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若按性质划分，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在他悬节出京之前，属于通过正常途径谋求政治发展的时期，之后则属于通过非常途径谋求政治发展的时期。所谓正常途径，即一般的仕进升迁方式。而所谓的非常途径，则是指拥兵自立，割地称雄。

就其后一时期而言，结盟讨伐董卓是第一阶段，设计夺取冀州是第二阶段，控制冀州全境是第三阶段。在以上三个阶段中，袁绍的行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因此，他的个人势力得以逐步扩大，最后终于牢固控制了冀州全境，还向东发展到了青州。但是，在紧接着的下一步战略决策中，他却走出了一步大错棋。此一大失着，不仅使他本人今后一直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境地，而且还造就了竞争对手曹操的优势地位，从而改变了后来整个历史发展的格局。

欲知袁绍走了一步什么样的大误着，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好机会，不可不先把袁绍扫荡黑山军那一两年间的天下形势变化略作交代。

先说西都长安的情形。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命吕布杀死董卓，二人共掌朝政。两个月后，董卓的残郡李傕、郭汜等举兵作乱，攻入长安，杀死王允，驱走吕布，从此长安即成为骄兵悍将的天下。董卓初死之时，长安城中及其左近地区尚有居民数十万家。李傕、郭汜等攻占长安后，纷纷纵兵抢掠，加之出现大饥荒，到了兴平二年（195），竟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完全是一片人间地狱的景象。在此期间，长安城中的拥兵诸将又展开激烈的厮杀，而正统攸归的天子汉献帝，则成为军人争夺的目标。兴平二年（195）七月，汉献帝在一批臣僚的簇拥下，东出长安，经新丰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北）、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弘农县（今河南省灵宝市北）、陕县（今河南省陕县）、大阳县（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南），最后到达河东郡的郡治安邑县（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才暂住下来，此时已是次年正月的上旬了。

正月初七日癸酉，汉献帝在安邑宣布改元，新年号取名“建安”。建安者，建立安定秩序之意也。建安元年（196）七月，经历千辛万苦，汉献帝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旧京洛阳。但是，洛阳宫室烧尽，衣食无着，君臣都陷入极度困窘的境地，请看史书的记载：

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此时此刻，若有人愿意把皇帝接到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去，那么他立时就可以控制汉家小朝廷，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再看京都以外的州郡形势。自从董卓西上长安之后，当初歃血结盟信誓旦旦要起兵清除“国贼”的诸侯，竟然也多少模仿那“国贼”的不臣行径，纷纷割据自立。为了争夺地盘，他们彼此攻杀，今天你吃我，明天他吞你，直把一个朗朗乾坤，变成了血流漂杵的悲惨世界。经过五年的血火相争，到了兴平二年（195），逐鹿的群雄主要剩下以下诸人：即兖州的曹操、徐州的刘备和吕布、荆州的刘表、扬州（主要地域在今上海市、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台湾省）的袁术和孙策、益州（主要地域在今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省）的刘璋、凉州的马腾和韩遂，幽州的公孙瓒和公孙度，最后还有袁绍。

此时的割据群雄，若要比谁的地广，人多，粮足，首先就要数袁绍。袁绍扫荡黑山军牢固控制冀州之前，即已派遣外甥高干出任并州刺史，占领了与冀州西境邻接的并州。同时，又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军事长官，把与冀州东境接壤的青州也逐步抓在手里。此外，他还向与冀州南境接壤的兖州发展势力。兖州东郡的太守臧洪，即是由袁绍自行委任的。也就是说，此时的袁绍，已将河北冀、青、并、幽四州之地占去了三州，而他人最多只割得一州。这是关于“地广”。至于“人多”，按照史籍所载，冀、青、并三州在东汉后期时，登记在册者，有户一百六十五万，有口一千零三万，其人口约占全国人口五千余万的五分之一。汉末战乱，人口锐减，但是此三州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比例大体不变。最后说到“粮足”，更是袁绍的突出优势。当时的逐鹿群雄，普遍缺乏粮谷，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云：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就连素有远见的曹操，也曾经以人肉干为军粮。但是，袁绍所据的冀州，却是仓廪充实，库存粮食竟可支持十年之需。

了解到当时的天下大势我们即可明白，羽翼丰满的袁绍，不论从尽忠汉室的大道理出发，还是从扩张势力的小算盘着眼，其下一步的战略行动，都应当是把汉献帝迎接到自己所控制的冀州。

其后扫荡群雄统一北方的曹操，其成功主要依靠两大法宝。一是抢先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所控制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从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二是及时在辖区之中实施屯田制度，积谷无算，从而形成“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的军事优势。《棋经》有言云：“彼之好点即我之好点。”这一道理其实也适用于其他双方竞争的场合。对于袁绍而言，由于粮谷充足，并不需要花大力气去实施屯田，只消从政治上着力，把汉献帝控制到手中也就可以左右天下。如果这样，那么曹孟德此后很难有得志的机会。但是，自以为智略冠世的袁绍，却没有及时走出这一步好棋。

是冀州距离京城太远难以实施行动吗？答案是“否”。袁绍所在的邺城，距洛阳不过七百里左右，而且是平川大路，来往便利，其间也并无其他的强劲敌对武装势力阻隔。如果派一支精锐之师到洛阳护驾，来回一个月也就足矣。事实上，逐鹿群雄中根据地距洛阳最近者，除了曹操就数袁绍了。当初有董卓兵马设关守卡，严加盘查，袁绍单身匹马，尚且能从这条路线逃往关东。如今他手握强兵，名正言顺到洛阳迎接天子圣驾，难道还是难事不成？

是没有人在旁提醒他么？答案也是“否”。就在汉献帝离开长安开始到处流浪后不久，袁绍手下两位最具战略眼光的谋士便向他献计，要他立即动手把天子接到邺城。这两位谋士，即是田丰和沮授。

田丰是在与袁绍私下交谈中提出这一重大建议的，可惜并未引起袁绍的重视。而沮授则是在一次由袁绍主持的战略研讨会上，正式发表意见，他对袁绍说道：“将军累世为辅弼重臣，以忠义知名天下。今天子大驾颠沛，宗庙悉成丘墟，而诸州郡假托兴举义兵，实则彼此攻灭，未有真心匡扶王室拯救百姓者。趁此州境安定之际，将军宜奉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服，谁能抗之御之！”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后世常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渊源即出自此处的沮授之言。但是，细细品味沮授之言，特别是“大驾”、“王室”等措辞，可见他当时对汉献帝是充满敬意，而非态度轻蔑的。因此，他此处所用之“挟”，不能理解为带有不敬意味的要挟之挟，挟制之挟，而是带有尊敬意味，或者至少是中性意味的挟带之挟。也就是说，沮授本人此言的原意，乃是陪奉着天子一起来号令诸侯，是对汉献帝带有尊崇情感的说法。即便心中有挟制之类的打算，然而在台面上却不能这样表示。但是，后世的讲说三国者，大多把沮授所言的“挟天子”，理解为要挟天子、挟持天子，并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沮授对汉献帝的情感和态度，这样就把沮授这句名言的原本含义讲偏差了。

袁绍听了沮授之言，脸上登时现出喜悦之色。但是，他的高兴是冲着沮授头两句话来的，凡是听到有人颂扬他的先世门第，他都禁不住要露出微笑。至于沮丧接下来提出的建议，他并不怎么特别看重，其中原因，下面再说。

袁绍手下还有一位心腹谋士，姓郭名图，字公则。此人智谋浅短，却惯会迎合上司意旨。他还有一种毛病，即对才略优于自己之人，总想借机打击压制。他对奉迎汉献帝的建议，内心深处还是赞同的。但是，此项建议不是由他自己，而是由谋略胜于自己的沮授提出来，他就一定要坚决反对了。具有此种近乎病态心理的人士，在当今社会亦时或有之。当下郭图便侃侃发表异议道：“汉室衰颓，为日已久，今欲兴之，不亦难乎！况且现今群雄各据州郡，拥众动辄以万计，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假若奉迎天子至近前，凡事须先上表奏闻，依从则己之权轻，违抗则于理不顺，左右掣肘，非计之善者也。”

陈寿《三国志》在解释袁绍何以不愿奉迎汉献帝到邺城的原因时说，当初废黜少帝刘辩改立献帝刘协，完全是董卓的主意，袁绍对此曾表示强烈反对，袁绍对献帝无好感，故而不愿奉迎之。这一解释有道理，但是并未切中问题的肯綮。

其实，袁绍不愿奉迎汉献帝的根本原因，是他本人就怀有代汉称帝的野心。当时，四海分崩，汉帝形同傀儡，一心做皇帝美梦者大有人在。比如，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太守公孙度，制作了皇帝使用的御车和仪仗，又按皇家礼制举行郊天、祀地和亲耕籍田的仪式，俨然是辽东天子。益州的州牧刘焉，也在成都造作皇帝专用的车辆上千，一心想当益州天子。还有袁绍的老弟袁术，此时转移到扬州的寿春县（今安徽省寿县），也想在淮南登上九五之尊。他的部将孙坚攻入洛阳时，曾在城南的一口井中，得到汉献帝匆匆西上长安时丢掉的传国玉玺。早就在做皇帝梦的袁术，立即从孙坚手中把传国玉玺拿了过来。这方玉玺是秦始皇所制，用蓝田美玉琢成，见方一寸，约合今二十四毫米，其上为五龙交缠之纽，其下刻有李斯所书八字印文，文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种见方一寸之玉玺，时称为“方寸玺”，可以随时佩带于身边，既是皇帝威权之象征，又能在下达手诏时方便取用。至于下达正式诏书，则用另外六种玉玺加印。秦亡，传国玺由汉高祖得到，辗转相传，以至于献帝。拿到了传国玺，袁术自以为天命所归，立即召幕僚研究代汉称帝之事。北面的幽州，西面的益州，南面的扬州，都有人要当皇帝，袁绍的声望比他们高，力量比他们强，自高自大的意识比他们强烈，岂有不动心之理？只不过作为起兵讨伐“国贼”匡扶王室的盟主，慷慨激昂的盟誓之辞言犹在耳，他觉得眼下还不好意思把内心所想表露出来而已。郭图揣摩透了袁绍心思，所以迎合其意来反驳沮授，自然得到了袁绍的赞同。

善于从大局着眼来判断形势的智者，往往拙于揣摩狭窄阴暗的小人内心，沮授即是如此。他见袁绍明显赞同郭图的意见，也不深究个中的奥妙，竟然以忠义之道来继续劝说袁绍道：“今迎天子，既申大义，且合时宜。如不早日行动，必有他人占先。‘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此经典之明训也，愿将军速作决断！”

袁绍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不大听得进与自己本意不合的意见，无论其是否正确。这一个毛病，又和他那从极度自卑转化成极度强烈的畸形自尊心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你又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岂能事事判断得十分准确？既不能料事如神，又不能从善如流，那么纵然如孟尝君之好士养客，又有何用？岂不是装点门面之举么？岂不是认认真真在做空事么？此时此刻，任他沮授说者谆谆，袁绍始终听者藐藐。更有甚者，在这次会议过后不久，袁绍竟然亲提大军，朝着与洛阳反方向的东边，去打兖州东郡的臧洪去了。这一打便打了将近一年，结局果然如沮授所料，在此期间有人夺了机先。

何人夺了机先，暂且留在下文叙述，此处先把袁绍攻打臧洪的始末先作交代，因为从此事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袁绍其人。

关于臧洪，前文已有所介绍，他原本是广陵郡太守张超最为信任的幕僚，曾经担任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和广陵太守张超这五人盟会仪式的主持人。那次盟会之后不久，臧洪受张超之命，到幽州去见州牧刘虞。不料行至中途，正好碰上袁绍与公孙瓒大战，无法北上，便在冀州停了下来。袁绍素闻臧洪之名，见面之后很是倾心，便与之结为金兰之好。稍后，袁绍即任命臧洪为青州刺史。臧洪在事两年，政绩突出，令袁绍叹赏不已。初平三年（192）四月，兖州刺史刘岱被黄巾军杀死，袁绍便自行任命东郡太守曹操为兖州刺史，而东郡太守一职则由臧洪去接任。

曹操到了兖州，即与张邈、张超兄弟发生矛盾。先是二张暗中招引从袁绍那里逃出来的吕布，趁曹操东征徐州之际，袭据了兖州。一年后，曹操又打回兖州，吕布与张邈逃往徐州投靠刘备，张超及张氏家属则被围困在雍丘县（今河南省杞县）孤城之中，生命危在旦夕。

臧洪在东郡得知故主有难，立即驰往邺城，赤足号哭，请求袁绍看在过去同盟的份上发兵援救。但是，袁绍当时正与曹操打得火热，加之又因张邈曾经指责他出任盟主时面有骄色而一直对张怀恨在心，所以断然拒绝发兵。兴平二年（195）十二月，雍丘城破，张超及其亲属全部被曹操诛杀。臧洪愤怒已极，回到东郡便宣布与袁绍决裂。此时的袁绍志骄意满，那里容得小小的臧洪与自己作对？所以也不顾眼前有多少更为重要之事需要处置，也不顾天子在洛阳如何饱受饥寒之苦，提起数万兵马便向东郡杀来。

当时臧洪的治所，是在东郡的东武阳（今山东省莘县南）。此城东依漯水，城池坚深，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东武阳在邺城正东二百余里，距离甚近。正因为如此，所以臧洪一宣布与袁绍决裂，马上就动员城中军民，作好应战的准备。臧洪在东郡也深受军民拥护，而且人们又知道他与袁绍决裂是出自忠于旧主的正气，因而全城一心，誓同强敌周旋到底。

兴平二年（195）年底，袁绍大军来到东武阳城下，立即实施严密包围并展开进攻。臧洪亦指挥城内数万军民顽强抵抗。起初袁绍还以为攻灭一座孤城，只消十天半月足矣，哪知道大谬不然。从当年底直到次年秋，几乎进攻一年，东武阳城依然屹立不下。袁绍恼盖成怒，下令从冀州增调兵马，不分昼夜轮番进攻。此时城中粮食耗尽，军民被迫挖洞捉鼠，或取弓弦之牛筋，煮以为食。如此又坚持一段时间，城池才告陷落。

袁军破城后，生俘臧洪。消息传到郊外大营，袁绍立即召集诸将，布置会场，然后传见俘虏。臧洪被兵士推入场中跪下，高坐在上的袁绍发话道：“臧洪，何以负心如此？今日被俘，总该心服了吧。”

臧洪用力抬起头来，怒目圆睁，答道：“袁氏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深重。今王室衰弱，毫无扶救之心，反有非分之想，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当初亲见你呼张陈留（指陈留太守张邈）为兄，则其弟即是你弟，何忍拥众坐视其家受人屠灭！可惜洪力小才劣，不能为其报仇雪恨，今日有死而已，岂有心服之理！”

袁绍的本意，是想赦免臧洪使之再度为己所用。然而臧洪说他有非分之想，触及其隐私，他顿时恼怒起来，把那爱才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传令推出罪人斩首。就在此时，座中忽有一人起立对袁绍言道：“将军举大事，为天下除暴，而反先杀忠义之士，岂合天意？臧洪一切皆为故主，即使有罪，又何至斩首？”

袁绍举目一看，原来是臧洪的一位幕僚陈容。在东武阳城未攻陷之前，臧洪曾先疏散一批老弱病残，陈容亦在其中。今日袁绍召陈容列席，是想让他到时候劝说臧洪一二，哪知他却反为臧洪仗义执言。当下袁绍对他说道：“你与臧洪不同，何须如此！”

陈容从容答道：“仁义之道，行之则为君子，背之则为小人。今日我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

袁绍不禁勃然大怒，马上喝令侍从把陈容推出一并斩首。这一意外结局，令在座者无不震惊惋惜，当即有人私下说：“可叹一日之中，竟杀二位义烈之士！”

攻破东郡，杀了臧洪，袁绍出了胸中恶气，心情大快。这年初冬，他收兵凯旋，回转邺城，立刻就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汉献帝被曹操迎接到许县去了！这正是：

良谋拒绝怀私计，坐失先机后悔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