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二十四史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排在第一位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司马迁不同于之前的史学家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历史，他首创以写人物为中心来编撰记载历史，他开创的这种记载历史的新体例被称为纪传体，之后其他的历史王朝在记录历史的时候也有样学样全部以司马迁的《史记》为范本来记录史实。

　　在《史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司马迁在记录历史时不是杂乱无序、毫无章法，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记录，比如司马迁写帝王本纪时是以王朝更替来作为记录主线，写除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时，司马迁以列传的方式来记录，除了以上两者之外对于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的诸侯封国史迹，司马迁以世家的方式来记录。在《史记》中关于世家的记录，司马迁一共写了30篇，在这30篇世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陈涉世家》、《孔子世家》，也有我们比较陌生的《五宗世家》、《三王世家》，既如此也许会有人好奇司马迁写的30篇世家中哪一篇排第一呢?

　　查询《史记》后可以发现关于世家司马迁在第一篇赫然写的是《吴太伯世家》，之后再往下翻阅第二、三篇分别是《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相信此时许多人会更加的疑惑丛生，齐太公姜子牙那不是在商周末年协助周武王姬发灭商纣，建立周朝的首席智囊加军事统帅所建立的诸侯国及其后裔的世家么?鲁周公旦那不是在周朝初年周王室未稳情况下，主动站出来辅佐周成王，为周朝制定各方面根本性典章制度，被孔子以及后世先贤所尊及其后裔的世家么?凭借这二人的知名度和他们的贡献，他们在世家中都不能排第一，吴太伯却能排第一，他有什么特殊之处么?司马迁又有着自己的什么考量呢?

　　《吴太伯世家》之所以能排第一首先是和他的身份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有关。

　　吴太伯姓姬名太伯，他是周太王公亶父的长子，姬昌父亲季历的大哥，按照西岐当时传长不传幼(周王朝建立后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前身)的礼法，在周太王公亶父去世后理应由太伯继承王位，但是太伯觉察到了父亲有想要传位于季历的想法，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愿，也为了避免兄弟之间关于王位的争端，太伯决定让王位于自己的三弟季历，在说服自己的二弟仲雍后，太伯带着自己的二弟仲雍远离西岐，逃到荆蛮句吴，建立新的国家吴国。

　　后来公亶父去世后，太伯回去奔丧，季历与众臣请求太伯即位，太伯拒绝;之后季历被商王文丁暗害后，太伯再一次回去奔丧，群臣与侄姬昌再次请求太伯即位，太伯依旧选择拒绝;在吴国太伯身体力行地为百姓做表率，引导人民兴水利养桑蚕种稻谷，使原本蛮荒的江南迎来质的飞跃，太伯死后，传位给自己的弟弟仲雍。吴国在春秋时期曾称霸一时，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就是其弟弟的后裔。孔子对太伯的评价则是：“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从太伯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太伯一生有两件事可被称道，其一三让天下，其二到荆蛮后推动当地的发展，使当地的百姓生活得到提升，为之后吴国的强大奠定基础。

　　前文我们也提到司马迁将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首先考虑了他的身份和事迹，可以说没有他的辞让就没有后来的周王朝，也就没有了齐太公姜子牙和周公旦的名流千古，因此将《吴太伯世家》排在齐太公和鲁周公之上无可厚非。

　　若仅仅是因为以上的原因，那我们则小看了司马迁，司马迁既如此写，自有他的理由，因此我们要回到司马迁所在的那个年代，站在司马迁的角度来进一步深层分析。

　　司马迁一生主要活跃在汉武帝时代，而汉武帝时代正是天下巨变的时代，从刘邦建立汉朝起到窦太后去世的汉武帝初期，整个汉朝主要推行的治国策略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汉武帝亲政后他一改之前的治国方略，在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的正统思想。

　　这种思想的转变，司马迁最是感同身受，因为司马迁曾拜董仲舒为师，在司马迁的自序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之后司马迁在自序中又再一次强调“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受董仲舒公羊学派(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学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迁在书写《史记》的时候不自主的就将公羊学派的思想展露在《史记》中。何为公羊学派的思想?张大可在《司马迁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一书中有过总结，他说：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而吴太伯这种’三以天下让’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正是司马迁受公羊学派思想影响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所推崇的道德标准，无怪乎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的结尾时有如此评语：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结合吴太伯人物本身再加上司马迁受自身所在时代的影响，司马迁将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来展现自己在《史记》中所阐述的内在思想也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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