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

孟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点。《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是从统治阶级长远根本利益角度出发对“君”与“民”价值地位轻重所做出的判断。

儒家的“贵民”思想是由西周开始的“敬天保民”观念演变而来。孟子在回答齐宣王问及“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时说：“保民而王。”断言“民为贵”，是说对整个统治阶级而言，“民”的价值高，并非“民”本身地位高贵尊贵，因为“保民”、“得民”抑或“失民”的问题，对君主来说，就是一个“得天下”与“失天下”的问题。如孟子所云：“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这说明，“民”心的向背是“君”得、失天下的首位原因，“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同上)。“民为贵”思想还有其深层的理论根据，即孟子所引《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论断。三代以来所盛行的神学政治论总是宣扬“君”权的来源是“天命”，政权转移的合法根据也是“天命”，能否获得天命，血缘关系并非是绝对的，最高决定权在天，“天子能荐人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而“天”的选择依据在“民”，如果“天受之”、“民受之”，那就是获得“天命”。“天受”的表现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这当然是虚托之辞。因为“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真正的选择是“民”，而“民受”的标准是“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由于“天”是以“民”之视听为视听，所以“民”的选择，“民心”所向，也就是“天命”所在。由于这种“天”与“人”的相关相通，就给“民为贵”罩上一重“天命”的灵光。

“贵民”也就是“重民”，这在孟子以及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成是既仁且“圣”的表现。荀子把“君”比喻为“舟”、“民”比喻为“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秦汉大一统实现后，君权不断膨胀，民贵君轻思想就受专制帝王的反对，如明太祖就曾因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论而将其逐出孔庙。因此民贵君轻思想在后世并未得到发展，而重民思想则一直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