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4.花至半开，酒至微醉
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曾国藩明显感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并与他为难，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 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 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挚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 要。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 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 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 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 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奏折中 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 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 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但胜保以"客军办 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 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 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如前所述，采用"按兵 请旨"之策，或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 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甘心，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奕忻撑腰，这还不够，他虽不知兵，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 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 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 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令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 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后，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在朝廷看来，只有 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舒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 池。表明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 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是不成问题的。
但曾国藩对胜保寸步不让，朝廷对湘系集团的倚重也毫不动摇，胜保向主子大发牢骚说："未闻汉有彭 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况奴才与官 文未握兵权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赐印赐刀，久任统帅，较之李续宜等更多效力数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 气！"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了。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 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倒转，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 团。
当然，慈禧太后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她也决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权且如此。她自有对付曾国藩的妙法。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处世经。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 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 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 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 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己：‘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 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军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骤。
曾国藩语录精粹：
弟弟对于时势，阅历逐渐从浅显到深刻了，但信里却露出来一种骄气来。人生在天地之间，只有谦虚谨慎才是通向幸福的路。一骄傲，就满足；一满足，就倾倒。 凡属动口动笔的事，讨厌人家太俗气，嫌弃人家鄙薄，议论人家的短处，揭挖人家的隐私，都是骄傲的表现。不管指出的这些是不是正当，就是正当切中要害，也为 天道所不许可。
——咸丰十一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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