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

以怜恤同情爱护他人的心情处理国事民生。孟子所首倡的一种政治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到了孟子时代，就发展为仁政思想。孟子以“心”释“仁”，把“仁”的原则运用到政治领域，就形成了所谓的“仁政”主张。

仁政的理论基础是仁。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由此断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政的实质和作用。行仁政也就是从“不忍”达于“所忍”的过程，亦即扩充仁心、“推己及人”的“推恩”过程。所谓“推恩”，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从“亲亲”到“仁民”。

孟子的仁政学说也是一种“王天下”的主张，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都竞言“王天下”，孟子所主张的以仁政来“王天下”的道路也就是“王道”。“王道”与“霸道”有别(见王道霸道)，仁政与暴政对立。孟子认为行仁政、“王道”要发自内心，要像帝舜那样，“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王”、“霸”的区别在于前者靠“德”后者靠“力”。孟子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行仁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其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在上施政者有无“仁心”，愿不愿以“推恩”来行仁政。由于在上的君主一“心”系仁政之得失，于是就要有作为“王者师”的人来“格君心之非”，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是把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化为简单的君主个人“心”中的意念趋向问题。《礼记·大学》篇就充分发挥了孟子的这种观点，把“正心”、“诚意”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但也没有解决如何从道德理想转化为现实政治的运行机制问题。

孟子所主张的仁政还要求君主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精神“发政施仁”，要“省刑罚”、“薄赋敛”、“不违农时”，使“民”“耕耨以养其父母”。他还设想使“民”有“五亩宅”、“树桑”以使“五十者”“衣帛”，有“鸡豚狗彘”以供“七十者”“食肉”，有“百亩田”以使“数口之家无饥”。总之，要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即“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措施都是孟子在“制民之产”的思想指导下所设想的仁政的具体内容和“王道之始”。此外，还要对“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具体发挥了孔子的对民要“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思想。为了贯彻仁政主张，孟子针对当时土地集中现象(即“暴君污吏必慢其疆界”)提出恢复已经废弃很久，连孟子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井田制，因为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如果实行了“井田”，那就“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同上)。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当时被视为迂阔，而后世儒家却倍加推崇，成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