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教育之争

东－西方教育之争是近代印度教育发展中发生在以倡导通过印度古典语言传授东方文化的“东学派”和以倡导通过英语传授西方文化的“英学派”之间的一场重要争论。虽然最早倡导在印度实施英语教育的格兰特的《关于大不列颠的亚洲事务中社会状态的观察》一文在1792年就已写就，但东学派和英学派之间的争论一般以1813年《东印度公司法》的颁布为起点。

东学派的主要成员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们之所以鼓励复兴东方文化并在教育中使用东方语言，既出于政治的考虑，因为这样有助于稳定和加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教育被认为是可以使印度人觉悟的主要因素，也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因为要管理和控制印度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仅靠从英国招聘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精通梵语、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并熟悉印度国情的印度官员的协助。热衷于东方文化和东方教育也是当时欧洲文化发展的热点，“到1830年，几乎一切所谓的古典梵文文学都赢得了欧洲学者的注意”，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更有特殊的便利条件。

英学派主张通过英语教育把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传播到印度。其人员组成较为复杂：克拉伯姆教派的成员认为把英语教育作为传播基督教精神的媒介引入印度，可在印度引起一场宗教改革，这必将促使印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复兴；英国的商人阶层则希望通过英语教育，使英国化了的印度人成为英国货物的潜在顾客；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认为教育的目标应提倡有用的学习，而不是那些晦涩的没有价值的知识，他们支持用英语教育取代东方教育，倡导在印度事务中奉行一种学以致用的教育原则，曾在英国印度署中任职的著名功利主义者穆勒父子(J．Mill和J．S．Mill)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一些著名的印度人士也希望通过英语教育来引进西方文化，认为惟有这样，印度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复兴，曾上书总督抗议创办加尔各答梵文学院的拉姆莫汉·罗伊(Rammohan Roy)就是这样的人物。

东学派和英学派的分歧与争论，即在教育中以何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来传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争论在约19世纪30年代初发展到顶峰。随着一些年轻人加入公共教育总会，总会中原先鼓励东方文化的倾向受到挑战，两派力量变得势均力敌，以致官方难于决定是鼓励东方教育还是推广英语教育。印度总督参事会的法律参事麦考莱(T．B．Macaulay)在1834年出任公共教育总会主席，他是英语教育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他在1835年2月写了著名的备忘录，力陈其主张英语教育的观点。

麦考莱的备忘录备受印度总督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的支持。他在1835年3月7日签署了一项重要决议，明确规定：“拨给教育的所有款项只能用于英语教育。”

本廷克提倡以英语为媒介、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西方教育和文化；废除以梵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为媒介、缺少实用价值的东方教育和文化，从而以政府决议的形式结束了印度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东学派”和“英学派”之间的争论，对尔后印度教育西方论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