项羽，但对于北方的匈奴人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他将面对的敌人，远比以前的对手更加狡猾、残忍和剽悍。

在长城以北的辽阔大漠草原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与居住在城郭村落的中原农耕民族不同，他们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生活飘忽不定，犹如天上的白云，时而聚居，时而分散。苍茫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们豪爽洒脱的生性；同时，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远比中原艰辛，所有的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畜牧展开，牛羊牲畜是牧民一切生活的来源，也是全部的财产。然而，相比农业，畜牧业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更加脆弱。或许，一股风暴、一次大旱、一场雪灾，都会让草原牧民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想要在草原上活下去，唯有遵循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存法则，让自己变得更强、更狠。所谓的仁义道德，那是建立在丰裕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伦理规范。管子说得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中原那一套礼法制度，根本行不通。

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特定环境基础之上，是人与自然博弈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协作和分工的总结和积累。

自夏商周以来，中原三代文明叠加，宗法、礼乐、分封这些政治文化制度已经稳固，并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血与火的锤炼，统一于秦。秦虽覆灭，但统一的大汉也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崛起。

然而，在草原上，时间似乎过得更慢，在过去的千百年漫长岁月中，时光近乎停滞，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居穹庐，食肉衣皮，饮牛马之乳，居无定所，来去如风。

草原上，一拨人来了，另一拨人走了；就如草原上的野草，青了黄，黄了青，一岁一枯荣，一茬又一茬；就像大漠中的风，吹过后，了无痕迹。

他们没有文字，更谈不上记载历史，一切行动都是靠习俗和口头约定，简单明了。

关于他们的名字，在中原史书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诸如山戎、獫狁、荤粥等等，至于这些人，是出自同一族源，还是来自不同的族群，我们不得而知。至战国时期，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兴起于今天内蒙古阴山至河套地区，逐渐进入中原人视野，他们被称作匈奴。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索隐》引张晏之说，称商汤灭夏后，夏朝末代之王履癸(即夏桀)被流放，三年后死去。桀有一子叫作淳维，国破家亡后远遁大漠，其后裔后来逐渐演变成匈奴。但这种记载的可信度究竟有几成，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测，匈奴的族源并非单一族群，而是由周边不同民族逐渐融合而成，其中有可能就有为逃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大漠的群体。

与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生产与战争一体，平日为民，战时为兵，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其一生大多数时光都在马背上度过。为了适应骑射生活，匈奴人从孩童时代就开始接受训练，幼童无法骑马，便骑在羊背上练习射猎鸟鼠。年龄稍长些，就会射杀狐狸和兔子之类的小动物。正是这种长期的生活训练，让每个成年匈奴男子都是能够上马用弯弓作战的战士。

活下去，是草原人最大的目标。一家人、一个部落，想要活下去，能依靠的只有内部的青壮男人。所以有好吃的，青壮之人享有优先权，老弱次之，非但没有尊老传统，相反，老弱之人会被轻视。

至于婚姻习俗，父兄死后，除生母之外，庶母、寡嫂皆被子弟收继，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家庭和部落的人员不减员、财产不流失。

弓箭、弯刀，既是匈奴战士的常用武器装备，也是日常生活生产用具，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战斗时刻，都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严酷的生存环境让匈奴人明白，为了活下去，唯有弱肉强食。劫掠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部族之间相互抢夺牛羊是稀松平常之事，越境南下，抢劫中原北部边境附近的村落和城郭居民，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无论作战还是劫掠，匈奴人奉行的原则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绝不为面子硬撑，遇到实力不济之时，便果断逃遁，并不以为羞。

战国之时，七国纷争，匈奴趁势南下烧杀抢夺，无数边境百姓深受荼毒。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三国，为了御敌，纷纷在北部边境修建长城，不过，依然没法从根本上消除祸患，匈奴还是时不时地绕过长城南下滋扰，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始皇帝统一六国。

中原完成秦汉政权更迭之时，匈奴也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整合，一个空前强大的草原帝国逐渐形成。

韩王信在马邑立足未稳，匈奴人就像是潜伏已久的狼群，开始悄然逼近。

大漠苍狼

匈奴君主被称作撑犁孤涂单于，这是对匈奴语的直接音译。“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意为“广大”。撑犁孤涂单于，按照字面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之子之意，与中原尊君王为天子类似。撑犁孤涂单于一般简称为单于，单于姓孪鞮氏(《后汉书》称，单于姓为虚连题)，此时的单于名叫冒顿。

冒顿虽说不像高祖那样白手起家，他的权力是来自父亲头曼单于，但他也并非是守成之主，而是相当于自我创业，重新打下了江山。

由于匈奴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关于匈奴单于的世系，长期以来处于一片空白，往上能追溯到的，也只有冒顿的父亲——头曼。

头曼的运气不好，他在位时，正赶上始皇帝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六国，然后，派大秦三十万劲旅抵达匈奴南境，一举将匈奴驱逐出水草丰茂的河套地区。秦人沿黄河修筑边塞，迁徙罪犯戍边，实行耕战一体的策略，将大秦的边境推移到草原边缘。

面对大秦铁骑，匈奴人根本不是对手，头曼只得率众远遁大漠。

更令人泄气的是，头曼在位时，东有东胡，西有月氏，都比较强盛，匈奴夹在中间，日子并不好过。

头曼年老，无雄心壮志，只想得过且过，但其太子冒顿野心勃勃，志在振兴匈奴。

冒顿之母早死，头曼续弦。之后，新阏氏(即王后，读音胭脂)为头曼生下一子。老年得子，令头曼欢喜无比，遂萌生废掉冒顿、立幼子为太子之念。

太子乃国之储君，不能轻易更替。古往今来，由于废长立幼而引发的宫廷血案，史不绝书。头曼也明白，若是无故废除冒顿，必然引来匈奴内部动乱，所以他想了一招借刀杀人的馊主意。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冒顿突然接到命令，头曼命他前往月氏做人质。身为王族，不仅仅意味着能享受尊崇和富贵，同时也要肩负起家国责任。在两国或者两族之间，为了取信于对方，常常会将王族成员送到对方那里，称其为人质，无论中西方，都曾经盛行这种政治游戏，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作为太子，冒顿无法推卸掉肩上的职责和义务，只得上路，前往月氏。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曼只须渐进式地打击冒顿的亲信，培养小儿子的势力，假以时日，冒顿在国内的根基自然会被清除干净，变成无根浮萍，再无法对小儿子构成威胁。那时候，让小儿子顺利接班，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不知是头曼太过性急，还是自感年岁已高，来日无多，想早点斩草除根。总之，冒顿到达月氏还没几日，头曼便急吼吼地率领大军攻打月氏。

月氏没想到匈奴人如此背信弃义，前脚送人质，后脚就攻袭。在月氏人看来，头曼摆明了是先用人质麻痹自己，然后乘机攻其不备。月氏人大怒之下，便想拿冒顿祭刀。

谁承想，冒顿不但机智过人，且身手了得，在提前得知了消息后，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一溜烟跑回了匈奴。

得知儿子从月氏安然无恙地跑了回来，头曼只好撤兵。或许是觉得自己做事过于狠毒，感到心中有愧，头曼对外宣称，从月氏至匈奴，千里迢迢，冒顿能够安然脱离虎口，实在不愧是匈奴的勇士，为了嘉奖他，头曼特许给他调拨一万骑兵，供其调遣。

此后，父子间表面上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然而，头曼注定要为他的昏聩付出代价。

在以后的日子里，冒顿暗中加紧训练只听命于自己的嫡系人马。为了统一号令，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在箭杆上绑上哨子，射向空中时，发出唿哨声，冒顿称其为鸣镝。

冒顿规定，大军行动，一切以鸣镝为号令，我射向哪里，你们也必须射向哪里，敢有不遵者，定斩不赦。

起初，冒顿率领部下去射猎。他将鸣镝射向鸟兽，一旦发现有跟不上步调者，立刻斩首。经过一段时间的演习，部下们基本能做到整齐划一。

为了检验成果，冒顿有一次将鸣镝射向了自己的宝马，将士中有人有所顾虑，没敢张弓，冒顿二话不说，当即下令，凡是不射之人，统统杀头。

又过了一阵，冒顿又用鸣镝瞄准了自己的爱妻。部下中有人心中犯嘀咕：上次宝马虽说名贵，毕竟是畜生，但眼前可是个大活人，实在不敢相信，冒顿会将自己妻子做靶子，便没有拉弓。

下场可想而知，这些人无一例外，全被处死。

再后来，冒顿又对着自己的爱马射出鸣镝时，将士们毫不犹豫地齐刷刷射出了箭矢。

冒顿用将士们的血，塑造了号令如一的权威。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和磨砺，冒顿这只草原狼觉得，是时候亮出獠牙了。

此时，头曼仍然被蒙在鼓中，对此一无所知。

没过多久，头曼还是跟往常一样，带领阏氏和小儿子及群臣外出狩猎。

忽然，一支清脆的鸣镝划过天空，头曼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时，但见铺天盖地的箭雨从天而降，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头曼根本没来得及转身，就被射成了刺猬。

冒顿当即下令，处死后母、幼弟及不服从自己的群臣，然后当众宣布自立为匈奴新单于。

一夕之间，草原变了天，实现了改朝换代。

是年，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就在这一年，陈胜、吴广在中原揭竿起义，大秦走向了崩溃，统一的帝国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逐渐结束了草原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开始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

然而，统一草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冒顿首先需要面对强盛的东胡的挑战。

根据《东胡源流史》记载，周武王灭商之际，消灭了商朝属国归国(位于今河南郾城县东)，归国有一支脉称作胡国(位于今河南郾城县西北胡城集)，胡国人在亡国后，向北迁徙，聚集于今天河北、山西西北部，与当地原住民融合，渐渐形成一个新的部族，称作胡人。

后来胡人一支留在今山西北部林区地带，被称作林胡；而另一支继续向东北迁徙，来到了今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等广大地区，活跃在辽河流域和滦河中上游地区，因所处地区在匈奴之东，被称作东胡。

东胡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吸纳沿途部族，规模逐渐壮大，至战国时，已成为东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力量。

东胡人的生产以畜牧为主，兼狩猎生活，作战骁勇，时常威逼周围匈奴、燕、赵诸国。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在七国中争雄，并抗击北方匈奴的入侵，要求赵人向东胡人学习，在赵国境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胡服骑射”军事变革。赵军的战斗力迅速得到提升，很快消灭了中山国，以至于诸侯列国再也不敢小觑赵军。

仗着强大的军力，东胡时常南下滋扰劫掠燕赵两国，也不把同样弓马娴熟的匈奴放在眼里，当冒顿弑父自立的消息传开后，东胡王便派使者到匈奴，想试探一下冒顿，看他与其父头曼有何不同。

使者的态度很蛮横，一见面，就要求冒顿将头曼的千里马献给东胡。

冒顿不动声色，咨询群臣，到底给还是不给，群臣回道：“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岂能给外人，坚决不能给!”

与群臣激烈反对的态度不同，冒顿的反应倒是很平静，说：“不就是一匹马吗？犯不着为此得罪强大邻国。算了，既然东胡王想要，我情愿双手奉上。”

东胡王见使者牵着千里马返回，喜出望外之余，对冒顿心生轻蔑，没想到匈奴新单于，竟然是个如此胆小怕事之辈。

没过多久，东胡的使者再次出现在匈奴单于之庭，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加傲慢，张口就要求冒顿将阏氏献给东胡王。

此言一出，匈奴群臣顿时气炸了锅，没想到东胡人如此嚣张，得寸进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对匈奴的公然羞辱和挑衅!当下纷纷向冒顿请命，要求立刻发兵东胡，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胡王。

谁承想，冒顿非但没有被激怒，反而出人意料地说：“为了两国和平，区区一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东胡王想要，径自带去便是。”

看着东胡使者得意洋洋地带上阏氏扬长而去，匈奴上下既感到羞辱，又倍感泄气，本以为新单于是个胸怀大志的王者，能够带领匈奴走出困境，实现富国强兵，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窝囊废。

人性的贪婪没有止境，东胡王接连得逞后，更加得意忘形，自然就放松了对匈奴的戒备。没过多久，他又派使者捎信给冒顿，要求将匈奴与东胡接壤的千里之地划给东胡。

冒顿再次召集群臣，征求众人的意见：“东胡要马要人不算，又来索要土地了，大伙儿说说，该怎么办？”

大臣们以为冒顿现在要割地了，多数人都气呼呼地不说话，个别人觉得，冒顿连自己女人都肯送人，土地又算什么，便没好气地回答道：“那一块地区，本来就是空旷无人之地，东胡与我们匈奴人只是在两边修了哨所而已，形同废弃，给也可以，不给也行，一切由你大单于看着办!”

不料冒顿听后，当下勃然大怒，喝道：“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岂能轻易给人!”说完，立即下令，将说可以给地的大臣拉出去斩了，同时传令集结兵马，立刻发兵东胡。

东胡王此时还在美滋滋地等着匈奴割地的消息，根本没料到冒顿率军前来。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很快被匈奴人打得狼狈逃窜。

冒顿一战而灭东胡，无数东胡百姓连同他们的牲畜都成了冒顿的战利品。消除了东部的敌人后，冒顿趁势向西拓展，月氏人不是匈奴的对手，被迫西迁。

紧接着，冒顿率领匈奴大军南下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又称作新秦中)，吞并了楼烦(部落名，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和白羊(部落名，在河南地一带)河南王的地盘，一举收复了当年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去的土地，攻占了汉朝北疆要塞朝那县(属北地郡，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肤施县(属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并不时侵扰燕国和代国。

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冒顿基本统一了大漠，建立了匈奴历史上最强大的草原帝国，其疆域横跨大漠南北，东至大海，西至西域。此时，冒顿麾下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草原军团，无论机动性，还是战斗力，远非仍然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可比。

然而，韩王信对北方邻居的了解，依然是近乎空白的。

其实，何止是韩王信，当时中原地区，对匈奴的了解都停留在传闻阶段，对于匈奴的历史、政治、军事，人们一无所知。直到头曼单于时，中原史官才开始对匈奴有零星的记载。

韩王信虽然以前依稀了解一些匈奴不时滋扰汉朝边塞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想到，在他抵达马邑城没多久，一觉醒来，匈奴人突然降临，将小小的马邑围了个水泄不通。

初来乍到就陷入重围，韩王信叫苦不迭，只好先派使者前往匈奴大营周旋，为汉军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谁承想，韩王信与匈奴使节往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却招来了朝廷一些人的疑心，怀疑韩王信暗中与匈奴勾结，迎匈奴南下。

高祖本来就对韩王信不太信任，听到匈奴围困马邑的消息，更加深了对他的猜忌，便派使者斥责韩王信。

可怜的韩王信，本来就够倒霉的了，先失去了中原封地，后被撵到北方苦寒之地，还没来得及舒口气，又面临外有敌军层层围困、内有朝廷不信任的窘境。

绝望之下，韩王信索性选择了投降匈奴。

九月，韩王信献马邑于匈奴，冒顿趁机率兵南下，翻越句注山(又名陉岭、西陉山、雁门山，位于今山西省代县西北)，进攻太原郡，前锋抵达晋阳(太原郡治所，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

韩王信降敌、匈奴南下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已是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时值岁首，朝廷上下刚刚办完长乐宫落成庆典。

外敌入侵，使得高祖来不及好好体验一下新宫室带来的愉悦，只好集结兵马，共征发三十二万大军，踏上了北征之路。

一路北上，天气越来越寒冷，没多久，天空中便下起雨夹雪来，而且愈下愈大，汉军冒着风雪，顶着北风，踩着泥泞，艰难前行。

等大军抵达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时，遭遇了韩王信的军队。大军很快将之击溃，并斩杀了大将王喜，韩王信见势不妙，再无心组织抵抗，一溜烟潜逃到匈奴境内去了。

不过，韩王信的部下曼丘臣、王黄不甘心，他们重新聚拢了残军败将，拥立原赵王后裔赵利为王，打算联合匈奴与汉军再见高低。

高祖在击溃韩王信后，乘胜进军，入驻晋阳。

就这样，长达三百年的汉匈战争，悄然拉开了帷幕。

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笔者按：匈奴官职，单于以下，左贤王最尊贵，为单于副储，单于死，即为单于；然后依次是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等)率一万多骑兵与王黄所率残部集聚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得知高祖进入晋阳，便南下攻晋阳，结果被汉军打得落花流水，匈奴将领胡白题被斩杀，狼狈逃窜至西河郡离石(今山西离石)，再次被汉军击败。后来，匈奴重新在楼烦集聚，旋即被汉军击破。

汉军以前都是在中原作战，跟匈奴没有正面交锋过，对敌人的战力虚实不太了解，故而，刚交战时还比较谨慎。然几次交战下来，目睹了匈奴与韩王信联军一触即溃之后，汉军觉得匈奴也不过如此，于是渐生轻敌之意。得知冒顿单于就驻扎在距平城不远的代谷(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带，高祖决定亲自与冒顿一决雌雄。

就在汉军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殊不知，战争的梦魇才刚刚开始。

在发动攻击战之前，高祖决定先派人去一探虚实。

斥候们陆续从各个方向迫近匈奴，暗中侦察敌情。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匈奴士兵多老弱病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至于匈奴的战马，亦多羸弱，三三两两零散地分布在山谷之中。

来来往往，斥候往复了十多次，向皇帝汇报的结果都很一致：匈奴兵马虚弱，应该抓住机遇，突袭匈奴，生擒冒顿。

高祖毕竟是久经战争之人，面对匈奴这个陌生的敌人，依然不敢大意，便又派刘敬出使匈奴，探听虚实。

刘敬前往代谷，途中看到的景象，正如之前几位斥候汇报的情形，但他经过仔细观察，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再次观察之后，他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眼睛看到的恐怕未必是真相，这很有可能是匈奴人故意制造出的假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迷惑和麻痹汉军。

就在刘敬出使匈奴后不久，高祖按捺不住求胜的冲动，率领大军越过句注山，向匈奴进发。半道上，高祖迎面遇到了出使匈奴归来的刘敬。

刘敬向皇帝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觉得匈奴人有点反常。在接连的溃败之下，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是为了恫吓敌人，此时匈奴更应该加强警戒，摆出最强势的阵势，耀武扬威才对；但代谷的匈奴人却一副松松垮垮、不堪一击的样子，这实在不合情理。

刘敬诚恳地建议高祖，在敌我军情不明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发动对冒顿的攻击。

事实的真相，正如刘敬所料。

匈奴长于野战，短于城池攻防，何况高祖率领的汉军，皆是久经战火洗礼的精锐之师，故而晋阳城下，匈奴初战遇挫。

冒顿不仅仅是天才的军事家，更是一名伪装和隐忍的大宗师。他无师自通，师法自然，犹如大漠草原上的苍狼，潜伏、隐忍，然后出其不意，果断出击，咬断敌人喉咙，一击置敌于死地，绝不给敌人任何反击的机会。

他对付自己的父亲头曼，对付东胡王，都是靠这种策略，如今他打算故技重施。晋阳战败后，冒顿就立即决定调整战术，将精兵藏匿起来，故意派一些孱弱士兵参战，战则一触即溃，以达到迷惑汉军、诱敌深入的目的。

在汉营方面，高祖率领数十万大军北来，自然胸怀壮志，试图一战永绝后患，岂能因刘敬三言两语，就停下行军的步伐？

面对刘敬的一再劝阻，高祖非常恼火，冲着他一通破口大骂：“你这个浑蛋，以前不过侥幸凭借摇唇鼓舌，在我面前耍嘴皮子，捞了个一官半职，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胡说八道，想要动摇军心，阻拦我军前行!”

当即下令，将刘敬拷上刑具，押解到广武，囚禁起来，打算在打败匈奴后，再收拾他。

处置完刘敬，高祖便率领汉军继续行军。

途中，又有一位名叫成的御使劝阻高祖。他说：“匈奴人行踪犹如鸟兽一样飘忽不定，找他们作战，就好比跟自己的影子博弈，根本打不到，还不如就此作罢。”

但高祖此时已经铁了心，任谁劝都已听不进去了，他执意前行，率领着一支疲惫之师，踏上了征伐匈奴的道路。

白登迷雾

晋北地区多山，道路崎岖，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尽管有三十二万之众，但在如此艰险的地区，大军根本没法展开布阵。因此，当高祖带领少数前锋骑兵，抵达平城县(属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八里古城村)时，汉军的二十多万主力部队还在马邑、楼烦一带。

抵达平城后，高祖驻扎在平城以北三十里处的白登山(距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二十里处马铺山)。

时值冬季，天气越来越冷，汉军普遍衣着单薄，在凛冽彻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而天公也似乎故意跟汉军过不去，北风卷着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不少汉军将士在超低温之下，都患上了冻疮，士卒中十分之二三都冻坏了手指，根本无力拉弓，更别说参加战斗了。

一场无情的大雪，剥夺了汉军的战斗力，战士们对战争充满了悲观，士气普遍低落，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笼罩在大家心头。

一日凌晨，汉军被冻醒过来，突然发现，匈奴人犹如被风雪卷来，一夜之间将白登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从山顶登高望去，但见旗帜招展，军帐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白登山已沦为匈奴铁骑海洋中的孤岛。

令高祖吃惊的是，匈奴骑兵阵容雄壮，所乘战马，按照不同方位区分，毛色整齐划一：西面白马，东面青马，北面黑马，南面黄马。

要知道，高祖称帝之时，天子的车驾都没法凑齐七匹同色纯种之马，因为自秦末大乱以来，连绵的战火把中原的家底基本都打光了。天子都如此，至于普通大臣，上朝更是只能乘坐牛车。

因此，汉军以步兵为主，既是现实战争的需要，也是被迫无奈的选择。

山下匈奴人欢马嘶，山上汉军看着战战兢兢。高祖此时终于看清了匈奴真实的实力，开始有点懊悔不该轻率冒进，但为时晚矣。

不过，冒顿似乎并没有急着发动冲锋，而是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

自得知汉军北来的消息后，冒顿引而不发，一直设法藏匿自己的实力，直到高祖被引诱上钩、驻军白登山后，他才果断出击，出其不意地率三十万大军(《资治通鉴》称四十万)杀来，靠着匈奴战马极强的机动性，在汉军根本没反应过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白登山。

冒顿之所以不急着开战，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目前匈奴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汉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形，如果轻率地发起仰攻，显然对匈奴不利。而且山地战，匈奴骑兵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况且，冒顿在发兵之时，曾派人通知王黄及赵利，要求他们引军前来，一起围歼汉军。

因此，冒顿便打算先耗着，等到盟友到来后，再作打算。

就汉匈双方而言，匈奴人耗得起，但汉军耗不起。匈奴人穿皮裘，随身携带肉干奶酪，衣食无忧。但汉军远离后方，军需有限，根本没法长期对峙下去。

冒顿相信，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需他动手，漫天风雪和北国酷寒就会消磨掉汉军最后的勇气，让他们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下，精神会彻底崩溃。

汉军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切断。经不住饥饿和严寒，不少士卒毙命于风雪之中。

高祖自起兵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大小战役，九死一生、虎口逃命也有过好几遭，但像目前这种境况还是头一次。

君臣上下苦苦煎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援军早日赶来。

然而，且不说消息根本传递不出去，就是后方汉军得了消息，等他们徒步冒着风雪从马邑等地赶来时，估计不需匈奴人动刀，高祖君臣十之八九已经命丧白登之上了。

每天都有人死去，许多汉军士卒手指都冻残掉地，成为残废。

更令人担心的是，眼看粮草一点点消耗殆尽，绝望之下，难保士兵不出现哗变。军队一旦失去军纪约束，后果不堪设想。面对严酷的形势，高祖君臣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就这样，汉匈双方山上山下隔空相望，漫天风雪中散发的战争气息令人近乎窒息。时间好像停滞一般，过得出奇地慢。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匈奴军营外出现了一名汉军使者，此人正是陈平。

不过，陈平并没有急着求见冒顿，而是先去拜见冒顿阏氏。

一见面，陈平便向阏氏献上了厚礼，多为金银珠宝。毫无疑问，这些奢侈品对一个长居大漠的女人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哪怕她是尊贵的匈奴阏氏。

趁着阏氏心情愉悦之际，陈平表示，他此行给大单于也带了一份厚礼，还要劳烦阏氏代为转交，说完献上了一幅画卷。

阏氏展开一看，只见画面上是一位艳丽无比的中原女子。

陈平在临行前，又再次重重拜托阏氏，一定要代替大汉天子，向大单于献上礼物。

等陈平一离开，阏氏立刻脸色大变，心中暗想，汉使献上的女子就如此漂亮，一旦匈奴打败汉军，不知会有多少美貌汉家女子被带到单于周围，到那个时候，自己必然会失宠。

阏氏越想越怕，最后打定主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能让单于击败汉军，遂对冒顿大吹枕边风，说：“匈奴就算是夺取汉地，单于也不能在此久居。况且大汉皇帝也有神灵保佑，不可以轻易欺侮，还望单于多加慎重考虑才是。”

冒顿听了阏氏的一番话，心中开始动摇，于是下令解开包围圈的一角。当时正赶上大雾朦胧，视野不清，高祖得知匈奴网开一面，数日的围困早已使他焦灼不已，遂打算抓紧时间快马加鞭逃离而去。

陈平马上站出来反对，指出越是在这危急关头，越要表现出淡定从容，切不能在强敌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慌乱和怯意。否则，一旦被匈奴人看出破绽，趁势合击，发起突袭，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高祖一听，恍然大悟，当即吩咐太仆夏侯婴，在驶出匈奴包围圈时，要按辔缓缓驾车而行，尽量显得从容不迫。在行驶过程中，为了防止匈奴人突然袭击，皇帝车驾四周护卫将士都手持劲弩，箭矢向外，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直到汉军全部安然驶离，匈奴始终没有发起攻击。高祖逃离重围之后，立刻下令全军疾驰，直到与前来增援的大军会合，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算起来，从被围到脱困，高祖君臣在白登山上，整整被包围了七天。对汉军来说，这七日带来的煎熬，不亚于七年般漫长。

后来，大雾散尽，冒顿亦下令匈奴大军撤退，只留下一片空旷原野。短短七日，高祖君臣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围困之后，尚未回过神来，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如梦如幻，离奇而又不可思议。

汉匈战争史上的首次数十万主力大军的正面遭遇战，就这样在数日的对峙之后，意外地落下帷幕，给后世留下了一团迷雾。

冒顿率倾国之兵南下，又费尽心思设下圈套，好不容易引高祖入彀，却由于轻信妇人之言，就放弃大好战机，这种说法，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解释不通。

冒顿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让妇人左右军国大计的君主，他眼里只有两样东西：权力和江山，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值一提。在此之前，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女人，甚至弑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试问这样一个心如铁石之人，岂会因为阏氏的三言两语，就放走敌人？

显然，实在说不通。

其实，不只是后人，就是汉朝之际，白登之围后，七日之内两军对峙之际，双方高层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外交攻防和博弈，已经不大清楚了。

高帝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汉书·张陈王周传》

可以想象，陈平出使匈奴期间，绝非仅仅行贿阏氏这么简单，必然经历了一番折冲樽俎，甚至不排除可能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以至于事后被朝廷严令不得外泄内幕。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陈平很好地拿捏住了冒顿的软肋，让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只好放弃了一场对汉军的绝地击杀。

至于说冒顿将包围圈打开一角，放高祖出逃，是因为冒顿听信阏氏之言之类的说法，其实也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说辞罢了，当不得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冒顿最终放弃了围攻白登的计划？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此时尚未做好与汉全面摊牌的准备。

匈奴人在白登困住汉军，完全是一场意外。在此之前，冒顿根本没有全面入侵中原的计划，韩王信的突然投降，让他无意中卷入了汉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斗争。

冒顿此次南下，本来就是抱着捞一把就撤的念头，而不是决意全面入侵中原。因此，当他将汉朝天子围困于白登山方寸之地时，反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故而迟迟没有发起攻击。

此前，秦人铁骑的战斗力给匈奴留下的战争阴影尚未完全消失，而晋阳一战，汉军的战斗力也让冒顿印象深刻，想要一战而歼灭驻扎在白登山上的汉军，他没有绝对把握。

况且，汉军数十万大军正在赶往平城的途中，待汉军援军赶到，里外夹击，形势对匈奴不利。

本来是一场意外遭遇战，但一旦战争僵持不下，对于新兴的大汉固然不利，但对匈奴又何尝不是？严冬已降临，草原上正是风暴肆虐、各种天灾频仍之际，也是各种矛盾激化的高峰期。冒顿悬师在外时久，难保不会有人趁势闹事。要知道，冒顿的权力整合此时尚未完全完成，东胡等新征服部族，还需要消化和融合。在这个时候，又发起一场与南方强邻的大规模持久战，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另外，冒顿曾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等约定，共同围击汉军，但匈奴将汉军围在白登山后，却迟迟不见他们的踪影，使人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与汉军暗中串通。

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大战，最终也没有爆发。

不管如何，对汉匈双方来说，这样的结局都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白登之围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匈奴人赢得了对汉的心理优势，而汉军此后对匈奴的畏惧心理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扭转。

再说高祖狼狈逃离白登之后，心中又是懊恼，又是气愤，但苦于无处发泄，便将气都撒在那些鼓动他与匈奴作战之人的头上，下令把他们拉出去统统斩了。

不过，高祖有个优点，就是敢于承认错误。他一回到广武，就马上将刘敬释放，并亲自向他致歉：“我没听你的话，以至于兵困平城，那些劝我进兵的家伙，都已被我杀了。”

当下，封刘敬为建信侯，食两千户。

不过，自从见识了匈奴的强大兵力后，高祖就明白，匈奴以后注定是大汉的祸患，想通过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以后该如何应付匈奴的滋扰？他想听听刘敬的意见。

毕竟白登之围证明了刘敬眼光很毒，看事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刘敬说：“臣认为，短期内想要解决匈奴之患，显然不可能。对于冒顿这种弑父自立的草原狼，给他讲什么仁义道德，一切都是扯淡，如果想要让他屈服，唯有比他更加强大。但是如今中原满目疮痍，将士们普遍厌战，实在无力支撑一场持久的战争。

“更何况，对于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想要彻底打败他们，短期内基本没有任何可能。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寄希望于冒顿的子孙，但是恐怕陛下做不到。”

高祖说：“你尽管说，只要为了江山社稷，一切切实可行的方案，都可以讨论。”

于是刘敬给出了他的答案，就是和匈奴政治联姻，对外美其名曰——和亲。具体做法就是，将皇帝和皇后所生的嫡公主嫁给冒顿，等过了若干年后，公主生下王子，即位为单于，外孙肯定不会与外公作对。如此一来，汉匈两国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了。

高祖听完刘敬的一番分析后，当下表示同意。只是，高祖和吕后只有一子一女，男为太子刘盈，女为鲁元公主，吕后视鲁元为心头肉，听说皇帝要将女儿远嫁匈奴，急得团团转，围着高祖日夜不停地哭闹，埋怨数落他：“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孩子这些年吃的苦还少吗？陛下怎么忍心将她远嫁到蛮夷!”

经不住吕后连哭带闹，高祖心头一软，只好放弃让长公主和亲匈奴计划，随便找了个宫女，以公主的身份顶替出嫁。和亲之事，是刘敬提出的，改由他人陪假公主出使，高祖不放心。所以，出使匈奴、与冒顿签订联姻盟约的差使，还是交付刘敬，比较稳妥。

当然，刘敬此行，绝非仅仅给匈奴人送钱送粮送女人，到草原上吃一顿手把羊肉、喝一通奶酒这么简单。他其实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就是到匈奴腹地，侦察敌情。

高祖和刘敬都明白，将两国的和平安全完全寄托在一个弱女子身上，无疑是痴人说梦。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盟约这东西从来靠不住。通过玉帛女子换来的盟约，更是难以长久得了。

冒顿之所以同意与汉朝方面和亲盟约，是因为他同样需要一个缓冲期，但并不意味着他会就此遵守盟约，与汉和平共处。狼性是嗜血和贪婪的，指望草原狼能够良心发现，与羊共舞，根本不可能。

对于这一点，汉朝君臣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汉匈和亲，是通过女子财帛，暂时换取时间差，将大规模热战往后推延而已。但这种冷和平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只能看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

接下来怎么办，就是抓紧时间蓄积力量，为不远的将来、两国的决战做好准备。

出使匈奴期间，刘敬一刻也没闲着，他仔细观察沿途山川地貌，一草一木皆了然于心。

刘敬一边走，一边在脑海中酝酿应对方略，等一返回长安，马上拜见皇帝，汇报他此行的见闻。

“匈奴已占据河南地的白羊、楼烦两部，从河南地至长安，无险可守，一旦形势有变，匈奴轻骑一天一夜便可达关中，兵临长安。如今，关中凋敝，人烟稀少，一旦大敌当前，根本无力抵抗。另外，关东地区诸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三族等等，六国旧宗族势力依然不可低估，假若一朝匈奴南侵，难保这些人不会趁机作乱。如此，陛下两面迎敌，事则危矣。当今之计，是必须设法将这些六国宗族和名门豪强全部迁徙到关中，一则可以充实京畿地区人口，二则使六国宗族远离故土，失去根基，再无法对抗朝廷!这也是强化中央、削弱地方的最佳方略。”

高祖听完后，马上批准执行，将关东十余万人迁徙至关中。

当然，高祖没有忘记，白登之围时，正是陈平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自己才得以脱身，转危为安。在他返回长安的途中，路过曲逆县(在今河北顺平县东南)，发现经过秦末之乱后，当地依然房舍俨然，仍有五千余户人口(秦朝时有三万余户)，实属不易，便将陈平改封为曲逆侯。

汉初群臣中，除了张良，就数陈平多次在危难时刻，帮助高祖扭转乾坤、化险为夷。因此，高祖对陈平也始终高看一眼，封赏不绝，先后六次给他加封土地食邑，这种恩宠，实属罕见。

祸起萧墙

高祖从匈奴人的围困中逃离出来，历经辗转，终于回到长安。

汉匈在北疆剑拔弩张之际，在帝都长安，丞相萧何主持的以未央宫为首的各项建设工程，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未央宫是在秦章台宫废墟基础上改建而来，位于长安西北部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气势雄伟，亭台楼阁，绵延数里。据《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其壮丽可见一斑。

高帝一看，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老子差点将这条老命扔在白登山上，你萧何却在后方大兴土木，要是我丧命在外，如此宏伟的宫殿还不知留给谁享受呢!当下召来萧何，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萧何静静地等高祖骂完后，才慢条斯理地回答道：“正由于现在天下还未平定，所以才要修宫殿以安人心。宫殿巍峨壮丽，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天子的威严；同时，也是一步到位，避免被后世子孙的宫室超过!”

这分明是一派混账逻辑!

其实，对高祖的心思，萧何还是非常了解的，现在根本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也不需要讲大道理。

果不其然，骂归骂，没过几天，高祖还是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未央宫。

但舒心日子没过上几天，新的烦恼就又来了。

与匈奴外患相比，现在困扰高祖的问题，多是来自自己的家人。

首先是自己不争气的二哥刘喜，就在高祖回师南下之际，匈奴人又来攻打代国，代王刘喜吓得仓皇弃国逃跑，一口气跑到了洛阳。好在高祖临行前，命樊哙留在代地，总算没出大乱子，很快平定了乱局。

高祖心中一直有一个心结解不开，那就是他自小就被老父亲拿来和二哥做比较，总觉得他不如二哥能干持家，久而久之，心中难免有怨气。

高祖即位之后，分封家人，也没落下这位二哥。

但值得玩味的是，庶长子刘肥被封到齐国，异母弟刘交被封到楚国，都是富庶之地，二哥刘喜却被封到了代国。谁不知道代国苦寒贫瘠，又临近匈奴，让刘喜这位庄稼汉去做代王，不明显是难为他吗？

代王其实应该有个更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刘贾。他是高祖的堂兄，属于宗亲，又是一位战将，让他去镇守北境，显然远比刘喜强。但是，高祖却从原楚国分出了一部分土地，新建立荆国，让刘贾出任荆王。

参考高祖迁徙韩王信去守边一事，就可以看出，高祖让刘喜去做代王，明显不怀好意，虽不能就此断定，他是想让自己的同胞二哥去送命，但至少是想整他一下。

如今，刘喜被匈奴人吓得屁滚尿流，捡了一条命跑了回来，高祖也算出了一口恶气，毕竟是同胞兄弟，况且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威胁，遂废为合阳侯了事。

整了二哥刘喜之后，高祖也没忘戏弄一下老父亲刘太公。

要不是出了个高祖这样的皇帝儿子，太公作为一名老农民，在秦末乱世中，要是运气好一些，就终老丰邑中阳里；要是命运不济，说不定和一家老小早已命丧兵燹之祸。

在他以前的数十年中，大半辈子都在丰邑中阳里巴掌大的地方度过，中阳里就是他的全部世界。故而，以太公的眼界，觉得老二刘喜勤俭持家、踏实肯干，远比早年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高祖强，这本身并没错。

为人父母，哪个不希望自己儿子有出息？

只是，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命运给予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人生舞台，勤俭持家的刘喜的舞台就是自家一亩三分田，而高祖却被推上了历史浪尖，置于天下的中央。

如今的高祖已非当年丰邑的刘季，但今朝的刘喜依然是昔日的刘仲。按理说，高祖已贵为天子、当胸怀四海时，早年的家长里短、陈芝麻烂谷子，早该视若云烟，随风而去了。

但他心中的坎儿还是过不去。

实际上，刘太公因为他这个皇帝儿子，吃尽了苦头，一把老骨头能够撑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了。多年前，高祖与项羽争夺天下之时，太公与吕后被俘虏到楚营，差一点被扔到大锅里煮了。

试问，当一个父亲在两军阵前、众目睽睽之下，在生死关头，被自己儿子弃之不理，儿子还恬不知耻地说要喝他的肉汤，内心是何等悲哀、凄凉与无奈。

但是历史的聚焦点终究集中在他那无赖儿子身上，因为他后来成了皇帝，没有人在意他这个糟老头子的感受，他的死活，与历史大势无关紧要，哪怕他是那个改变历史的皇帝儿子的父亲。

不过，估计在刘太公内心中，自始至终，还是刘喜合他胃口。爷俩凑在一起，比较说得来。

儿子做了皇帝，按理说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但刘太公始终开心不起来。如果有可能，太公宁愿回老家侍弄自家的菜园，过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也比待在深宫内院舒心。

然而，一切都回不去了。

儿子称帝后，刘太公除了物质条件好了一些外，父子间的关系基本没啥变化，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跟昔日丰邑中阳里老家一般，随随便便，该干吗就干吗。

做了皇帝又咋的，我还是你老子!

但是，很快有个家令告诉太公，这样下去可不行，您虽然是皇帝的爹，但皇帝毕竟是君，您还是他的臣子，君臣大义要高于父子礼数，不能因为您是皇帝长辈，就乱了国家法度。

那怎么办？总不能见了儿子下跪吧。

几天后，高祖像往常一样，来看望太公，却发现老爹有点不对劲。只见他远远地抱着一把扫帚，倒退着往里走，恭恭敬敬地迎接自己入内。

高祖一看，大吃一惊：老父亲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样折腾自个儿？他心里过意不去，赶紧下车扶住了他。

对于老父亲的为人和性子，高祖再了解不过，他肯定想不出这样的花招，必定是有人在一旁支招儿。一问，果不其然。高祖便封赏了那位家令，然后尊太公为太上皇，如此，父子之间便不再是君臣了。

不过，刘太公不太明白，给自己封个太上皇有啥用，心情还是很郁闷，整日闷闷不乐。

日子一长，高祖看出来了：老爹这是想家了，但现在总不能将他送回老家去。后来，高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老家的街坊邻居们整体搬迁到关中来。

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下令，在骊邑县(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十四里阴盘城)，按照丰邑老家的状貌，复制修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新城，取名为新丰，然后将老家的街坊邻居们全都搬迁过来入住。

据说，由于修建得过于逼真，各家的鸡犬放开后，都能找到自家家门，而不用担心走错。

新丰建成后，刘太公时常去串门，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跟街坊们在一起拉家常叙旧的日子，心情舒畅了许多。

就算对老父亲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但高祖心中对他当年偏袒二哥之事，依然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两年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冬十月，时值岁首，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刘交等诸侯王，至长安朝贺天子。

高祖在未央宫设宴款待诸侯及满朝文武大臣，殿廊之下皆坐满王侯公卿，群臣频频举杯敬酒，高祖备感春风得意，酒喝多了，就开始有点把持不住了。

他回头看见坐在殿上的太上皇刘太公，往事历历在目，心想老爹之所以能够享有今日的尊荣，还不是由于我的缘故，亏你当初还低看我一眼，试问，今日二哥还能和我比吗？

高祖趁着酒意，举起手中玉杯，冲着太公，揶揄道：“当年我年轻时候，父亲总嫌弃儿子没出息，不能置办家业，不如二哥勤劳能吃苦。今天，请您看看，儿子我创下的家业，跟二哥比，到底谁的多？”

高祖说完，惹得大殿之上诸侯及群臣哄堂大笑，齐声山呼万岁，声震殿宇，萦绕不绝。

太公当时的态度如何，或是赧然愧恨，或是愕然气愤，史书上没留下任何描述。尽管被尊为太上皇，但坐在大殿之上，太公充其量不过是个仪式道具罢了，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史书留下的只是权力的威赫，而刘太公没有任何话语权。

就算裹上锦衣，他还是那个乡下老农。

这次当众羞辱，不知是否给年迈的刘太公留下了心理创伤，九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秋七月十四日，刘太公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历程。

人死为大，高祖与太公的父子恩怨，也到此为止，他为老父亲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葬于万年邑。

皇帝的父亲去世，如同国丧，按礼，各地诸侯都要来京城吊唁。楚王刘交、梁王彭越等诸侯都来送葬，不过送葬的人群中始终没出现代国国相陈豨的身影，这引起了高祖的不满。

当时代国王位空缺，代国国相相当于在署理国政。如此重大的时刻，朕的父亲去世，陈豨不来京城出席葬礼，就是在蔑视朕这个皇帝!

说起来，陈豨也是高祖的老部下了，但高祖万万没想到，刚将父亲下葬、丧礼尚未结束，当年九月，陈豨就造反了。

陈豨，宛朐(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早年随高祖入关，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后来曾参与平定燕王臧荼之乱，封阳夏侯。

陈豨被委任为代国国相，一方面，是因高祖念他多年追随左右，没功劳也有苦劳，对他比较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形势使然。

当时，大汉北部边境的形势空前严峻，匈奴对汉虎视眈眈，韩王信及其部下王黄与赵利，勾结匈奴，不时滋扰代、燕诸国，边防非常吃紧。

代国身后就是赵国，代、赵两国唇齿相依，而此时的赵国刚刚经历一场大变故，国政尚未平稳。

赵国本封给张耳，张耳死后，其子张敖继位。高祖念及与张耳的交情，同时为了笼络住新赵王，便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张敖。

高祖为人豁达，但也有不少毛病，比如爱骂人。这个毛病让他坏了不少事，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始终改不了骂人的习惯。结果他没想到，骂了一顿自家女婿，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

白登之围后，高祖曾路过赵国。赵王张敖早晚伺候在床边，言辞恭敬，极尽礼数。估计高祖对女婿有点看不顺眼，加上当时心情极差，对张敖叉开双腿，动辄叱喝谩骂，吆来呼去，完全没拿他当一方诸侯，使唤他的语气犹如吆喝自家奴才一般。

张敖为人胆小谨慎，对皇帝丈人的坏脾气，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一旁赵国国相贯高看到君上受辱，异常气愤，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贯高跟张敖父亲张耳一起起事，是看着张敖长大的，两人之间名为君臣，实则多少有点长辈和晚辈的亲情。

高祖的蛮横，激发了他的护犊心切之情。

贯高心想，张耳也是一代英雄豪杰，怎么生下如此窝囊的一个儿子，一气之下，便联络赵午等人，共劝张敖干脆趁机除掉皇帝。

张敖一听，吓得咬破了手指，血顺着指缝间流下来，一时都没觉察到，战战兢兢说道：“我父亲当初亡国后，幸亏皇帝帮忙才得以复国，王位得以传承子孙后世，如此恩情，怎么敢忘记？希望你们不要再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了。”

见张敖如此不成器，贯高、赵午恨铁不成钢，退出来后，私下商议道：“大王下不了手，但我们做臣子的，眼睁睁地看着君王受辱，能无动于衷吗？绝对不行!不如这样，咱们绕过大王，独自行动，事成则功归我王，事败则由我们承担罪责。”

为了避免牵连张敖，贯高没有选择在邯郸下手，但私底下一直在谋划刺杀皇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次年冬(高帝八年)，高祖率军赴东垣县(属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后改为真定县)攻打韩王信的余党，经过赵国的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北)。

贯高觉得机会来临了，遂暗中派人藏在厕所的夹墙中，只等皇帝如厕之时就下手。

高祖本来准备留宿，但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一打听，得知此处名叫“柏人”，便喃喃自语道：“柏人，就是受迫于人呀!”思前想后，觉得此地不能久留，便很快离去。

就这样，贯高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流产了。

纸里包不住火，贯高未遂的刺杀行动，后来被他的仇家得知。仇家自然不会放过私仇公报的机会，马上向朝廷揭发了他。

高祖在震惊之余，立刻下令捉拿赵王张敖及贯高等赵国君臣。

事情传开后，赵午等人打算自杀，以死效忠赵王，但被贯高拦住，指着他们大骂：“这次行动赵王根本不知情，你们死了，倒是一了百了，但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

大伙儿想想也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赵王，但如果反而因此害了他，那么，我们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众人决定，陪张敖一起赴长安。

车马辚辚，在囚车中的贯高目光坚定而又从容。

至长安后，在狱中，贯高忍受了千般酷刑折磨，任狱吏鞭笞、刀刺，他只有一句话：“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与赵王毫无干系。”除此之外，不发一言。

没过多久，在牢中的贯高已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一口气，但依然撬不开他的嘴。

张敖下狱的消息传到了吕后耳中，为娘的心疼女儿，一旦张敖被处死，岂不是让鲁元公主守寡？所以，她不停地劝高祖说：“张敖都娶了公主，属于一家人，应该不会参与谋反之事。”

高祖不由得怒火冲天，恨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气得破口大骂：“你眼里只有女儿，要知道一旦张敖夺了天下，他还会缺少女人吗？还会少你一个女儿!”

骂完，气咻咻地，不再理睬吕后。

日子一天天过去，主持审问贯高的官员仍旧一无所获，只好回去，向皇帝如实汇报。

得知贯高是个硬骨头，高祖反倒对他多了几分敬意，觉得此人敢作敢当，是条汉子。他明白，对付这种人，来硬的绝对没有用，看来只能改变审讯方式，打情感牌，或许还有用。

中大夫泄公是贯高的老乡，高祖便让他去狱中套话。

狱中见老乡，别有一番感慨，一番叙旧之后，泄公小心翼翼地问道：“乡党，说句实话，赵王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与谋反计划？”

自打泄公一进牢门，贯高就猜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其实，他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他知道，在酷刑之下，一切的供词和辩解，都难以让皇帝相信。

如今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了，或许这样的环境下的供词，反而能让皇帝相信。

贯高很平静地回答道：“纵然赵王对我有恩，但君臣情义，总没法与父母妻儿相比吧。现如今，我家人和三族之人都已被定为死罪，请问我有什么理由，为了包庇赵王而搭上自己的亲人呢？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赵王确实不曾谋反，事情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干的。”

泄公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然后长叹一声，转身回去。

张敖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了出来。

这些日子以来，贯高在狱中坚贞不屈的精神头打动了高祖，他有意放他一条生路，遂让泄公第一时间赶赴监狱，将张敖已被赦免的消息递给他。

乍听到消息后，贯高还有点不敢相信，略带迟疑地问道：“我王真的被放出去了？”

泄公重重点头，确认无疑后，贯高开心得像个孩子。

泄公趁机转达了皇帝有意赦免他的意思，让泄公感到意外的是，贯高并没有激动万分，反而表现得很平静，从容地说：“入狱以来，就算被打得遍体鳞伤、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也不肯死，这绝不是因为我贪图苟活，而是为了证明赵王之清白。现在赵王既然已被无罪释放，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可以死而无憾了。至于我，谋害皇帝是事实，即使皇帝不愿杀我，我就不心中有愧吗!”

说完，就掐断自己的颈脉，自杀身亡了。

至于张敖，在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后，命是保住了，但王位再没法保住了，被降为宣平侯。

女婿毕竟是外人，终究靠不住。掌握江山，还是要依靠儿子。

刘喜从代国逃回后，代国的王位出现了空缺，高祖立刻封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为代王。

如今，赵王的位置空出来了，高祖马上让这位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出任赵王。

赵国毕竟是个大国，无论哪方面都比代国强。

相比忠厚文弱的太子刘盈，高祖觉得这位小儿子性格更像自己，对他的疼爱也远超其他诸子。刘如意当时年方十岁，高祖当然舍不得让他小小年纪就北上赴赵就国。

因此，刘如意虽然被封为赵王，但人还是留在长安，陪在高祖身边，不离左右。

多年来，吕后与皇帝的感情早已生分，高祖只是念及她是自己微贱时的原配夫妻，不忍离弃罢了。

高祖觉得，皇后的尊荣和地位，足以弥补吕后早年的吃苦受累，现在已经不欠她什么了。

至于他的感情，早就全倾注在戚夫人身上，沉醉在老夫少妻的欢愉中。

戚夫人知道，皇帝年事渐高，陪她们母子的时间不多了，一旦皇帝不在了，她和儿子的性命还不是攥在吕后手中，她想一想都害怕。

好在高祖每次出巡，都将自己带在身边。戚夫人趁着机会，向皇帝撒娇、哭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赶紧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只有儿子将来掌握了最高权力，母子二人才能确保安全无虞。

看着心爱的女人整日哭得犹如梨花带雨，高祖心疼不已。然而，朝堂上的权力博弈很微妙，就算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也不是所有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的。

像立太子这样的大事，必须赢得群臣拥护才行。

每当高祖流露出废黜刘盈、改立刘如意的意思，就会马上招来群臣反对。有一次，高祖的态度有些强硬，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堂上，梗着脖子与皇帝较起劲来。

高祖一怒之下，让周昌必须给他说出个理由来。

周昌，沛县人，与高祖是同乡，其堂兄就是死守荥阳的周苛。

周昌为人耿直，性子急，但又患有严重口吃，所以一激动，说话就磕磕巴巴，憋得老脸通红。

他知道，高祖让他当众讲理由，其实是在故意刁难他，有意让他出丑，情急之下，便结结巴巴地说道：“臣口不能言，但臣期期知道不能这样做，陛下要废太子，臣期期不奉命!”

高祖被他的窘迫样逗得哈哈大笑，但立刘如意为太子的事，也只好作罢。

周昌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之时，吕后正在东厢房侧耳聆听，朝堂上的一言一行，她全都听在耳中。朝会结束后，她特意召见了周昌，一见面，就马上跪下，向周昌致谢，说：“今天要不是您，太子的位置差点保不住了。”

经过此事之后，高祖便想设法将周昌从朝堂上支开，让他出任赵国国相，赶紧去邯郸上任。

高祖本想让周昌这头犟驴远离自己的视线，让耳朵清闲一阵，但没想到歪打正着，正是周昌揭发了陈豨。

陈豨虽是代国国相，但为了抵抗匈奴，整合代、赵两国军力，朝廷命他统领代、赵边防部队。

他到代国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大肆招揽门客，笼络人才，门前车辙交错，四方士人云集，大有战国孟尝君的派头。如此张扬，自然会引来万众瞩目，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懂得收敛。

有一次，陈豨带领门客去赵国邯郸，一路上招摇过市，随行的车辆多达一千多辆，手下门客之多，竟然住满了邯郸官舍。

正是陈豨的此次邯郸之行，引起了周昌的注意。他觉得情况不妙，立刻上书朝廷，反映情况。

接到周昌密报后，高祖觉得兹事体大，立刻下令调查。经查，果然发现，陈豨门客中有多人违法乱纪，不少事还扯到了陈豨头上。

陈豨得知后慌了，此时燕王臧荼已灭，赵王张敖、楚王韩信被贬为列侯，他担心有一天会清算到自己头上，便私下联络韩王信旧属王黄、曼丘臣密谋造反。

高祖十年九月，陈豨公开造反，自称代王，发动叛乱，劫掠赵、代两地，亲自统率十万军队，以程纵为副帅，侯敞、宋最、陈武为将，打算自东垣县南下。

陈豨命曼丘臣率另外一路大军攻战马邑，然后两军合一，南下迎战汉军。

得知陈豨公开谋反，高祖统领大将樊哙、灌婴、夏侯婴、郦商、靳歙等，亲率三十万大军经邯郸北上东垣迎敌。另外，命周勃率一路大军经晋阳，赶赴马邑与曼丘臣的叛军作战。

此时张良正在生病，得知陈豨叛乱，也抱病随周勃北上。

在挥师北上的同时，高祖下诏各诸侯调军队一起讨贼，但他很快发现，各异姓诸侯王接诏后大多虚与委蛇，坐观成败。

韩信以生病为由，拒绝同往，梁王彭越也托病不来，只是派部下前来应付一下差事。

高祖明白，现在只能依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