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阮籍之放诞
本文根据阮籍作品和相关历史文献，试从两个新的角度来探讨阮籍的放诞生活态度与行为的内在含义。
第一，是从阮籍的放诞与同情魏室而不得不屈从于司马氏的内心矛盾之间的关系，来考察阮籍的放诞风度。
第二，是从阮籍的放诞与自我的"真"，以及与司马氏集团假名教的伪之间的关系，来考察阮籍的放诞风度。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五册，第13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阮籍出仕前就有很多放诞的举动，只不过不像后来那么激烈罢了。"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说明他有超世脱俗的一面，"登临山水，经日忘归"这种举动也非同 寻常。"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更是魏晋风度放诞的典型表现。"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则表明阮籍放诞的思想源自道家，尤其是 庄学(然而，阮籍的放诞更具有魏晋时期政治恐怖的特点，即掩盖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的政治态度以及保持自己的"真"。)。
阮籍后来的放诞，实际有更深更实际的原因。《世说新语·任诞》篇：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南朝梁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
（阮）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730页，第7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达"，亦指放诞风度。阮浑只知其父阮籍"达"的行为，却不知道其父所以为"达"的原因。因此，阮籍不许他作放诞的行为。
西晋名士多学阮籍的放诞风度。《世说新语·德行》篇：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南朝梁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
（王平子等）皆祖述于（阮）籍，谓得大道之本。(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东晋戴逵评西晋元康名士之放诞曰：
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八册，第24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西晋名士正是学了阮籍"达"的表面，而不得阮籍"达"的内涵。
第一节政治高压下的内心矛盾
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阮籍虽然对曹魏王室心怀同情，却不得不出仕于司马氏，因此内心充满矛盾。他一系列放诞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他思想上的矛盾。事实上，阮籍的许多举动并不符合他的内心。本文分出处、是非以及对功名礼法的态度几方面的矛盾加以论述。
先论出处的矛盾。阮籍少时有大志，然而，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这种功名之志只好收敛起来，这也是不得已的。阮籍起初不想做官，正始三年（242），他辞 太尉蒋济聘(《晋书·阮籍传》："初，（蒋）济恐（阮）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蒋济聘阮籍的时间从陆 侃如说，见其《中古文学系年》下册，第5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使得蒋济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这对他是个警告。之后，他因名 高而屡被曹爽等人征聘，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尽管他敢于在蒋济、曹爽当政时谢病归，以逃避危机四伏的政治漩涡，却不敢拒绝阴险残忍的司马氏父子，从此他再也 无法摆脱司马氏的仕途。
阮籍有隐居的向往，如《咏怀》诗其七十四：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他认为在后世大道衰退之时，不能学出仕的宁戚栖栖徨徨，应该效仿恬淡的隐逸之士许由、巢父，这样才能保持"道真"。然而，阮籍只能将此想法抒发于诗中，却无法付诸实践。
阮籍向往大人先生那样的超逸的境界。《大人先生传》云：
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大人先生完全摆脱了世俗社会的纷扰，外界的得失荣辱无法影响到他。由此可知阮籍追求一种清虚超逸的境界，是因为在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下无法做隐士(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批评隐士，也和自己在司马氏高压政治下无法做隐士有关。)，不得已才用这种清虚超逸的境界自我安慰。
上一篇：第八章 阮籍《咏怀》诗注述评
下一篇：第三章 阮籍生平事迹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