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是古今中外各民族都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竞技活动。然而从古代起，这种激烈的竞技活动便染上了赌博的色彩。战国时孙膑赛马的故事便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次赛马赌博事例，同时也是运筹学用于赌博的一次有名的尝试。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常常举行赛马，每场比赛的输赢常在千金以上。当时将赛马分为上驷、中驷、下驷三等，各戴有不同的彩饰。军事家孙膑到齐国之后，常作为齐相田忌的幕僚去观看赛马，他发现田忌的三种马都比齐王的同等级马稍差一点，所以每赛辄小负。于是他给田忌出了一个主意，让马师把马的彩饰互相调换，把下驷扮成上驷，上驷扮成中驷，中驷扮成下驷。然后让田忌以下驷赛齐主的上驷，上驷赛齐王的中驷，中驷赛齐主的下驷。比赛的结果，齐王的上驷大胜，而中驷和下驷均败北，田忌二胜一负，赢了千金，获得对齐王的第一次胜利。孙膑也因此得到齐王的赏识，成为齐国的军师。  

在古代，除了赛马，走狗（跑狗）也是一种常见的赌博手段。当时贵族富豪之间常进行赛马赌博，一般市井平民无力买马养马，只能以走狗竞博。在古代文献中说到市井博徒时，常常“斗鸡走狗”连用，可见这是当时常见的赌博手段。汉景帝的大臣袁盎因病免官家居时，便“与闾里浮沉，相随行，斗鸡走狗”。（《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不过，走狗也并非只是平民的博戏，有时候皇帝也对此有兴。北齐幼主高恒酷爱赛马、斗鸡和走狗赌博，他的爱犬“于马上设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北齐书·幼主传》）自唐宋以下，赛马赌博罕见于记载，而走狗赌博则不绝于书。  

古代的赛马和走狗，一般是在马、狗的主人之间进行，属于对赌的性质。而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赛马赌博，则是西方马票性质的赌博业，所以又叫“赌马”。  

在现代世界赌博业中，影响最广泛的首推赛马。在中国，从晚清到民国，西方殖民者在香港、天津和上海开辟了跑马场，成为当时当地最大的赌博业。其中以上海的跑马场影响最大。  

上海的第一个跑马场建于一八五7年，地点在今河南路丽华公司一带。不久，英国殖民者又在今南京路和上海人民广场一带建立规模跑马场，称为“上海跑马厅”。  

上海跑马厅实际是一个赌博企业，由外籍股东合资开办，华人根本不准染指其中，只能购马票参加赌博。跑马厅举办的赛马赌博种类繁多，有香槟赛、金樽赛、新马赛、马夫赛等名目。就其大概而言，马会的主办者在赛前将参赛的马和骑师的各种有关资料加以公布，并编上号码，不同的马得胜后的赔率不一样，名气大、获胜机会多者赔率低，反之则较高。赌客判断某号马最有希望获胜，就买某号马的彩票。如果该马获胜，即可持马票向票房兑换一定赔率的彩金。如果该马落后，马票成为一张废纸。这种赌马规则是通常最流行的方法。  

当时上海最引人注目的马票名目是“大香槟票”，这是一种结合摇奖和赛马二者的彩票。大香槟赛马每年五月和十一月各举行一次，大赛之前要举行三天“头马”的资格赛，获得各场比赛的头马方有资格参加大赛。香槟票每张售价银元十元，赛马前就广泛出售。到时候先要进行摇奖，中了号码的票通过摇号再与参赛的马号相配，如果相配的马跑了前三名，便获得头二三彩，其余仅获小奖，彩金二三千元。而香槟票的头彩一般高达二十万元以上，是马票的两万倍以上。所以当时上海市民购买马票者趋之若鹜，无力购买者或几人合购一张。据说浦东有一个农民姓国，临死前立下遗嘱，叫儿子“饭可以少吃，香槟票不能不买”。可见其吸引力之大。  

实际上，香槟票摇得一个零奖的机会也只有五万分之一，中头奖更似大海捞针，难如上青天。当时有一洋人这样描写参加赌马的上海市民：“赛马时，跑马厅周围拥了许多人进行赌博，中国人不论贫富，均是道地的赌徒，也是经常输钱的人。”（《今日远东印象记》）  

中国人则用如下一首竹枝词来描写当时的赌马：  

赌赛争将上驷驱，当场揽辔各踟蹰。  

寄奴百万成孤注，拼付骅骝一蹶输。  

——印江词客·沪上竹枝词  

而真正发了大财的，还是开办赌马的英国殖民者。  

后来，英、法殖民者和某些华人大亨又在租界开办跑狗赌博，其性质与办法与跑马相似，不过，这已是民国年间的事了，非本书的范围，也就不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