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并不是我母亲的母亲；外公，也不是我母亲的父亲。

1967年酷暑，母亲背着4个月大的婴儿下村，从事路线教育。晚上去生产队开会，宣传党的政策；白天挽着裤脚，背着婴儿与群众一起下田劳动。8月的骄阳，如芒刺背，人们热得大口喘息，母亲背上的婴儿更是焦躁不安。花街生产队的队长郑梨信对母亲说：“小李子，

你这个娜妮（女儿）要晒坏了的，让我家桂花抱抱吧。”母亲惊喜不已！而队长家的桂花，却是个看见孩子蹲在地上便便，就捏着鼻子绕道走的干净人。她生了一个女儿，6个月夭折后再无己出。

母亲忐忑不安地把胖乎乎的娃娃抱给她。3天后，母亲去她家收拾尿布回公社，而她的眼睛却停在孩子身上依依不舍。母亲说：“桂花奶奶（婶婶），你帮我带她，我每个月付6块钱，好吗？”“好好，钱不钱不要讲，这个娜妮我喜欢！”

我就是那个婴儿，桂花奶奶成了我的外婆。

外婆家人丁稀少，只有一个7岁才来的养女，但每天门庭若市，因为每晚社员们要来队长家记工分。从第一个来到最后一个走，就像一个极具凝聚力而又松散的“聊天沙龙”。有意趣的端坐一晚不嫌长，没精力的点完卯就拔腿走人。漆黑的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重叠着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人影，外婆負责拨灯芯，人们敲着黄烟筒，谈论地里的庄稼、村前屋后的喜事丧事，好事坏事，也像村里的新闻中心，快意极了。登记完工分，外公会吹一支长箫。他自顾自地吹，别人则更加高声地谈笑。我常常在外公的箫声中沉沉地睡去。外婆抱我去床上时，会嗔怒外公：“吹里出来咋个？娜妮又被你吹困（睡）着了。”

我会走路的时候，只要外公坐下来洗脚，就会把外公要换的鞋子拖来。会爬高的时候，就会爬上吃饭的长凳，取下墙上的长箫给外公送去，不管外公今天想不想吹箫。外公乐得直竖大拇指，向大家夸耀他的外甥女有多停当（聪明）懂事，外婆则功臣似的补充白天发生的他不曾知道的“聪明”细节。

外公歇工和下工回来，老远就喊他给我取的乳名“芳乃”。没看到我，就会疾言厉色地质问外婆：“桂花！姩呢？”这是他唯一貌似发威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大事琐事，全由精明能干的外婆弄妥帖了，老好人的外公只负责回来高兴。外婆不停手里的活儿，朝后院一努嘴：“姩不在后面啊！”我和水家佬他们玩兴正浓，总是被外公老鹰抓小鸡似的抱起来，亲我的脖子窝，痒得我哈哈大笑，口水流了外公笑若灿花的一脸。

外公每年要去县城开四级干部会。外公不在家的时候，我天天守在水井边的拐角处，等着外公回家。等着坐在外公跷起二郎腿的脚背上，拉着外公的双手上下左右大摇晃——坐花桥。等着外公的箫声扬起，趴在外公的膝盖上睡一个香香的小觉。等着外公每次见我，就像捡着宝贝似的开着菊花的笑脸。那些日子，我闹着外婆要外外要外外，不肯张嘴吃饭，不肯脱衣睡觉，生怕外公回来我不知道。外婆逢人就讲：“有亲数哎！然后罗列一番，人家睁大眼睛：“这个姩有带头哎！”或者说：“哟，这样小的人嗬！”

我觉得外婆讲的远远没有我心里的思念重。当我觉得太阳都快变灰掉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水塘边出现了外公的身影：外公背着一个军用挎包，头发照例梳得锃亮。我刚想定睛仔细分辨，大樟树和房屋瞬间挡住了视线。正在我极其失望时，外公笑眯眯地朝我奔来。“外外！外外！”我使尽全身力气大喊着，将我的思念扔给蓝天。外公老远就从挎包里拿出一根油条，恨不得让手臂立即伸长十几米，送到我嘴里。以后每次去县里开会，外公总要带几根油条回来，让我吃得小嘴油嘟嘟的，用舌头舔着嘴唇。那时，我虽然极喜欢这稀缺的“山珍海味”，巴望着解馋的痛快，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外公去开会，几天不能回家。

人们都说梨信叔以后可以享到芳乃的福。可我5岁时，外公患胆囊炎在县医院动手术，遭遇停电，手术失败。外公在县医院住了好几个月。那时，公社没有幼儿园，我已经没有去处，只好随7岁的姐姐上了一年级。上课时，我随意地进出，老师只当我是一个旁听生，并不纳入班级管理，可我却无意识地记住了课堂上并不复杂的内容。盼到星期天，母亲带我去看外公，当我认出了墙上大红的“3”字（外公住3号病床），认出了搪瓷茶杯上的“人民”二字（毛主席语录：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外公感到无比惊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成人不识字者比比皆是。外公逢人便夸他的宝贝外孙女如何如何，将来该上几重天！那时的农村，对于孩子，只要能够活着长大就万事大吉，言及“出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外公对我的厚望，让我羞愧余生！

外公终究没有看到我读完小学第一册。记得那天，家里的人特别多，任谁跨进外公那间黑屋，都失声哭着出来。我只看过外公那么开怀的笑脸，以及人们围在外公身边有多开心，此刻，大家到底被什么东西吓哭了？到底害怕什么怪物？这间黑屋到底有多怕人？外公怎么不去赶走它？连抱着我的母亲也痛哭流涕，我吓得嚎哭踢打着母亲，抗拒进屋。而那时，外公多想最后看我几眼啊！后来，母亲告诉我，外公用尽游丝之力传话出来：“别让姩进来，别吓着她。留给桂花带，要带好她！”

我终究没有留给外婆带。一年后，父亲从外婆泪眼婆娑的哭腔中接走了我。这意味着生命中的两位至亲都离她远去，外婆不能接受，藏起了我的转学证明。直到父亲说在乡下读书会耽误我的前程，外婆才给我收拾吃穿用品。此后两个月中，外婆几乎每天步行20里，从港边公社灵西村去县城看我一眼即刻返程。来回40里，就为了看我今天有没有吃饱穿暖，有没有伤风病痛，有没有被父母责骂。而我，50年里最欢快的时光，便是奔向外婆，回填外婆一点“享福”的“奢望”。

疼到深处，是我与外公外婆超越血脉的亲情，不曾更改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