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再骗楚怀王

苏秦被五马分尸，合纵的大梁倒了，诸国如一盘散沙。张仪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再次游说楚怀王。

秦国拥有天下一半的土地，山河险要，易守难攻，军事实力最强。张仪告诉楚怀王，楚国不依附强如虎狼的秦国却与弱小的诸侯国合纵，十分不明智。张仪的意思是，尽管秦、楚实力不相上下，但如果楚国不依附秦国，秦国出军，立刻就能占领宜阳。

楚国参与合纵时，苏秦曾保证如果楚国被侵犯，韩、魏等国一定会救援。张仪说秦国能够占领宜阳，意在表明一旦秦国掌握宜阳的控制权，韩国将会被切为两段，自身都难保，更不会有时间和能力救助楚国。如果韩国失陷，没有屏障的魏国就必然向秦国臣服。倘若韩、魏都归顺秦国，秦国正好可以利用韩、魏的军队攻打楚国。单单秦国就很难对付，如果再加上韩、魏军队，楚国必然被攻陷。听张仪如此分析，楚怀王满心忧虑。

此次游说，张仪希望击破合纵，更渴望实现连横。张仪认为，合纵国妄图联合弱小的国家和分散的力量来抵抗强大的国家，根本行不通。如果小国发动战争，国内必然疲于应付，弄得物资紧缺、民怨沸腾，最终会引发内乱。只有大国、强国才有能力发动战争。倘若楚国不依附秦国，秦国军船从汶山起程，顺江而下，不到十天就能到达扞关（今湖北长阳西）。倘若扞关有失，黔中和巫郡就不再是楚国的领土。此时，秦国乘胜追其，出军武关，楚国的南北就被拦腰斩断，彼此不能再救援。

张仪预计，秦国占领楚国只要三个月。即使诸侯国发兵救援，至少也需要半年，时间根本来不及。

分析完现实后，张仪回溯历史。他认为，楚国与吴国打了五次仗，三胜两败，军队实力被削弱，已没有能力再参与战争。如果楚怀王不顾军队疲乏和民不堪命的国内形势，贸然抵抗秦国，必然像其他小国一样被起义推翻。从参与战争的次数来看，秦国的次数最多。只要是战争都劳民伤财，招致最底层百姓的诟病。秦国能够多次顺利地发动战争，除了战争胜利后获得利益补助外，法令严明是一个重要的取胜因素。

自合纵联盟建立以来，秦国有15年不敢窥视函谷关以东的地方，张仪不能抹杀这个铁的事实。但是，张仪告诉楚怀王，秦国多年没有出军函谷关，是因为秦军忙于实施一个大策划——一举吞并天下。

当着楚怀王的面，张仪公然叫嚣，说秦国要吞并天下，意思是连楚国也要吞并，可见他根本没将楚怀王放在眼里。他敢轻视楚怀王，并非楚国弱小，而是楚怀王头脑简单。

尽管苏秦已死，但他仍是合纵国的象征。如果破坏苏秦的形象，合纵国就没有依托，自会瓦解。抓住苏秦欲图分裂齐国一事，张仪大做文章，说苏秦表面上为诸国谋利，实际上却破坏合纵国的国家安全。

被五马分尸后，苏秦为燕国报复齐国，力图分裂齐国的阴谋败露，天下皆知。张仪如此提醒之后，楚怀王开始细想合纵策略，发现合纵家的话与张仪说的恰好相反。

威逼的话说完了，接着就是利诱。张仪许诺，如果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秦国会派太子到楚国作人质，还会将秦国公主嫁给楚怀王，并且进献一万户的都邑作为楚怀王的汤沐浴。

天下之人，数张仪最言而无信，楚怀王被利益熏昏了头脑，竟然忘了600里土地之耻。楚怀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只要秦国将张仪交给楚国，他就回送黔中给秦国。那时的楚怀王只为报仇心快，没有考虑其他。然而，他竟然迷迷糊糊地听信宠妾郑袖的话，糊里糊涂地放了张仪。

如果楚怀王不听从张仪的建议参与连横，他就要拱手送出黔中，结果张仪没杀成，还要白白送出土地。

关于楚怀王轻易放过张仪一事，后世有很多人写诗评述，唐人徐夤写了一首七绝，名叫《楚国史》，讽刺楚怀王无能。

六国商於恨最多，良弓休绾剑休磨。

君王不剪如簧舌，再得张仪欲奈何。

拨弄着小算盘，楚怀王心想，如果依附秦国，就不用送黔中给秦国。如此一来，既可以保住国土还找到了靠山，真是天大的喜事。

楚怀王认为这是喜事，另一人却视它为莫大的祸患，那个人就是屈原。

屈原忧思而作《离骚》

张仪说能够称霸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苏秦也说过同样的话。楚国不仅地大物博，发展潜力甚大，还是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

周王室衰微后，楚国利用地理位置优势飞速发展。随着国力的强大，楚国国君变得逐渐骄横。楚国首领熊渠以楚国是蛮夷之国为借口，不用周王朝的号命，而自封他的儿子为王。

进入春秋时代，楚国首领熊通视周王朝为无物，自称武王，即楚武王。楚武王自封为王之时，其他诸侯仍旧援用“公”自称，不敢冒犯周朝。

周王朝衰微是大势所趋，孔子偏偏逆流而上，勇于担当卫道士。春秋末年，孔子编撰《春秋》，极度愤恨楚国的离经叛道，将楚王都贬称为“子”。

后来，楚庄王竟然敢问周朝宝鼎的轻重，行为实在猖狂之极。唐人周昙不愤此种行为，作了一首诗：

九牧金熔物像成，辞昏去乱祚休明。

兴王在德不在鼎，楚子何劳问重轻。

从楚国的发家史来看，楚国的兴盛恰恰源于国君的“离经叛道”。从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来看，如果国家要富强，必须有一位敢想敢干的国君。

从三皇五帝到春秋五霸再到战国七雄，国家的发展无不托福于国君的敢作敢为。反之，如果国君无能，国家必然衰微，楚怀王在位时期的楚国就是例子。

楚怀王没有遗传祖先离经叛道的虎狼特性，而是将所有温顺懦弱的缺点都聚集于一身。他不仅放了张仪，还答应连横依附秦国。

这时，三闾大夫屈原刚由齐国回国，听说楚怀王轻易释放张仪，他万分心痛。他火速求见楚怀王，劝说楚怀王杀掉张仪。屈原好言相劝，楚怀王翻然悔悟，命人缉拿张仪。然而，张仪已经逃离楚国。

屈原此次进谏可以说是冒杀头之罪，因为他早已被昏君楚怀王疏远。作为被疏远的臣子，屈原能够劝说楚怀王杀张仪，其忠心可见一斑。更令人敬佩的是屈原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冒死进谏，爱楚国之心可想而知。

屈原与楚王同姓，名叫平，官拜左徒。作为王族，屈原很关注国家兴替存亡之道，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商鞅关注国家发展之道，张仪和苏秦等人关注国家称霸之道，屈原则关注国家兴替存亡之道。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开篇就说屈原关注国家存亡，意在影射楚国有亡国之危。如果国君无能，不善保护社稷，国家必然面临危险。外有强国的谋臣，内有国内的奸臣，楚怀王的宝座就如一堆干柴。如果稍微燃起一点火星，必会葬身其中。

屈原熟悉外交，待人接物礼貌周到，辞藻表达更令他国使者折服，可称得上是楚国的金字招牌。楚怀王很倚重屈原，国内国际大事小事都交由屈原处理，甚至让屈原制定法令。

商鞅也曾制定法令，他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强悍的秦孝公支持。屈原没有商鞅幸运，因为楚怀王没有秦孝公的才干。制定法令是国家大事，上官大夫不甘心由屈原完全把控，为了自己的利益，上官大夫决定盗窃屈原的才华。所以在屈原草拟完政府法令后，上官大夫使阴谋诡计想占为己有。但行动的结果却一点都不理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楚怀王说，屈原自恃才华，在外不断张扬，说只有他能制定楚国的法令。

楚怀王也是个嫉妒贤能之人，听上官大夫如此说，嫉妒心大起，于是在心里修筑一道厚厚的屏障，渐渐疏远了屈原。

那个时候，诸侯国恰好刮起一阵禅让的旋风。屈原既是王族又有才能，楚怀王担心如果他获得民心，自己的国君之位就会有危险，所以心怀忧虑。

司马迁对屈原被疏远，大抒不愤之情：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被疑，心生怨愤，又无知己可诉，不禁写下《离骚》这等千古美文。

《离骚》留给后人的，有人生的坚持不懈，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对人民生活艰难的怜惜，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有对祖国、宗庙的忠诚，如“指九天以为证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简言之，文如其人，从《离骚》能够窥探屈原的品行。

宋人陆游说，“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陆游·《哀郢》），可见《离骚》的基调是痛苦的。

清人刘熙在《艺概·文概》中说：“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意思是说，司马迁深深体悟到《离骚》之韵里的悲痛，并在自己的文章里体现出来。

文学的目的在于表达情志，如果没有情志，无论言辞多美，最终都不能流传久远。《离骚》和《史记》能够流传久远，全因其中情志真切。

楚人的“恋歌”

说到《离骚》，就不得不说楚辞。翻开战国的书页，触目所及除了滔滔不绝的辩辞，就是艰深枯涩的理论阐释，这是时代环境使然。但是，在卷帙浩繁的沉重文字中，闪耀着一段灵动飞逸、浪漫凄美的动人文字，这就是《楚辞》。《楚辞》与《诗经》一起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开创了现实主义传统，《楚辞》则开创了浪漫主义传统。而其实，《楚辞》不仅是诗歌，也是一个传奇优美的神话。

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当西方民族还沉浸在对上天的神秘想象中时，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已经在频繁的战乱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提前进入了理性时代。为躲避王室内乱，东周宗族有人携带着大批典籍来到了楚国，这批典籍对楚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楚地毕竟远离中原，中原之地的理性不能完全束缚楚国文化。中原人总将文学艺术纳入礼仪纲常和伦理道德的范畴，所谓“诗言志”，这种功利的目的使中原的文学艺术难免呈现一种凝重的面貌。楚人则不同，当中原地区的人已不再相信巫教时，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他们生长于巫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域，保持了天真烂漫的气质，创造出来的艺术便有了灵动自由的性格。

《楚辞》根生于楚地独特的文化土壤，它的精神与楚人的生活血脉相连。

清代洪亮吉曾说，“天地之气，盛于东南，而楚之山川，又奇杰伟丽，足以抒人性情”，屈赋的“香草情结”就是楚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反映。楚地气候湿润，土肥水美，为草木鸟兽的生长繁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楚国山川遍地可见蓊郁的草木，正是这些名目繁多的植物，成就了《楚辞》的芬芳世界。台湾学者潘亮俊先生的《〈楚辞〉植物图鉴》将《楚辞》中的植物分为香草香木和恶草恶木两类，其中，江离、白芷、蕙、杜蘅、菊、蘋、石兰、椒、桂、薜荔、橘、柚等34种植物属于前者，薋、菉、艾、棘、荆等16种属于恶草恶木。“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执著地与芳草佳木为伴，对恶草秽木深恶痛绝，这是一个士大夫高洁灵魂的表现。萋萋芳草与崇高品格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一个馨香的楚辞世界。

《楚辞》是楚人的“恋歌”。战国时，楚国巫风盛行，人们虔诚地信仰着神灵。为取悦神灵，楚人作了许多祭神和迎神的歌，在祭祀神灵时唱出了对神灵的深深依恋之情，《九歌》就是楚人与神灵的一曲恋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或许是由于人神之间的巨大差异，《九歌》里的爱恋总是受到重重阻碍而流露出无法相交的无奈和哀怨之情。《湘君》中唱道：“扬灵兮未衱，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湘夫人》中唱道：“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湘君与湘夫人同为湘水之神，对他们的爱情的描写中渗入了沅湘之地的风情。《山鬼》一篇演绎了山鬼的爱情世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予慕予兮善窈窕”，这样一个居深山之中的美丽山鬼，却朝夕孤独地与赤豹文狸为伴，眼看着年华老去却不能与思慕之人相见。孑然独立于云雾迷蒙的山间，“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离骚》之所以打动世人，不仅是因为它传达出了屈原的高洁理想，也因为它本身具有浪漫自由的精神。在现实中碰壁后，诗人将目光转向了神境，“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吾吾令羲和弭节，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这几句诗中，屈原乘着神兽游走于神界，与神人自由沟通，这当然是他的想象，但正是这种想象赋予了诗歌无限的浪漫精神。

人越是受到束缚，越是渴望逍遥自由，而乱世中人尤为渴望逍遥自得。生在战国，苦于人世的离乱，《楚辞》与《庄子》一样表现出一种对逍遥之境的追求。有人统计，“逍遥”一词在《楚辞》中一共出现了90多次。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的逍遥境界很多时候就表现在这种不受时空限制而“上下求索”的思想活动中。屈原作为一个诗人，不仅关心楚国的命运，也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他思考楚国的出路，也探寻宇宙和人类的奥秘。在《天问》一文里，屈原用1500余字的篇幅一口气问出了170多个问题，从古至今，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神话传说，无不囊括。全文以四言句为主，间以七言句和杂言，严整之中不失变化。古往今来，天上地下的事纷涌至诗人笔端，一气呵成，圆转活脱，荡气回肠。

在《楚辞》中，屈原常常流露出彷徨、徘徊的心境。每当处于这种状态时，屈原不是纯粹地表现情绪的苦闷，而总是转向神界寻求出路。“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离骚》）主人公四处远游，却找不到人生归宿，看起来是十分苦恼的，可是在苦恼中还能以逍遥的方式上下求索，便足以使人敬佩。

虽然对于人生，屈原有太多不如意，但是能够跳出现实，超越古今，自由往来于天地之间，不就是一种逍遥么？

战国的烽火已经成为历史的烟尘，而《楚辞》以绮丽动人的艺术魅力流传至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乱世别样的风采。

秦国诱捕楚怀王

秦王国的军事力量在秦昭襄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秦国通过与齐国、韩国、魏国的联合行动以及自己的单独行动，使楚国受到重创。为了进一步稳固东方六国的局势，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秦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楚国的打击。

楚国与齐国的联合，给了秦国进一步进军的理由。这次，宣太后与秦昭襄王一起上演了一出“鸿门宴”。

秦国之所以会采取这个策略，是有着充分考虑的。此前，即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秦军对楚国发动了进攻，攻陷了楚国8座城池。秦国虽有灭亡楚国的实力，但是列国正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中，只要秦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列国必然会再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楚人历来悍勇，秦国想要彻底地灭亡它绝非易事，还很可能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到时齐国、魏国、韩国便会就此机会进攻秦国。

有鉴于此，秦国向楚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邀请楚怀王到武关谈判。楚怀王正拿不定主意时，一位大臣向前进言道：“大王最好不要去赴约，秦国不守信用，不值得信任。”这时楚怀王的一个儿子却说：“秦国是好意，为何拒绝？”于是楚怀王便决定会见秦昭襄王。

正如那位大臣所言，秦昭襄王并没有按照约定到武关，而是用卑劣手段将楚怀王挟持到秦国的咸阳，以此要挟楚国向秦国割让土地。楚怀王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条件，结果被秦国关押起来。

消息传到楚国后，大臣们为国家安全考虑，决定另立新君。

然而，当时楚国太子却正在齐国做质子。楚国上下可谓乱成一团，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楚国不可没有掌舵之人。于是，楚国文武百官多数建议，既然太子不在国中，就让楚怀王的一个庶子为登基之人，一者，可以稳定当前楚国的局势，二者，可以防备其他国家的不轨。

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楚怀王子嗣众多，如果册立庶子为君王，合乎规矩的人就太多了，眼下国际局势不稳，楚国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可能。同时楚国内部也是风云暗动，如果册立庶子，名不正言不顺，政局必将动荡不堪，原本想要的结果，就会恰如其反。

这一切，只有昭雎看得清楚明白。

昭雎为楚国的贵族大臣。平生做过很多错事，例如楚怀王时，命屈原出使齐国说服齐与之联合，而他竟然暗通张仪，致使合纵的计策就此失败。后来，齐国、秦国联兵攻楚国，面对秦军的进攻和楚怀王的命令，他竟然坚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楚军的困境置若罔闻，致使楚将唐昧兵败身死。直到楚国衰微，他终于改过自新，暗想如果继续下去，国家必定不得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必将成为梦幻泡影。所以在楚王即将赴秦国之约时，昭雎便力劝怀王勿去，可惜为令尹子兰所阻，楚怀王终于难逃厄运。

昭雎明白唯有太子横回国主持大计，楚国才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稳定下来。于是，他决定派遣得力人手作为楚国的使者，前去齐国将太子横接回。

使者来到楚国，依照昭雎早就定下的计策，向齐王撒谎称道，楚国国王已经在去秦国之后身死。当时齐国是东方强国之一，国内自然不乏能人异士，他们虽然不能预测楚王的生死祸福，但是对于局势的分析还是很明晰的。

最终齐国得出结论：楚王很可能出事了，但是不一定死亡，楚国群龙无首，所以要接太子回去主持大局。齐国当然不会就这样让太子横回去，太子横若想回国即位，需答应齐国的条件：拿淮河以北的土地交换。

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相的，正是闻名天下的孟尝君。

孟尝君，历史只记载了他卒于公元前279年，妫姓，田氏，名文，因而更多的人称其姓名为田文。其和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此时此刻，孟尝君正作为齐国的股肱之臣，为齐国国王出谋划策。

齐国人认为楚国要找一个人担任君王并非难事，然而要楚国奉献其淮河以北的土地给齐国，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因此，孟尝君进言说道：“楚国除了太子羋横之外，还有很多王子可堪大任，此次如果齐国不答应楚国的要求，不仅会就此和齐国结怨，还会让齐国背负背弃盟约的骂名。如果楚国一怒之下，立了其他人做了楚王，那么羋横在齐国手中，又有什么用处呢？到时怕羋横就成了齐国的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战国策·楚策》）

齐国上下闻言，都觉得孟尝君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将太子羋横送回楚国，他就是楚顷襄王。太子羋横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楚国坐上王位，昭雎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然而楚顷襄王在位时，却并没有就此重任昭雎，反而让子兰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位子。

可当初正是子兰的建议，楚怀王才会深陷秦国、前途未卜，何以楚顷襄王会闻而不察呢？其实楚襄王的心思正和后来的宋高宗一样，他们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获得国君之位的。对楚顷襄王而言，若不是子兰，他也许就不会登上王位，所以他才会对子兰“闻而不察”。

无论如何，楚国暂时免于战乱，江山得到了暂时的保全。太子横是最大的受益者，取代了楚怀王，开始了顷襄王的时代。秦国宣太后和昭襄王本以为借机会扣押了楚怀王，楚国会就此大乱，秦国可趁此从中渔利。没想到他们的计划泡汤，只能重新调整战略目标，开始新的战略运作。

屈原沉江

“鸿门宴”没有起到预定的效果，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决定用武力震慑楚国。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军由武关出击，将楚军再次打败，杀死楚国5万士兵，夺取了析邑等15座城。楚怀王在这一时期逃脱秦国的魔掌，但中途被捉回。此时的怀王，已经被秦国当做了一个战利品，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其威慑力却是存在的。三年后，楚怀王幽怨不已，病死在咸阳，秦国这才把他的尸体送返。

楚顷襄王即位之后，不仅没有励精图治，想办法营救父亲回国，共同图谋楚国的强盛，反而整日沉醉在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之中。这样的楚国如何抵挡得住强秦的进攻呢？

春秋战国时期，一国趁着与别国君主会见的机会将其囚禁或杀掉，并不罕见。楚国也使用过这种手段，秦国囚禁楚怀王一事反而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但秦国扣押楚怀王对各国的威慑力特别大，因为楚国对东方各国而言仍是强国，其君王竟被秦国囚禁，可见秦国的实力已在楚国之上。

楚国百姓极重感情，尽管楚怀王对不住国家，他们仍然很怀恋楚怀王，视他为一国之君。怀王尸体运回后，楚国百姓万分哀痛。

痛定思痛，百姓将楚怀王的死归咎于公子子兰。如果不是公子子兰劝楚怀王赴会，楚怀王就不会死。

公子子兰因劝楚怀王赴会被指责，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屈原就会被称颂。在楚国，屈原品行高洁，智慧与才华兼具，深得民心。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建议，最终客死他国，这更能提升屈原的身份地位。

楚国百姓重感情，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楚怀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但屈原对楚国的赤胆忠心不减。

《史记》记载，屈原“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意思是，屈原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乾坤，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

尽管屈原忠心耿耿，情志拳拳，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屈原很爱国，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借助才气，不免要发发牢骚。

屈原认为，楚怀王不用忠臣，一味听信张仪、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丢失土地，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于是屈原作文章大发牢骚抱怨子兰，子兰大怒，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顷襄王偏听偏信，屈原就被放逐了。

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流放、放逐，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披头散发，步履摇摇，一边走一边吟叹，真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苏秦游说秦国不成，归家时颜色憔悴。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如果不能实现理想，宁愿死得清白。

一位渔夫见到屈原，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句，将贤才被弃的失意、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渔夫对屈原说，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就应该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甚至吃酒糟。

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屈原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干净身子的人，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

最后，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葬身鱼腹，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话都说到这个地步，屈原死志已决，无可挽回。

面对淼淼江水，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屈原写了一篇《怀沙》。在《怀沙》中，屈原说“抚情效志兮，府诎以自抑”。意思是，摸着心胸自省，并没有一丝过错，尽管蒙冤受屈接连遭受压抑，内心也毫无畏惧。写完《怀沙》，屈原怀抱大石，“噗通”一声跳入江水中，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辞赋大家作别纷乱的战国。

屈原自杀，究其原因原因是怀才不遇。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是生不逢时。纵观中国历史，生不逢时的人很多，例如司马迁、贾谊、李商隐等，比比皆是。

作为怀才不遇的人，司马迁老先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起笔句就是：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细读历史，真是“楚人悲屈原，千岁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苏轼《屈原塔》）

连横的秘密

伟大的诗人屈原投江而死，汨罗江的江水并不因此而变得清澈，楚国也没有被他的献身精神惊醒，战国的乾坤也没被他的生命扭转，一切依旧。

从政治角度来看，屈原死于战国诸国间的权力争斗，尤其是楚、秦之间的权力争斗，他被权力的车轮碾压致死。

政治斗争毫无感情可言，屈原感情充沛最适合写文章，不适合参与政治斗争。如果想参加政治斗争，就应该像张仪一样。

离开楚国后，张仪没有向秦惠王报告说服楚国的大好消息而是径直北上前往韩国。当时苏秦游说韩王时，说韩国是军事大国，是战国的兵工厂，制造的强弓硬弩和佩剑天下第一。

此次张仪前来，却避开韩国的长处，先说韩国地理面积狭窄，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富。韩国是小国，即使土壤肥沃，物产也没有秦、楚、齐、赵等大国丰富。张仪拿韩国的短处与别国的长处比，韩王已被带入他的思路，自然被张仪牵着鼻子转。

苏秦游说以利益诱惑，而张仪却以武力威胁。张仪恐吓韩王说秦国有百万军队，人人都像孟贲和乌获一样力大无穷。孟贲是卫国人，乌获是秦国人，两人都以天生神力出名。

张仪说，“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史记·张仪列传》）。意思是秦军十分勇敢，不屑穿戴盔甲，而是赤身露足地扑向敌人。秦军不仅赤身露足，还是左手提着敌人的头颅，右手将没被杀死的俘虏夹在胳肢窝下。

说完韩国的短处和秦国的长处后，张仪就以武力威胁韩王。如果韩国不向秦国臣服，秦国大军一鼓作气可以攻取成皋和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

从地理位置看，成皋和荥阳在韩国的中间。如果秦军攻占这两个地方，韩国就会被生切为两段。韩国原本就是小国，如果被切为两部分，彼此不能互相救援，军队实力更加不足。

张仪威胁其他国家时总爱说秦国将出军占领城池，而他选择的城池很关键，都处在中部，如果秦军占领，被侵犯的国家就被切为两段。张仪利用这一招威胁楚国，也用这一招威胁韩国，只为一个目的：分化敌人，逐个击破。

游说魏国时，张仪让魏国依附秦国，转嫁灾祸。现在游说韩国，张仪也用了这一招。他告诉韩王，秦国最想削弱楚国，而韩国最方便削弱楚国。如果韩国帮助秦国削弱楚国，秦国一定会感激并好好对待韩国。

韩王生活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不会将心比心。如果每一位国君都像韩王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依附秦国转嫁灾祸，灾祸最终还是会转到他们的身上。

魏王、楚王、韩王等国君并没有从长远利益出发，只图一时安身，灾祸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接连说服楚、韩后，大半个中国已在秦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说服韩王后，张仪回到秦国向秦惠王报告这个好消息。

张仪立下奇功，秦惠王万分高兴，封赏了他五个都邑。赵国曾经为大造声势封苏秦为武安君。为了报复合纵国，秦惠王封张仪为武信君。武安君与武信君，只有一字之差。秦惠王的意思很明显，苏秦能够游说诸侯国合纵，张仪也能游说诸侯国连横。

为完成连横大业，接受封赏后，张仪就马不停蹄地前往齐国。

齐国国家实力强大，地理位置优越，很少受到赵、秦、楚这三个强大国家的威胁。在苏秦破坏齐国国家安全的事暴露后，齐国突然感到燕、韩、魏等小国很危险，应该及早灭除。齐国想灭除弱小的国家，正需要与强大的国家连横。因此张仪出使齐国，正好赶上了这样难得的时机。

齐国与鲁国发生过三次大战役，三次战役都是齐国失败。鲁国虽然是战胜国，却最终亡国；齐国是战败国，最终却发展壮大。

于是张仪以此事大做文章。他的意思是，尽管鲁国战胜了齐国，但鲁国花费了亡国的代价，很不明智。鲁国是小国，不能支撑长久的战争。小国与大国打仗，即使小国能胜，它的国民必定不能承受战争之重。战争的负担过重，小国承担不起，最终只有灭亡的命运。

按此逻辑推理，张仪又说，赵国不是小国，它与秦国打了五次大战役，三胜两败，总体而言占上风。然而，五次战役打下来，赵国阵亡了几十万青壮年，经济损失很大。以几十万人命和无数的经济损失为代价，赵国也只是保住了国都邯郸城，是得不偿失之举。

听了两个例子，齐王明白了。如果齐、秦开战，就算齐国每次都战胜秦国，齐国的代价将是亡国，因为齐国国力不如秦国。再说，齐国不一定能够战胜秦国。如果齐国在战场上失利，亡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秦国必然乘胜追击，其他国家肯定会趁火打劫。

张仪提醒齐王，魏、楚、韩三国已经先后臣服秦国参与连横。如果齐国不吃敬酒，秦国会敬上罚酒。到那个时候，几个国家合击齐国，齐国一定不是对手。

渔夫告诉屈原，“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屈原品行高洁，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