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7.宽和得众能成大事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 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 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 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 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 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 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 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 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 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逐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的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 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 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 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 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 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 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 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 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 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 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宽。
曾国藩语录精粹:
胸襟广大,亦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咸丰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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