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日常生活情趣
李鸿章每天早晨七点钟 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披阅公文，办理公事。有时无事可办，就随便翻阅《资治通鉴》。看几页之后，再去临摹王羲之的书法，只写一百字。中午吃饭甚 多，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稠的粥，饮一杯鸡汁；过一会儿，再喝一杯含铁质的水。这以后，脱去长衫，只穿短衣，倒背着双手，在廊下散步。 他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往返几十次。家人给他记数，喊一声"够了"，他就立即掀帘而入，坐在一张皮椅上，再饮一杯含铁质的酒，闭起双眼养神。仆人给 他轻捶双腿，作按摩。良久，他慢慢睁开眼，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说："你们请便吧，我要睡一会，但不要走远。"他开始睡午觉了。大约睡一两个小时，仆人传 报；"中堂起床了。"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谈天，或议论公务。不一会，晚饭又已送上。他晚饭吃得很少，饭后屏退从人，他一个人或看书，或写信，然后就寝。这 套程序天天如此，从不更改。
说超李鸿章吃饭，还有一段趣闻呢他的胃口同他这个人一样，虽沾了点洋味，但总以本国风味为主。他出使美国 时，对西餐很不习惯，就派人烈唐人街华人的饭店中去订饭莱，主食无非是米饭，面条，菜的花样甚多，一如国内色样。陪同的美国人就问叫什么名堂，他却说不出 来，所有的菜统名之为"杂碎"，于是，美国人因为李鸿章爱吃，就把中国炒菜称为矗李鸿章杂碎"同时还有"李鸿章饭"李鸿章面"之类，一时声名大噪，唐人街 开中国饭馆的达三百家，李鸿章对下属颇为傲慢，尤其是他满口污言秽语，不象个读圣贤书的翰林公，下属官员要赴任向他辞行，或为某件事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 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旁听的人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受到这位"爵阁部堂"大人的重 用。他晚年任两广总督时，有个武官挖门子、托人情想谋一个中军职务，别人说："要得这个差使恐怕不容易。"那个人很自信，认为没问题，说。靠那一天召见 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许多人领悟了李鸿章骂人的含义，以挨骂为荣耀。
当然，即使在那种年代，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没出息，都愿意当这种无耻的"红员"。有一次，一个候补知县谒见李鸿章，李鸿章又说："贼娘，好好的搞"这位候补知县立即高声回答道：卑职不敢贼大人娘刀弄得李鸿章惊愕不已，无言以对。
李鸿事对下属的傲慢也常常受到一些正直官员的奚落。一次，一个知府去拜会他，知府俗称"四品黄堂"，有一定身份，他见李鸿章没有行大礼。李鸿章很不高 兴，两眼望天，手拈胡须，半躺在座椅上，对这位知府视而不见。良久才慢腾腾地问："你有什么事啊？"知府回答道："听说中堂贵体欠安，卑职特来请安。"李 鸿章说："没有这回事，是外间误传。"知府说：以卑职之见，中堂也许患了眼疾。李鸿章说：这更是无稽之谈。知府说：我向中堂请安，中堂看不见，恐怕眼疾很 严重，只是中堂自己不知道罢了。李鸿章自知失礼，连忙起立道歉。
这类因他自己傲慢，口不择言而受到嘲弄、让他下不了台的事甚多，他自 己又不便发作。后来，他写了一副对联说：搿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借以标榜他的"修养"。其实，他受气又何尝不是自找的李鸿章对监察制度非常痛 恨，对言官十分仇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入朝，一次对李鸿章说"在西边办事实在难哪"李鸿章说：搿你在西边还好，我在京城附近，被言官骂得不成人样子。打他 对言官痛恨大约是因为自己挨了骂。他对吴永说："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朝就亡于言官。这些人年轻，不通世故，也不考虑国家的利害得失，只是找一个题目， 信口开河，大做文章，借以显露自己。国家大事，被他们阻挠的实在不少。现在办事，动辄得咎，大臣本来就不敢有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 心孤诣，想出一个法子，有几分希望，刚刚准备着手，言官以为有文章可做，群起而攻之。朝廷因为言官制度所在，不能不容纳他们的意见，因而许多事往往半途而 废。国家的事还有什么指望呢"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跺地，对言官的仇视可想而知。野史上还记载了另一件事：他在给同治帝送葬的途中，家人同一个满州大学士灵 贵的随从争吵，李鸿章知道后，立即令人去劝阻，说；"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疯狗乱咬人，不是玩的"这里，他把监察官员骂成了"疯狗"，更看出他对言官 制度的反感了。
李鸿章说监察官员不了解情况，乱发议论，往往坏事，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明王朝何尝是亡于言官？他们办洋务遭到阻挠 主要也不是言官的责任。在封建社会，官员监察制度对于防止封建官僚任意横行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鸿章之所以抨击监察制度、咒骂言官，乃是因为他本人多次受言 官弹劾而耿耿于怀。而他受弹劾最多的乃是在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问题上，其是非曲直不难判定。所以，他反对言官制度，主要是个人成见。
作为朝廷要员、封疆大吏，李鸿章狭隘的乡土观念简直令人吃惊。他对本乡人过于偏爱，正是他口任人唯亲刀的一种表现。淮军前期的主要将领程学启、刘铭传、 张树声、张树珊、周盛传、周盛波、吴长庆、潘鼎新全是安徽人，淮军后期的主要将领聂士成（合肥人）、卫汝贵（合肥人）、丁汝昌（庐江人）、叶志超（合肥 人）等也多是安徽人；甚至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也大量招收安徽籍学生。这里自然不是说上述将领一概无能，事实上，刘铭传，丁汝昌、聂士成等人在反侵略战 争中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大量重用同乡，无疑反映李鸿章的狭隘思想。有时候，他这种狭隘性简直到了可笑、可恶的程度。光绪元年（1875年），因光绪即 位，增加一科乡试（会试也增一科），称为"恩科"。兰时李鸿章由天津入都朝觐，本应立即返回任所，但听说顺天乡试即要揭榜，就决定迟行几天。发榜这一天， 他派人去打听，他自己则坐在寓所，点着蜡烛，等候消息。一直等到天亮，不见有人来报，就派人到顺天府去看榜，所中的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李鸿章就气愤地 说："咸丰戊午科（1858年）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要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莜，大学士，咸丰戊午科主持顺天乡试， 他家人靳祥私受贿赂，事发，权臣载垣、端华、肃顺借此排斥异己，柏萑因此被杀。李鸿章这句话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不录取我们安徽人就该落得柏萑那样的 下场"这已不是一般的乡土观念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他所荐用的许多重要官员，大多是安徽籍的，如充任过他的幕僚的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 人）都先后得到李鸿章的保荐升任直隶布政使，不久又晋位巡抚、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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