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红日高照，一群白鸽从空中飞速掠过，袅袅鸽哨之声直入云端。此情此景，在每一个人看来，都是那样的赏心悦目。可是在晚清时期的广州，同样的景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仅没有丝毫的诗情画意，反而充溢着忐忑和焦急，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场浑身沾满钱腥铜臭的赌博过程。这就是晚清时期广州地区风行一时，深入千门万户的白鸽票赌博的滥觞——赛鸽赌博。  

白鸽票

养鸽竞飞，本来是中国民间源远流长的一种健康的娱乐活动，多年来一直没有像斗鸡走狗、斗蟋蟀那样沾染上赌博的铜臭。然而，在鸦片战争后赌风甚嚣尘上的广州，赛鸽这一纯洁的活动也未能幸免赌博的玷污。同治光绪年间，赌场老板介入赛鸽活动，将赛鸽用《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编号，赛前人们可在任何一只鸽子名下押注，竞飞结束，押注的鸽子获得第一名，则押注者便是赢家。所有赌金除老板按规定抽成之外，悉数归赢家独得，如为数人同中，则大家均分。  

赛鸽赌博没有实行很久，因为它很容易被人操纵舞弊，参赌的人兴趣不大，以后逐渐演变为“白鸽票”，又叫“白鸽标”。白鸽票实际上是一种猜字游戏，由专门经营的赌局主持进行。具体办法如下：  

赌局将《千字文》的前八十个字印在白鸽票上，向社会公开推销。赌客买票以后，可任意在票上圈十个字，然后将票交回赌局并进行登记。到开票之日，赌局用类似今天摇奖的办法开出“底字”二十个，相当于中奖号码。赌客所圈十字中，与底字相符最多者即为头奖，以下依次为二、三等奖，奖金同中同分。白鸽票每张售价为白银三厘，相当于铜钱三文左右，相当低微，因而参赌的贫民百姓特别多，故而每次奖金总额也很大，如果侥幸独得头奖，可得到数千元之多，对于赤贫百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当时广州即使是赤贫者，或者是从不参加任何赌博者，也要买白鸽票。翩翩白鸽票，犹如旧日王谢堂前燕，飞进了千千万万寻常百姓之家，其流毒之广，可想而知。  

与白鸽票相似，再加以改进的是山票。山票赌局所出的字由《千字文》的前八十个字增加为一百二十字（从“天地玄黄”到“遐迩壹体”，中间删去“吊民伐罪”一句），投买者在这些字中选买十五字为一条，每条赌本为大洋一角五分，中彩的字每次为三十个，选中字数最多者中头奖，其下也有二、三等奖，同中同分。山票较之白鸽票有所改进之处，在于它有一套完整的发行系统，当时广州街头巷尾都有兜售山票的人，称为“带家”，有如上海花会的“航船”，所以，买山票的人不用到票厂。投买者将赌本和圈了十五个字的山票交给带家，带家开给临时收据。第二天投买者凭临时收据向带家换取票根。票根四联，每联有十五个空白小方格，由带家将投买者所圈十五个字填在空格内，这些字是由带家随身携带的木活字印在票根上，无法涂改。四联一式，编有号码、盖有图章。第一联交投买人，开票后，凭票根对奖、领奖。  

山票每月开票三次，日期为每旬的逢二日。开出的三十个底字用“搞珠”的方式决定，很像今天的摇奖，当众举行。票厂备有比乒乓球略大的圆球三套，第一套一百二十个，不涂颜色，各刻山票上一百二十个字中的一个字；第二套三十个，涂红色，无字；第三套九十个，涂白色，也无字。开票之日，有公证人到场作证，台下参观者水泄不通。台上左右两边各放大圆筒一个。当众检查，圆筒内确实空无一物，才把一百二十个有字的球一个一个放入左边的筒内，然后把三十个红球和九十个白球一起放入右边的筒内。封盖之后即开始摇动，两个大圆筒都设有机关，每摇一次，就有一个圆球滚出筒外。比如左边摇出一个“地”字球，右边摇出的是个红球，左边就有人高唱：“天地玄黄个‘地’字。”右边有人接着唱道：“中”。意思是“地”字中彩了。随即有人将“地”字球和红球串连在一起，挂到前排显眼处。如左边摇出的是个“洪”字球，右边摇出的是白球，左边的人照样高唱：“宇宙洪荒个‘洪’字”，右边的人则接着唱道：“吉”，表示“洪”字落选了，这两个球随即被串起来挂到后排。如此这般摇完一百二十次，三十个中彩的字和九十个未中彩的字全部开出公布，“搞珠”完毕。再揭开圆筒检查，仍空无一物，即表示毫无舞弊之处，开票也就顺利结束了。  

开票后第二天，票厂即印发“谢教单”——奖金派彩单。彩金总额为售票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如卖出三十万条，总收入就是四万五千元，抽出百分之六十五，奖金即为两万九千二百五十元，头、二、三奖各得奖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十五，同中同分。则头奖金额高达一万七千五百五十元，高出山票售价十多万倍，不可谓不高。很多人都想侥幸一博成功，一夜之间由赤贫变为巨富。所以山票的吸引力极大，据当时的记载，广州极贫困的人，即使有从不出入番摊馆的，但是没有不买山票的，可谓趋之若骛。事实上，投买山票十五个字，最低要买中十一个以上才有得奖的希望，中头彩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绝大多数人的发财梦不过是一场空。只有赌局老板才是每场稳赢的大赢家。因为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便是票厂的毛利，扣去开销和税金等费用，其纯利是颇为可观的。  

晚清时流行于广州地区的另一种彩票赌博是“铺票”。光绪年间，广州的南海、顺德两县士绅为了筹款修筑防洪大堤，向一百二十家商业店铺借款，为了归还这笔款项，便举行了“有奖铺票”活动。铺票的具体办法与山票基本一致，只是票上印的一百二十个字是这一百二十家店铺的字号。投买者任选十个字为一条，票厂开出的“底字”为十二个。铺票最初是为了募集公益事业和救灾款项而设，灾后继续开办，就失去它的初衷而变为名符其实的赢利性赌博业了。  

白鸽票、山票、铺票和前面已经谈过的“闱姓”都属于彩票类赌博，它们不约而同都产生和流行于广州，是因为这里最早开埠通商，受到西洋各国彩票赌博影响，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富庶繁荣、商品经济发达，也是一个原因。彩票赌博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极低的赌本去博取极高的赌彩，所以，尽管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却仍然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也使国人心目中产生了一个“粤人好赌”的不良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