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129年--182年)，即何子，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兖州西南)人。中国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儒学大师。何休为人质朴多智，精研六经，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口讷，不善讲说，门徒有问者，则用书面作答。诏拜郎中，因不合于自己的志愿，以病辞去。太傅陈蕃召请他参与政事。党锢事起，陈蕃被杀害，何休也遭禁锢。他闭门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又注《孝经》、《论语》等。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春秋大义，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党禁解除，被召为司徒掾属，拜议郎，再迁谏议大夫。

　　(西元129-182)字邵公，东汉任城樊人(邻近曲阜)。父何豹，曾任九卿之中的少府，何休依据汉代官员子弟可荫任为中低层官吏的制度开始任官。

　　何休废官居家期间，“罩思不规门”，撰写《春秋公羊解诂》，这部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之中。

　　何休是汉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公羊》学面临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治《公羊》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而不重义理，偏重谶纬之学等，“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反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何休感叹不已：“余窃悲之久矣!”因此，决心继承汉初以来《公羊》学的事业，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访》，“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公羊解访咱叙)。《公羊解估》作为两汉《公羊》学之集大成著作，博采众家精华。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说明他远袭汉初第一代经师的学说。

　　他还钻研过《春秋》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何注，多本于《春秋繁露》”(陈澧《东塾读书记》)。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学说。何休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孔广森《公羊通义》)。

　　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畅通;从而提出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条例”大约有三类：

　　一是承袭先师的条例;

　　二是串解畅通经文之后提出的条例;

　　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

　　通过这些“条例”，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昔日盛况的努力。

　　何休又是继董仲舒之后借解访《公羊传》发挥政治思想的人。他在《公羊解访》自序中，强调“治世之要务”，力图挽救东汉末年衰败的政局。通过《解估》，揭露桓、灵之际君权旁落的景况，斥责宦官专政的腐败与暴虐，主张选贤与能及轻摇薄赋，反对豪强兼并土地与搜刮民财等等。

　　何休长于天文历算，与老师羊弼，根据公羊学博士李育的学说，驳难《左传》和《谷梁传》。作《公羊墨守》14卷，申说公羊家的春秋说，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氏膏肓》10卷，指出《左氏春秋》问题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谷梁废疾》3卷，指出《谷梁春秋》也有问题,如人得了瘫痪废疾,难于复起。

　　人们称这三部书为“三阙”，言其理论幽微,难于通晓,如三座宫阙高不可攀，以后郑玄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相驳难。京师称郑玄为“经神”，称何休为“学海”，十分推重。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何休在该书《序》里说:“往者略依胡母生(西汉经师)《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下,何休提倡井田;对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说，也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

　　在《文谥例》里，何休阐述了“三科九旨”。新周，故宋，王鲁，是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从三科九旨推演，又有许多义旨。表明《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义旨，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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