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志》思想 治军与用兵 第五辑 重人事轻鬼神
在古代，天道、鬼神和战争常被联系在一起。《通典》兵事立《推人事破灾异》为目，而举太公重人事轻鬼神的用兵之道为史例，突出了太公军事思想的又一特点。但树立太公军事思想重人事轻鬼神这一特点的并非始于《通典》，《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孟津观兵后二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大贤箕子，这里突出了人事的变化。鉴此，武王将要伐纣，但龟兆不吉，暴风雨突至，所以群公恐惧，只有太公强劝武王出兵伐纣，因为太公最重视的就是人事。“群公”是周廷的重臣，其中就有周公。他们所恐惧的至少有两点，一点是龟兆不吉，第二点是风雨骤至，因为他们最重视的天道鬼神，当然不无“臣伐君”“下伐上”恐惧的因素。《太平御览·天部》所引《六韬》记载的几句话，正是武王将伐纣时的劝进劝止的情景: 武王问散宜生: “卜伐纣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蓍交加而折。”将行之日，雨韬车至轸;将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以举事”。太公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韬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龟不兆数”和“蓍交加而折”，是卜、筮不祥之兆; 将出行之日，大雨淋透运载弓箭车的车箱底部，出行之日，旗杆折断为三，则是上天示以不祥之象。所以，散宜生以“四不祥”劝止武王。而太公对散宜生则说:这件事，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出行之日，天降大雨淋透我军械车箱至底部，是天为我洗濯兵器!--对于同一种事物和现象，作出完全相反的解答，与其说太公在为开释和破除散宜生的保守和固执，不如说是为破除武王的疑惧而促其牢固树立必胜的信心，以劝进武王。太公回答散宜生的话，既解释了“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之句，结果则“武王于是遂行”，又体现了太公对义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通典》卷一六二《推人事破灾异》一节，进一步描写了太公的重人事轻鬼神的兵家形象:“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 ‘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迎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可］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 出师遇风雷大作，似无足惊怪。但见到“鼓旗毁折”、武王陪乘人员“惶震而死”的情况，太公仍镇定自若，并明确指出: 凡战胜攻取，不在于顺应天道，而在于不失人事，在于好贤而任能，在于举事顺人心、合时宜。人事不失，便可不看天时而举事得利，不用卜筮而举事得吉，不凭祈祷而福祚跟从。这种说法，同他以贤伐不肖、以有道伐无道、为利民而战即可不战而知必胜、不卜而知吉、虽非我民而为我所用的结论一样，都出于太公的重人事、以人为本的军事思想。 周公与太公相反，他唯重天道鬼神而无视人事。周公准备了逆犯岁星、卜筮均不吉、 星变成灾等等一大堆理由，以劝还师罢战，结果遭到了太公的怒斥。太公指出:纣王刳杀王子比干，拘囚大贤箕子，其残暴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人事丧失到了极点，即讨伐殷的战争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因而他焚龟折蓍，击鼓而进，身先率众渡过黄河，向牧野挺进。武王跟从太公而进，结果是伐灭殷纣，成了大功。 牧野伐纣的胜利又是太公重人事轻鬼神军事思想的胜利。重人事是太公的一贯思想。武王曾问太公:用兵的根本原则是天道、地利、人事，而三者之中何为首要?太公说: 天道不可见，地利、人事实在习见而易于把握。天道在上居高层次，地利在下位于次，人事则指饥饱、劳逸、文武方面的原则与方法。因此说，顺应天道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违逆天道不一定造成祸害。但丧失了对有利地形的利用，则士卒不知所错;人事处理不协和，更不能用兵作战。所以说，打仗不一定全赖于天道，饥饱、劳逸、文武则是急待妥善解决的事情，地利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武王又说: 天道鬼神，顺应它就能存在和发展，违背它就要遇到败亡。然而为何独不重视天道呢?太公说:这是先圣已经认识到的。不过有些人企图阻止后人却仍然这样做，故玩弄了一些欺骗手法，强使人们把战争的胜利寄托于顺应天道! 这是不利于军队打胜仗的，但将帅中却有十分之九的人受到它的拘限和约束。 天道鬼神能左右战争的胜败，是妄人编造的谎话，这就是太公斥责散宜生和周公的根据，是牧野伐纣胜利的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