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研究》绪论 作者：张建伟；李卫峰
以阮籍为司马氏一党的说法，仅仅就阮籍表面的、部分的言 行立论，未能全面深入阮籍作品及其时代环境，探寻其中的隐微。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曰："盖人心隐曲处，不得已于言，又不欲明言于人，故发于吟咏"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4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阮籍《咏怀》诗的作品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写出的。 在魏晋之际恐怖政治下，颇多忌讳，阮籍并不能畅所欲言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在诗文中运用作为微言文学的比兴、用典等手法，寄托自己真实的思想感 情。甚至《咏怀》诗的题目，也有故作隐晦的考虑(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九评价吴梅村时说："且梅村身阅兴亡，时事多所忌讳，其作诗命题，不敢显言，但撮 数字为题，使阅者得知。如《杂感》、《杂咏》、《即事》、《东莱行》、《洛阳行》、《殿上行》之类，题中初不指明某人某事，几于无处捉摸。"郭绍虞编选、 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1288-12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不仅阮籍的作品中有不能明言的真意，他放诞的言行举止也 有不得已的苦衷(参见第五章《阮籍之放诞——政治高压下的魏晋风度》。)。
阮籍的典型意义在于文人在政治高压下如何生存与如何作人。 阮籍一方面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如果不屈从于当政者，就会危及身家性命；另一方面，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原则却不允许他背弃旧主、投靠新主，尤其当后者是靠血腥 屠杀夺取政权时。在这种情况下，阮籍如何抉择人生道路？文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他的性格相关，阮籍性格柔弱，不像嵇康般刚强正直、宁折不弯。表面上，阮籍 屈从了，他连续作司马氏的属官，但是，阮籍内心并没有屈服，并未如外表那样"口不臧否人物"(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5册，第1361页，北京：中华 书局1974年版。)，他把自己鲜明的同情与反对、明确的臧否，寄托在微言文学作品中。尽管隐约其辞，但其中相当部分作品尤其主要作品的内容，通过体会和 释证，还是能够确切了解。
生活于恐怖政治时代，阮籍的佯狂放诞，实际是为了掩盖他心向魏室、不满于司马氏篡位的政治态度。研究阮籍对于了解历史上高压政治下文人的心态，以及文人的这种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极有意义的。
下面对二十世纪以来的阮籍研究作一回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阮籍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对八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阮籍研究，作一简略回顾，主要包括阮籍集的整理 校注、阮籍的生平事迹、阮籍的政治态度、阮籍的放诞、《咏怀》诗的比兴和用典艺术、阮籍的影响，以及阮籍赋及文的研究。
一、阮籍集的整理校注
阮籍集的重要整理本有以下几种。
1.李志钧、季昌华、柴玉英、彭大华校点《阮籍集》(李志钧、季昌华、柴玉英、彭大华校点《阮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阮籍集》以范钦、陈德文刻《阮嗣宗集》二卷本为底本，校以汪士贤本、张燮本、张溥本阮集、李梦阳序刊本阮诗、《汉魏诗集》、《古诗纪》、《汉魏诗乘》等阮诗，校本可谓详备。但是，李志钧等人的校本遗漏了《阮嗣宗集》潘璁本。并且，也偶有失校的地方。
2.黄节注《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节先生以传统的注释词句出处的方法，对阮籍五言《咏怀》诗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并且辑录了诸家评解，有些是弥足珍贵的，比如王闿运的评论采自"湘潭周 大烈氏所藏王氏手批原本"(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内容不仅为读者阅读和研究阮籍诗歌提供了翔实 的参考，而且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弥足珍贵的另一价值，是他参考了明崇祯丁丑年（1637）潘璁本《阮嗣宗 集》二卷，在现代阮籍集整理本中第一次收录了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阮籍四言《咏怀》诗一直为很多研究者忽视，陈伯君先生因未见到潘璁本，阮籍四言 《咏怀》诗十三首仅收录三首，又录范陈本所收二首残诗(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书末十首为中华书局编辑部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补。)，而李志钧 等校点本《阮籍集》未录四言《咏怀》诗十三首，而以范陈本所收二首残诗为准(这两首诗出自《艺文类聚》卷二十六。)，否定了《诗纪》所载三首。黄节先生不 但全部录有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还作了注释，为保存和传播阮籍四言诗作出很大贡献。
3.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采集诸多版本，加以校勘，并详加注释，附录评论，为读者提供了一本资料翔实的阮籍诗文集。然而，《阮籍集校注》存在的遗憾是未确定 校勘底本，也没有将《阮嗣宗集》潘璁本作为校本。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阮籍集校注》的错误较多，不论正文，还是注释、引文，都存在较多讹误。李景华先生 《〈阮籍集校注〉失误评议》全面地指出了陈书的讹误，包括陈伯君先生《序》之误、附录《阮籍年表》之误、陈先生校注之失误和中华书局编校之误(李景华 《〈阮籍集校注〉失误评议》，《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第36-43页。)。韩格平先生《〈阮籍集校注〉补正》针对此书注释典故之误十余 则，加以补正(韩格平《〈阮籍集校注〉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合刊，第45-47页。)。顾义生先生《〈阮籍集〉校点札记》主要 就《阮籍集》和《阮籍集校注》二书存在的标点问题进行商榷，顾文所言多切实有据，可以信从(顾义生《〈阮籍集〉校点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 年第2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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