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佐文王修德倾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太公兵权奇计的运用虽“无常道”，但都是为了“应敌之变诈”而“纵己之谋”的，因而必审其宜。就是说，为了止暴禁非，先行“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正面讨伐; 但为了及时完成“诛其君而吊其民”的使命，正面讨伐不得尽早如愿，就须采取权谋而以奇制胜，所谓“正不获意则权”，即实行“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的战略战术。太公佐文王伐密须等国而“大作丰邑”，佐武王伐商纣王而建立周王朝，都是“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这一战略方针的胜利，树立起了正奇制胜的先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 《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太公的用兵之道取法于古代圣王，所以始终贯彻“兴甲兵以讨伐不义”的原则。崇国、密须、犬夷等助纣为虐的诸侯，以多行不义而先后为文王太公所伐灭，以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太公之谋计居多。”《说苑·指武》记载了太公讨伐的原则: “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枉是不正，即行为不合正道;险是险恶，险诈，即用心险毒;过是过失、愆失。行为不合正道、用心险恶、多过多失而不悔改的诸侯是伐灭的对象; 伐枉、伐险、伐过，是先王征伐的原则，也是太公征伐的原则。 武王即位，太公佐武王绪修文王之业，而兴兵伐纣，“恭行天之罚”。灭纣之后，“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进一步突出了太公讨伐不义的历史贡献。 牧野伐纣是太公佐武王“兴甲兵以讨伐不义”的主要战争。牧野之战是正义和邪恶的一次大较量， 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影响的较量。 《孟子·滕文公上》引《尚书》逸篇之文说: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太公佐武王伐纣原是以臣伐君，他们东征是为了安定天下士女，为了解救殷国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讨伐残害民众的残贼，为了吊民伐罪，其战争的正义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孟子》又引古《尚书·泰誓》再申牧野伐纣的正义性:“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太公牧野伐纣，鹰扬奋威，勇决蹈厉，挺进了商纣疆界，强取于残贼之人，以张大显示杀伐之功，而于商汤、伊尹伐灭夏桀更有光宠!这里是把商汤和武王相提并论，把伊尹和太公相提并论，所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呼人”(《易·革》。) ;而伊、吕并称，“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汉书·刑法志》。)，也由此说起。 牧野伐纣作为“汤武革命”的终结，兵少力弱的周军战胜了貌似强大的纣军，实现了正义对非正义的胜利，太公的运筹和指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树立起了古代战争中的正面角色形象，同时树立起了实行“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正面征伐战争而获全胜的典型范例。诗人对战争场面及太公鹰扬形象的描写，史家对太公的勇决之气及其历史业绩的追述，都突出了太公“我武惟扬”“于汤有光”的武功，同时充实了太公“除恶务本”而“不用权诈”的史料内容。 《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之句说的是战地牧野宽广，周军战车鲜明坚固。战地宽广，则知不用权诈;战车鲜明坚固，则预示着克敌致胜必然;《牧誓》记载以恪守太公“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战法而获全胜，都体现了太公“好整好暇”的用兵之道和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而用兵不以权诈，好整而又好暇，正是“仁本”义战的标志。因此，《大明》孔《疏》指出: 诗人的记述并非无据，所言战地宽广，是有寓意，即说明当时太公不用权谋诈术，而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阵，名正言顺地进行比德量力。孔《疏》引少仪的话说: 军事行动大多思求险阻地带，是因为设权用诈必凭借于险阻。而太公用兵，以善伐恶，应天顺人，兵临商郊，交战于宽广之地，“明言不用权诈”。车鲜明，马强盛，“车固马肥，不虑不克”，即不用顾虑不能克敌致胜，又因为理义俱得，所以，作为总帅的太公，自然就“心不忽遽”了; “心不忽遽”，在用兵上自然也就“闲暇于事，且整齐也”。孔《疏》又引《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术’是兵法贵闲整也。此说武王之师，尚父为佐，则牧野之战，不用权诈矣。”孔《疏》最后说:由于太公“武王之伐纣，以至圣攻至恶，敌无战心，不设权诈，故不用权诈”，而用正面进攻的战法，“故为美耳”。李卫公答唐太宗之问，也盛称太公牧野伐纣之战中“好整好暇”且不用权诈之美: “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 “六步七步，乃止，齐焉; 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都有记载。在大敌当前，部队每前进六七步后即暂停整顿队形; 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即暂停整顿队形， 确是“闲暇于事，且整齐”。因此，能以45000人战胜纣军70万之众。 总之，经史称牧野交兵，太公兵阵暇而整，且不用权诈之术而破纣，体现了太公有余智、有余勇又有余力。而其余智、余勇、余力的来源，在于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在于太公所创立的军制及所教练的战法。 兵以义动，是太公用兵的基本原则。但是，“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是“自黄帝以来”而传承不废的战略战术。战争以仁为本是前提，但为求尽早实现“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战争目的，在以仁为本的前提下，可以权谋而求屈敌速胜，是必要的。太公以“兵权与奇计”兴周灭商，可知“权”“奇”也是太公韬略的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切近世， 极人变” 的战略。仍据《诗·大雅·大明》笺注: “太公受《兵钤之法》，云: ‘践尔兵革，审权矩，虑诈纵谋，出无孔。’注云:‘践，行也;矩，法也。当亲行汝兵革，审其权谋之法。孔，道也。应敌之变诈，纵己之谋，所出无常道。’善太公知权变者。兵法: 须知彼己，当预为之备，所以贵权谋。故善太公能审之。” 明审权谋之法，是因为虑及敌人用权诈而纵用我方的谋略，即所谓“应敌之变诈，纵己之谋”。可见，纵用自己的权谋是因为应合敌人的变诈，或说迫于敌人的变诈，这叫做“正不获意则权”，故无常道，即随机应变，没有固定的模式。太公确是“知权变者”，因为太公能“审权矩”，即能以奇制胜，善于“比权量力”。 太公用兵重视“谋胜”，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 其“兵权与奇计”应主要包括“文伐”“用间”及因时势制宜的审权纵谋、以奇取胜三个方面。 文伐是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一种战略战术，即“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六韬·武韬·文伐》篇归纳文伐方法为12种，也称“十二节”: 按照敌人的喜好，顺从和满足其所欲，促使他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则各种邪恶念头将会随之发生;拉拢敌国君主所宠爱的人，使之减轻对我的敌对情绪，进而争取他为我说话，即可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 用厚利暗中贿赂敌国君主的左右近臣，并和他们建立深厚的情谊，使之身居国内，心向国外; 助长敌国君主的淫乐行为，以扩大其荒诞奢侈的情欲; 敬重敌国的忠臣，但给以薄礼，如有使命使他前来交涉，可故意延缓时日，不予答复，以造成敌国君主疏远其忠臣的形势; 收买敌国朝廷内的权臣、离间其朝外的大臣，使敌国有才智的大臣暗中与我通好而造成敌国内部互相倾轧的局势; 要禁绝敌国君主对他国的图谋，必厚施贿赂; 暗中给敌国君主的左右大臣以好处，使其君臣忽视农业，荒废生财之道而造成粮食匮乏、国库空虚; 先用金玉珠宝贿赂敌国大臣，使之逐渐听命于我; 对敌国君主表面上要尊崇他，宣扬他的威势，屈从他的意志，取得他的信任，促使他妄自尊大;用妙法堵塞敌国君主的耳目，造成他的闭目塞听;明里尊崇敌国君主的地位，暗中以重金收买敌国的豪杰、智能之士；本国富足而假装贫弱，以假象诱惑敌人;进献美女淫声，以惑乱敌国君主的意志;给以骏马良犬，以疲劳敌国君主的身体; 更以有利形势等加以诱惑，促使敌国君主更加骄傲狂妄……“文伐”作为军事进攻的准备和前提条件，只有和“武伐”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太公佐武王最后以武力伐灭商纣，就是巧妙地以文伐为前提条件的。 用间是使用间谍以了解敌情。战争指挥者贵在“知彼知己”，而要“知彼”，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间。《孙子兵法·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吕牙即太公，和伊尹一样，都是善于以用间胜敌的人。《用间》篇又说: “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即以智慧超群的人做间谍，就一定能建树大功。伊尹和太公正是智慧超群的人，所以能先后建树了兴殷、兴周的大功。 用间之道多包括在“文伐”12节之中，不赘述。太公为了实现其“兼济天下”的意愿，曾经先后屠牛朝歌，卖卜朝歌，卖食棘津，对商王朝的情况，从外到内，自上而下，是了解的。史传太公三出殷朝，三入殷朝，三入周国，三就文王，最后归附了文王。是太公早已掌握了周、商两国的一手情况之后才归就文王的。其三次出入殷朝，已经奠定了巧于用间的基础。太公先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是实行以“文伐”、用间为主的战略战术; 后佐武王盟津观兵、牧野伐纣，是实行以“武伐”即武力打击为主的战略战术。牧野伐纣的胜利，是太公文伐与武伐有机结合的结果，是太公巧于用间的结果。 对于太公具体作战指挥及以奇取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里从简记述。《六韬·龙韬·军势》篇记载了太公答武王之问。太公说: 作战的态势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决定，战术的变化产生于敌我双方的临阵对垒，奇正的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慧和思考。所以，最重要的机密不能泄露，用兵的谋略不可以言传。况且机密极为重要只能深藏于心中而不能表现为言论，军队的部署和运用只能隐秘而不能暴露给敌人。倏然而去，忽然而来，能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就是用兵的原则。……将帅用兵，能不动声色而胸有成竹的叫做神; 情况不明而能洞察端倪的叫做明。所以掌握了神明的道理，作战就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天下就没有敢于作对的敌国。 敌我相遇，彼此不能攻打而各设守备工事，谁都不敢率先发起攻击时，袭击敌人，即可以奇取胜，如《六韬·文韬·兵道》太公之答武王问：太公说: 要表面上佯装混乱，而内部保持严整;外表装作饥饿缺食，而实际上粮食储备充足;实际上战斗力强大，而装作部队疲惫衰弱。部队或分或合，或聚或散，都装作没有节制纪律以迷感敌人。隐蔽自己的计谋，保守自己的意图，加高巩固壁垒，埋伏起精锐兵力，保持寂静，无形无声，使敌人无从知道我方的兵力部署。想要从西边攻击敌人，则先从东边发动佯攻……即所谓“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所以“奇正发于无穷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