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张说时代
一张一弛
经过多年的折腾,张说终于重登相位,此时朝中共有三名宰相,排名如下:源乾曜、张嘉贞、张说。从排名看,张说只是第三宰相,但他却很快就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兵制改革。张说前后镇守幽州、并州时,唐朝边境的驻军达到了六十万人,而此时东突厥已经式微,无法对唐朝构成真正的威胁,六十万的军队就显得多了。张说担任宰相后,便给李隆基提出建议:裁军二十万,让这些人回乡务农。李隆基当时就惊了:裁军二十万?一旦边境有事怎么办?张说说:“臣久在边塞,知道其中的内幕。现在这些驻军,很多都成了当官的护卫或者办事的杂役,很少用在国防上。况且想御敌制胜,兵在精而不在多,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而且还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如果陛下还有忧虑的话,臣愿意以全家一百来口的性命作为担保。”李隆基仔细一想,张说说的不无道理,他久在边塞,最了解实情,于是便同意了。这样,唐朝边境的士兵数量就从六十万消减到四十万,精简掉的二十万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从而增加了国家的租赋。
削减完边防军,张说又把目光投降了拱卫长安的卫军(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卫戍区部队)。按照唐朝的惯例,男子二十岁开始服兵役,六十岁才能免除兵役。在二十岁到六十岁的四十年时间里,每年都要有几个月为国家服兵役,生命不息,服兵役不止。需要指出的,服兵役都是义务的,饮食、铠甲甚至武器都需要自备(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就是自费出征),而且所在家庭并不因此而减免其他劳役。这个惯例从北周的府兵制而来,即农忙时正常进行生产,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国家有事儿时紧急集结出征打仗,实行的是“兵农合一”。这种制度对于生活在草原的民族很容易实现,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国家也可以实现,但当国家规模很大、战争又比较频繁时,它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到李隆基开元年间,府兵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服兵役的家庭要么渐渐贫困(主要劳动力服兵役经常会耽误农耕),要么服兵役的人身体素质下降。渐渐地,当打之年的男子纷纷远走他乡,“逃兵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下就到了“无兵可征”的地步了。面对这个现象,张说提出了改革:招募壮士充当宿卫,所在家庭不再承担其他劳役,同时给予这些人优厚的待遇。卤水点豆腐,一点就灵。张说这一招果然凑效。招募令一发出,青壮男子就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很多原来是逃避兵役的,也纷纷加入到了宿卫的行列。几天时间,便募集了十二万人,而且都是当打之年的青年男子。其实,想加入这十二万人的行列,难度也不小,首先要求身高五尺七寸以上。唐代一尺相当于现在的30.7厘米,五尺七寸相当于现在的1米75,这个要求可不低。在这之后,张说对这十二万人加以训练。训练结束,将这十二万人分属十二卫,每个卫一万人,这十二万人分成六个批次,轮流担任宿卫。这样,困扰李隆基数年的“征兵难”问题,在张说手中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从此,唐朝“兵”“农”分离,军队逐步走向职业化,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好事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到安禄山时再细说)改革完兵制,张说又把精力放到文化上。在他的推动下,李隆基设立了丽正书院,功能相当于皇家编译院,用以网络当代知名的文学人士。被丽正书院网络的都有哪些人呢?“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著名诗人贺知章,此时的身份是太常博士;秘书监(皇家图书院长)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这些人的具体职责又是什么呢?一、校勘文章;二、为李隆基伴读,随时解答他的疑问;三、享受国家提供的丰厚待遇。对于文化人来说,这是一份美差。李隆基命张说兼任丽正书院院长,当这帮人的领导。公平地说,丽正书院的设立是一件好事,对于唐朝的文化发展有极大的促动作用。然而,这样的好事也有人反对,中书舍人陆坚便提出了反对意见:丽正书院无益于国,白白浪费钱财,恳请陛下将之取消。砸场子的人来了,张说也不含糊:自古帝王在国家无事时,不是建造宫殿,就是追求女色,而当今皇上却偏偏喜欢文学。聘请知识分子,阐释各家经典,这么做对国家贡献很大,而所花费的又很少。陆先生的话,是何等的没有见识!就这样,张说理直气壮地将陆坚驳了回去,同时又赢得了李隆基的又一次认同。
智斗张嘉贞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就是人与人的斗争,只要有两个人存在,就会有斗争,一个人一般没法斗,真想斗只能学周伯通——左右互搏。说起李隆基治下的宰相组合,姚崇的班子是团结的,宋璟的班子也是团结的,这是因为给姚崇、宋璟搭班子的全都是甘做人梯的人,比如当时的卢怀慎、源乾曜、苏珽。然而到了源乾曜、张嘉贞、张说的时代,斗争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谁也不服谁。在这三人中,源乾曜相对中立,张嘉贞和张说的矛盾则日益升级。源乾曜本质上是一个不愿与人争的人,而张嘉贞和张说则不同,他们都想成为领袖,斗争就此开始。从两人的履历开始论,张嘉贞和张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同事,那时他们都在兵部为官,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张说则是兵部侍郎。兵部员外郎品级是从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兵部侍郎品级是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正司局级。也就是说,在兵部时,张说是张嘉贞的上级。等到两人都当上宰相时,位置发生了变化,张嘉贞排名第二,张说排名第三,这让张说心里很不舒服:我当正四品时,他才是从六品呢。共事时间越久,张说的不平衡感也在加剧。他本以为张嘉贞会给自己这个老上级点面子,没想到,几乎每件事张嘉贞都跟自己争,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不久,在一次对高级官员的用刑讨论上,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要被用刑的官员叫裴伷先,乃高宗朝宰相裴炎的侄子。睿宗李旦复位后,为裴炎恢复了名誉,并把所有的恩宠加到了裴伷先身上。经过裴伷先的不断努力,到开元年间他已经做到了广州都督。天有不测风云,开元十年,他因事被捕入狱。于是李隆基就和宰相们开了个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儿。在是否对裴伷先用刑的问题上,张嘉贞和张说起了争执。张嘉贞的意见是当廷杖打,张说则恰恰相反:
臣闻刑不上大夫,为的是他们接近君王,同时让他们养成廉耻之心,所以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有罪应死则死,应流放就流放,何苦那么轻易地当廷杖打,把他们当成小吏一样。裴伷先按罪就应该流放,不能再当廷杖打。张说的建议是人性化的,他知道对于高官而言,面子比命更重要,让一个高官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杖打,那比杀了他还难受。李隆基最终接受了张说的建议,张嘉贞则讨了个没趣。从朝堂出来,张嘉贞憋了一肚子气,他认为张说不给自己面子,故意让自己在皇上面前难堪,便冲张说吼道:“刚才你讲那么多大道理干吗?”张说回应说:“宰相这个职位,运气到了就做,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辈子当宰相。如果棍子能打到高级官员身上,那么迟早有一天也会打到我们自己身上。今天我不只是为裴伷先,也是为了全天下的官员才说话的!”张嘉贞被噎住了,只能把气憋在肚子里,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这次争执张说占了上风,但他并不想到此为止。源乾曜充当老好人,高挂“免战牌”,他唯一的对手就是张嘉贞,只有把这家伙扳倒,他才能像姚崇、宋璟那样大展自己的拳脚。于是,张说便开始研究起了张嘉贞的软肋,就不信世界上有不透风的墙!不过很快张说就沮丧地发现,张嘉贞自身没有太多问题,除了脾气急躁、刚愎自用外,并没有其他的把柄。如果愣是要给他挑刺儿的话,也就是曾经引荐过四个人,现在分别担任中书舍人(两人)、考功员外郎、殿中侍御史,而且这四个人跟他走得比较近,经常凭他的权势做一些以权谋私事。张说认为这还不够,不足以扳倒张嘉贞。要彻底搞掉他,就要一击致命,让他轻易翻不了身。于是张说又开始了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张嘉贞的软肋——弟弟张嘉佑。此时张嘉佑已经出任左金吾卫将军,与哥哥张嘉贞相得益彰:哥俩一个为相,一个为将,一时风光无比。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风光下面,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他们的兄弟关系如果没有人做文章也就罢了,一旦有人做文章,兄弟俩就危险了。
现在张说就准备在张嘉佑的身上做文章。
一箭双雕
开元十年末,李隆基准备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这次他却不准备走直线,而是从洛阳向北,先折道去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视察,然后再返回长安。这时张说提出了建议:“汾阴丘陵上有西汉王朝建立的后土祠,已经很久没有皇帝去祭祀了。陛下应该趁这次巡幸的机会,将那里加以整修,然后举行祭祀仪式,为百姓祈求五谷丰登。”李隆基听完,当即便同意了。看着李隆基点头,张说心中窃喜:这一次跟随皇帝出巡,他心中装着两个计划,他要一箭双雕。开元十一年正月三日,李隆基从洛阳出发,视察开始。正月十四日,李隆基抵达潞州(山西省长治市),这里是他战斗过的地方(李隆基曾担任潞州别驾,相当于当地的总秘书长)。现在旧地重游,他自然是百感交集,感慨之余,就给潞州老百姓发了一个大红包:免除五年内赋税差役。潞州的老百姓,今夜做梦也会笑。正月二十五日,李隆基一行抵达了并州,在这里他又给当地送了个红包:在这里设置北都,并州升格为太原府,刺史改称尹。府在唐朝是高于一般市的,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经过李隆基的这次规划,太原府就跟长安府、洛阳府平级了,都是特别市。设置完北都,李隆基的心情很好,然而没过多久,一份奏疏就让他陷入到了郁闷当中。奏疏是弹劾张嘉贞的弟弟张嘉佑的,上奏人指出:张嘉佑在地方任职期间,曾经有贪赃枉法行为。这道奏疏上奏的时间很要命。此时正是李隆基巡幸期间,他最担心的就是长安和洛阳的安全。现在这封奏疏举报左金吾卫将军张嘉佑贪赃枉法,他会怎么想呢?不会少想,只会多想。于是,张嘉贞的麻烦来了。张嘉贞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中了暗算。试问,如果不是张说提前安排,怎么会那么巧,偏偏在皇帝外出巡幸时,张嘉佑遭到了弹劾?张嘉贞方寸大乱,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去找张说商量对策。鸡找黄鼠狼当保安,老鼠找猫当伴娘。在张说的“指点”下,张嘉贞脱去官服,改穿素色的平民衣服,在行宫外等候皇帝的处分。张嘉贞自己挖坑,然后自己又跳了下去。如果张嘉贞直接面见李隆基,进行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李隆基的开明,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毕竟犯事的是张嘉佑,而不是张嘉贞。而现在张嘉贞郑重其事地往行宫外一站,事情就没得商量了:即便李隆基想留下张嘉贞,他也得防备朝中百官的悠悠之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就此终结。开元十一年二月三日,张嘉贞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幽州刺史。直到这时,张嘉贞才意识到自己被张说算计了,他恨恨地说道:“中书令不是有两个人的编制吗?何苦如此相逼呢?”一年后,张嘉贞回京出任户部尚书,与张说在一次宴会上邂逅。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番脏话之后,两大高官伸胳膊撸袖子就要进行近身肉搏,结果还是中间派源乾曜奋力拉住了两人,才避免了一场无限制级搏击。扳倒张嘉贞,张说计划中的一只雕已经落入袋中,那接下来的一只呢?二月十六日,李隆基在汾阴祭祀后土祠,为天下百姓祈求五谷丰登。祭祀完毕,张说又笑了。因为他的另一只雕也落入袋中。这是一只什么雕呢?这是一只抛砖引玉的雕。张说把李隆基引到后土祠祭祀,其实是有深意的。后土祠乃是汉武大帝建立的,刘彻曾经在这里举行过祭祀仪式,这是张说抛的砖。砖的后面就是玉——汉武大帝曾经去过泰山封禅!
泰山封禅
——郭德纲
不想到泰山封禅的皇帝就不是一个好皇帝。——曲昌春如同现在很多孩子的明星梦一样,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泰山封禅的梦。所谓的“封禅”,《史记》是这样解释的:“登封报天,降禅除地”,意思就是在泰山顶上筑圆坛以报天之功,在泰山脚下的小丘之上筑方坛以报地之功。在封建王朝,“封禅”是首屈一指的大典,其对王朝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当今举办一场奥运会。同时,“封禅”也有条件要求的:一、天下太平;二、天降祥瑞。两者具备一个,才能封禅。历朝历代前去封禅的皇帝,一般都是因为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天下太平。秦始皇封禅泰山,因为他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汉武帝封禅泰山,因为他雄才大略,扫除边患。太宗李世民一直有一个封禅梦,不料却经常被国内的突发事件打乱计划,不是因为天灾,就是因为有大臣强烈反对,因此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这一梦想。唐朝第一个举行封禅大典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就其个人能力而言,他是不配与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的,可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站在了李世民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现在张说把李隆基引到了汉武帝建立的后土祠,就是想为促成泰山封禅做一个铺垫。我们平常人有自己的偶像,历朝历代的皇帝也有偶像。比如隋炀帝的偶像就是汉武帝,他曾经想模仿汉武帝那样开拓疆土,不料画虎不成反类犬。李隆基想不想学汉武帝呢?他也想学,他的心中也有一个“大国梦”。由此,李隆基“封禅泰山”的念头呼之欲出,而张说的心也在蠢蠢欲动。开元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张说的一箭双雕计划收获了初步成功。在张嘉贞被免除宰相职务后,张说被委任为“兼中书令”,这就意味着张说已经完全与源乾曜并驾齐驱了。九个月后,张说作为礼仪大典的总监,全程策划组织了李隆基的长安郊区祭天仪式,算是泰山封禅的一个前奏。
时间走到开元十二年末,封禅泰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张说第一个呈递奏疏,建议李隆基封禅泰山。随后,文武百官群起响应,封禅泰山已经“群情激昂”。眼看文武百官如此迫切,李隆基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在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举行封禅,以满足文武百官的强烈要求。张说兴奋不已,源乾曜却不断摇头,在封禅泰山的问题上,他俩少有地唱起了反调。张说第一个提出封禅,源乾曜却自始至终表示反对。两人的意见之所以会大相径庭,主要是性格和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张说是一个诗人,骨子里有浪漫情怀,同时也有追求大场面的冲动基因。源乾曜通过明经举步入仕途,而张说通过的则是制举。制举是皇帝不定期进行的考试,考察的是考生的现场反应和实际能力。张说便是在洛阳参加了由武则天主持的制举考试,于万人对策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不过自唐朝开制举以来,还没有给过考生甲等的先例,因此张说虽说是第一名,却是以乙等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不过这也够牛的了:一等奖空缺,他是二等奖,这就是不是一等奖的一等奖。由于这个特殊的经历,使得张说不像源乾曜那样保守,很少囿于以往的经典,导致两个人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源乾曜讲究的是“清静无为,与民生息”,而封禅大典必定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张说却恰恰认为,为了封禅大典,必要的付出是值得的。一个追求开天辟地的大场面,一个追求清静无为与民生息,两个追求不一样的宰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从此,源乾曜对张说产生了成见,而春风得意的张说却并不以为意:只要赢得皇帝的支持,别人又能奈我何?!张说的感觉没有错,李隆基对他的恩宠越来越深。开元十三年四月初,张说将拟定好的封禅大典仪式呈递给李隆基。李隆基阅后基本满意,便召集所有参与礼仪制定的官员在集仙殿饮酒。饮至高兴处,李隆基说道:“神仙都是虚幻的,我是不信的,贤人才是治理天下的工具。今天我跟你们这些贤人一起在这里饮酒,这个殿应该改名叫集贤殿”。掌声四起!
借着“集贤殿”的话题,李隆基再进一步:任命丽正书院五品以上的官员为学士(皇家研究官);六品以下官员为直学士(皇家初级研究官);张说为书院院长,徐坚为副院长。最后,李隆基还有一个特别任命:张说为大学士(皇家高级研究官)。满座都是学士和直学士,就张说一个大学士,这是何等的恩宠。然而,恩宠都到头顶了,张说却坚决推辞了——大学士的帽子太大了,不能戴,也不适合戴。李隆基不再勉强,戴不戴大学士的帽子是张说的事,而在他的心目中,张说早就是大学士了。封禅大典一天天临近,张说却一直为一件事而担心不已。烦恼之余,他找来了兵部郎中裴光庭当树洞,竹筒倒豆子地倾诉了自己的苦恼:“皇上将要封禅泰山,可我担心突厥人趁机在边境发动偷袭,是不是应该在边境增派军队?”裴光庭听完,回应道:“封禅,就是向天地禀告国泰民安。现在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泰山向禀告上天了,此时却在害怕戎狄的偷袭,这可不是国家盛德的做派啊!”张说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裴光庭说:“四夷之中,突厥最大。以往他们屡次请求和亲,朝廷都横加阻拦,始终不肯答应,现在就可以在和亲的问题上做做文章。我们可以派使节到突厥,先答应他们的和亲要求,然后让他们派大臣跟随皇上到泰山封禅,他们一定会欣然从命。突厥来了,其他戎狄领袖就没有一个敢不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偃旗息鼓,高枕无忧了。”张说一听,顿时兴奋地说:“高!我怎么就没想出这么好的点子!”随后,张说便把计划上奏给李隆基,立即得到了批准。经过精心的物色,张说选中了中书直省袁振,将其提拔为摄鸿胪卿(代理藩属事务部部长),担任此次和亲的大使。从这个安排来看,张说和李隆基对与突厥和亲这件事儿是没有诚意的,不然也不会让袁振这样的小角色出使。袁振此时的身份是中书省直,说白了就是从别的部门暂时调到中书省工作的,类似于现在的挂职干部。现在张说火线提拔一个挂职干部,让他出使突厥,目的只有一个:忽悠,而且不准备兑现。一旦将来突厥人追究起来,就可以一推二六五:那是一个代理鸿胪卿,不作数的。真够坏的!火线提拔的袁振没有辜负张说的信任,在进入突厥可汗的大帐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忽悠。突厥人先起了话头:“吐蕃,狗杂种而已;奚、契丹本来都是我们的奴隶。连他们都娶到了唐朝公主,我们突厥人前后多次求婚却都没有得到批准,为什么啊?当然,我们知道嫁入吐蕃、奚的都不是真正的皇帝女儿,可问题是现在没人计较公主的真假!我们屡次请求都没有得到批准,弄得我们在他们面前很没面子!”突厥人说完,代理鸿胪卿袁振拍起了胸脯:“没问题,你们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回去后我就向皇帝奏报,一定让你们娶到大唐公主!”突厥人心眼实,不知道娶公主这件事也能打白条。顿时,突厥可汗心花怒放——这下终于可以在吐蕃人面前抬起头啦!当袁振提出让突厥大臣随行到泰山封禅时,突厥可汗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并当场指定重臣阿史德颉利发出使唐朝,随同参加封禅大典。万事齐备,只差出发!开元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李隆基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在他的身后,是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和四方蛮夷酋长,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就向泰山进发了。每次停下休息,方圆数十里顿时陷入人山马海,负责补充给养的队伍,绵延达数百里。由此可见,封禅真是盛世才能干的事,如果兵荒马乱、积贫积弱,连最起码的排场都摆不起,就别提封禅了。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李隆基抵达泰山脚下,换上御马,准备登山。登山之前,李隆基做了如下安排:随从官员一律留在山谷口,宰相及祭祀相关官员跟随皇帝登山,随行部队在山下警戒(队伍绵延一百余里)。待人马安排好后,李隆基问礼部侍郎贺知章:“以前历代皇帝祭天,为什么不让别人看祭天的玉牒?”贺知章反应很快,他知道皇帝这是要找一个捧哏的人,于是便马上回应道:“他们可能是想为自己祈求神仙的帮助,所以不敢公开,怕别人看。”李隆基摇摇头,正色道:“朕为苍生祈福,自然不怕人看!”
随后,李隆基命人取出玉牒,向文武百官展示: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锡臣忠武,底绥内艰,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其实,在玉牒这个问题上,贺知章是往前代皇帝身上泼脏水了: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是到泰山封禅,都是为了天下苍生,即便是像秦皇、汉武那样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也断不会通过封禅来向上天发送秘密短信息的。不过贺知章也没办法,他看出了李隆基的小心思,无非是想通过这个举动来展示自己的高尚品德,所以他只好顺着话头把前朝皇帝矮化成猪八戒,就一下子显示出李隆基这个孙悟空了。展示完玉牒之后,李隆基开始登山。十一月十日,李隆基在泰山顶峰祭祀昊天上帝。与此同时,文武百官在山下的神坛祭祀五帝及百神。十一月十一日,李隆基下山,在社首山(泰安市西南)祭祀地神:惟开元十三年,岁次乙十一月辛已朔十一日辛卯,嗣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皇地祗:臣嗣守鸿名,膺兹丕运,率循地义,以为人极,夙夜祗未,迄未敢康。赖坤无隆灵,锡之景,资植庶类,屡惟丰展。式展时巡,报功厚载,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瘗礼,式表至诚。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飨。至此,封禅仪式结束。通过以上描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封禅就是举全国之力办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上皇帝给天和地各发一条短信息:国泰民安,您老放心!在庄严的封禅仪式上,所有人都相信,上天和大地已经收到了李隆基发出的短信息,他们相信,收到短信息的上天和大地一定会保佑大唐王朝国泰民安。愿望都是好的。具体到这次封禅,上天可能收到了李隆基的短信息,而发给大地的那条却似乎没有发送成功。一千多年后(公元1931年),军阀马鸿逵率部在山东泰安一带驻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五色祭坛,挖出来一看,里面有两个玉册,其中一个就是李隆基祭祀地神用的。也就是说,发了一千多年,那玉册还在原地没挪窝,也不知道大地算收到了,还是没收到。与李隆基的玉册一起被挖出来的,是宋真宗的玉册,哥俩儿如果能在地下相见,估计会握着手互相说一句:缘分啊!
人生顶峰
在张说的策划下,封禅活动圆满完成,李隆基对他的信任也达到了顶峰:对于张说而言,他帮助皇帝完成了场面宏大的封禅大典,一场可以永载史册的大典;对于李隆基而言,从此他就被架上去了,开始沿着汉武大帝的足迹前行——后土祠祭祀,泰山封禅,下一步是不是就是扩土开边了呢?张说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小算盘,让李隆基的大国梦越做越大,先是改革了兵制,为开边提供了军事可能,后是泰山封禅,让李隆基比肩汉武大帝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历史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开始时无意为之,后来就随着惯性前进。张说并没有第三只眼,他看不到未来,他能看到的只是当下。此时的张说,心情好到了极点,他跟随李隆基登上了泰山之巅,而他的权力也随之到达巅峰。在这次封禅中,凡是他欣赏的官员,全都列入了陪同李隆基登山的行列,而其他官员只能酸溜溜地在泰山脚下祭祀五帝和百神。在领略完泰山顶峰的风光之后,陪同登山的官员又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礼物:就地升职。按照李隆基的规定,凡是陪同登山祭天的官员全部升迁,这样张说欣赏的官员全部因为这次封禅而得到提升,不少人因此破格提拔成正五品(正司局级)。这时,一位官员来到张说的身边,想给张说提个醒。这个人叫张九龄,后来的大唐名相。此时的张九龄是正五品的中书舍人,因为才华横溢,深得张说的赏识。张九龄劝说道:“如此大规模地提拔跟您亲近的官员,恐怕不妥。”张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谁又能奈我何?再说了,这些人都是皇上提拔的,又不是我说了算的。”不经意中,张说把人得罪遍了:没有得到提拔的文武百官恨他;跟随封禅的士兵也恨他,因为他们只得到了象征性的官阶提升,却没有任何实物赏赐。一次封禅,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封禅,拜张说所赐,倒是给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一点东西。张说的女婿郑镒本来是九品,封禅后一下子就被破格提拔,穿起了五品官员的绯色官服。李隆基记得以前郑镒是九品官,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就升到了五品,心里不免有些好奇。为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李隆基便把郑镒召进宫中。面对李隆基的询问,郑镒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时唐朝插科打诨高手黄幡绰嘲讽道:“此泰山之力也。”李隆基闻言,会心一笑——原来如此,沾的是泰山的光啊。从此,以“泰山”指代“岳父”就成为了惯例。延伸说一句,既然岳父被称为“泰山”,那么岳母又被称为什么呢?有人说:“这还用问,肯定是‘北斗’啦!”这位同学肯定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实际上,岳母的另一个称呼为“泰水”,出自宋朝庄季裕的《鸡肋篇》卷上: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观,遂谓妻母为泰水。如果不准备一辈子打光棍的话,以后要记清楚了!
致命错觉
从开元九年重新拜相以来,张说的官运越来越好,越来越顺,一直顺到他觉得老天都在帮他。开元十一年二月,张说扳倒了张嘉贞,借其上位,出任中书令。于是,张说原来担任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李隆基一转手,就把它给了一直在边境破敌有功的王晙(设鸿门宴、生擒康待宾的那位)。一个多月后,李隆基又给王晙的肩上加了一副担子:兼任朔方节度大使,出外巡视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各军事基地。接受任命的王晙肯定不会想到,就是这副担子,竟然引出了那么多的波折。这一年十一月,李隆基准备在长安郊外举行祭天仪式,便向巡视在外的王晙发出召唤:回京参加祭天仪式。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王晙回复说:“现在已经是冬天,突厥人随时可能发动袭击,我需要在这里镇守,以防不测。”王晙如此回复,李隆基表示理解,还特意赏赐冬衣一套,以示恩宠。过了没过久,王晙就出事儿了!许州刺史王乔的家奴举报说:王乔和王晙图谋不轨!举报正捅在李隆基的腰眼上,政变起家的他,最怕的就是武将图谋不轨。李隆基立刻下令源乾曜和张说进行彻查,一定要摸清楚王晙的底。经过调查,认定谋反一说乃是小人的栽赃陷害。得到这个结果,王晙不由得松了口气,然而接下来的判决,却让他如鲠在喉:“虽然谋反查无实据,但前次皇帝下诏召回长安,居然违诏不归,贬为蓟州刺史。”王晙有口难辩,只能自认倒霉,要怪只能怪诬告出现的时间太不是时候了。在王晙被诬告事件中,源乾曜和张说究竟有没有做手脚,史无明载,无法断言,只能肯定一个事实:因为王晙的落马,使得张说在宰相班子里不再以一敌二,而只需要跟源乾曜一个人过招就可以了。连老天都帮张说。开元十二年六月,张说又一次感受到了老天的帮忙。
这一年崤山以东大旱,为了稳定民心,更好地领导百姓抗旱,李隆基决定从京城挑选五个有名望的官员到地方出任刺史。张说微微一笑,这一次又是老天帮忙了。他想炒一个人的鱿鱼已经很久了。几个月前,张说向李隆基推荐了有仁孝之名的官员崔沔。在张说看来,经过一番拉拢和培养,崔沔肯定会成为一个乖乖听话的帮手。然而等到崔沔升任中书侍郎之后,张说发现自己太理想化了。张说对崔沔说:“现在的中书省都是中书令直接负责,一手掌握。侍郎虽然是副手,但只是署名而已,除此之外,其他事情就别掺和了。”张说这是跟崔沔推心置腹,希望他认清自己的位置,像卢怀慎、苏珽那样,做一个绝对服从领导的副手。崔沔如何反应呢?崔沔说:“不对!既然设立官职,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上下级相互协调,各申主见,才能把事情办好。岂能在那里袖手旁观,白拿国家俸禄呢?”听完崔沔的话,张说这才意识到:坏了,找错人了,人家不是来搭班子的,而是来分权的。事已至此,张说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久张说发现,崔沔不仅是说说而已,而且说到做到,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意见。张说受不了了,他决定找机会把这个大爷送走。关键时刻,老天开眼了——崤山以东大旱。借着李隆基往地方下派刺史的机会,张说把崔沔的名字报了上去,这样中书侍郎崔沔就被张说送到魏州当刺史了,再也不能跟他唱反调了。两次折腾下来,张说的错觉达到了顶点。他认为自己不仅得到了李隆基的绝对支持,而且连老天都在帮他。这个错觉很致命。
政坛新贵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张说大红大紫的同时,唐朝政坛正在崛起一个政治新贵——宇文融。
同宋璟、张说这些科举出身的人不同,宇文融是地道的贵族出身:他的祖上是隋朝礼部尚书宇文弼,他的祖父宇文节在贞观年间担任尚书左丞,在永徽年间一度出任侍中。然而好景不长,宇文节最终被牵连进房遗爱谋反案,被流放到桂州,再也没能回来。到了父辈这一代,官职跟祖上就差着等级了,他的父亲宇文峤只做到了莱州刺史。再到宇文融这一代,那就更惨了:开元初年,宇文融才做到富平县主簿,只是一个九品官员,相当于股级干部。不过因为宇文融办事得力,前后两任京兆尹都很欣赏他,在他们的关照培养下,宇文融升迁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级不高,只是正八品(正科级),但是权限却很大,可以参与的范围很广,百官的行为、各地的民情等等都可以上奏,奏疏直通皇帝。正是在监察御史的任上,宇文融风生水起。因为他看到了皇帝最想解决的问题:户口不清,土地模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唐朝的人口流动加大,很多百姓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相关的户籍管理却没跟上,导致很多人成了“黑户”。没有户口,也就不再承担任何国家赋税。与“黑户”相对应,土地中也大量存在着“黑地”的情况。这些“黑地”多数是新开荒出来的,但政府没有登记在册,这部分土地的赋税也因此白白流失了。宇文融看到了这些现状,便向李隆基提出了解决办法:各州县逃亡的户口,一百天内允许回原籍自首,或者在现在所在地登记注册,或者由官府遣返回乡,一切凭本人自愿。过期不自首的,就由官府开始检查,一旦查出,发配边疆,官府和私人有包庇的,同罪!这一政策,正中李隆基的下怀,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之后,李隆基委任宇文融为清查户口总监,全权负责清查逃逸户口和没有登记在册的土地。
宇文融的机会来了。经过清查,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查出大批逃逸户口和没有登记在册的土地,整顿初见成效。宇文融的官职也随着这次整顿水涨船高,由正八品的监察御史升任从六品的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尝到甜头的宇文融并没有就此止步,很快他又向李隆基提出建议:设置劝农判官(农业发展执行官)十人,这十人同时代理御史,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深入整顿。李隆基再次批准。宇文融这个建议很有杀伤力,他力主设立的十个劝农判官,相当于朝廷派出的钦差,虽然品级不高,但是权力却很大。除此之外,他们还代理御史,随时有弹劾地方官员的权力。后者很要命,因为是官都怕弹劾。整顿行动迅速在全国铺开,开始时还比较正常,甚至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因为这次整顿行动还有一个优惠条件:凡是新增加的户口,免除六年的赋税,只需要另外交一种很优惠的税。两相对比,新增户得到了实惠,欢欣不已。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味了。由于劝农判官到地方后都想立功,都想在自己所在的片区出成绩,因此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就格外严格,甚至制定了相应的指标。地方官员一方面害怕弹劾,一方面也想出政绩,因此对老百姓的催逼便越来越严,发展到最后,就开始你追我赶地弄虚作假起来了:把原来已经登记在册的户口改头换面一下,就摇身一变成了新增户口;原来已经登记在册的土地也如法炮制,一下子就多出了不少“新增土地”。这下数字好看了,而老百姓的负担却加重了,原来的一份赋税变成了两份——一份旧的,一份新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政绩工程害死人。经过全国上下的不断努力,成果十分显著:全国共新增户口八十余万,新增田地也基本相同(其中有一定的水分)。到年底,仅新增户口缴纳的赋税就达到了数百万串钱,沉甸甸的数字打动了李隆基。
李隆基再一次升了宇文融的官,将他由兵部员外郎擢升为正四品的御史中丞。到这时,张说对宇文融这个政治新贵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因为在这次整顿过程中,中书省被晾一边了。宇文融命令各地官员:相关事务要先行报告给劝农判官,然后再报告中书省;同时中书省各部门也需要等宇文融裁决之后,再进行裁决。如此一来,宇文融的工作班子就与张说的中书省发生了权力交叉,而且还占据了上风,这让张说非常不爽。不爽归不爽,张说还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宇文融此次为国库创收,让大老板李隆基感觉十分地爽,风头正劲。于是张说只能暂时收起不满,心不甘情不愿地配合宇文融的工作。户口和土地整顿活动终于结束了,张说松了一口气,以为从此之后与宇文融再也不会有交集了。然而,他不想与宇文融有交集,宇文融却想跟他有交集。很快,升任御史中丞的宇文融就给李隆基又上了一道奏疏:近来有人反应官员选拔不够公平,建议将待选拔的官员分为十个部分,不经过吏部,改由其他部门十个官员主管,皇上最后亲自定夺。这道奏疏极具杀伤力。如果按照宇文融的建议,将待选官员分成十个部分,而将吏部排除在外,那么吏部将颜面无存,张说这个宰相同样颜面无存,因为按照惯例,他这个宰相在任命官员方面是有话语权的。按照这个建议,全没了!要命的是,李隆基居然同意了,随即便委任礼部尚书苏珽等十人负责此次选拔,张说以及吏部尚书、吏部侍郎全部靠边站。张说对宇文融的不满达到了极点:宇文融,你也太猖狂了!张说开始反击,对所谓的“分十个部分选拔官员”提出反对,和宇文融直接交上火了,双方的梁子彻底结下了。在张说之后,太子左庶子吴兢也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疏:陛下受人蒙蔽听受谗言,不相信有关部门的官员,这可不是高居上位开诚布公的正道。昔日陈平、邴吉身为汉朝宰相不知道钱谷之数,不直接过问打架杀人的凶案;况且大唐万乘之君,怎么能直接过问官员选拔的小事呢?对于选拔官员的事,还是应该交给有关部门(吏部),并且停止由十人负责选拔的现状。奏疏上去之后,李隆基回心转意,虽然没有立刻叫停此事,但还是决定从明年起,恢复原来的选拔制度。这样,宇文融的建议只实行了一年就寿终正寝了,害得他白激动了一场。此番较量下来,张说又占据了优势,习以为常的优势。习以为常的优势总是容易让人麻痹,张说就被自己的优势麻痹了,他没把宇文融放在眼里,而宇文融却把他放在了心里。毛主席说,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张说做到了前者,却没有做到后者。
张说罢相
时间进入开元十四年,张说在自我感觉良好中前行,同时也在危机四伏中前行,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张说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做派,一静一动,截然不同。安静时,他独立思考,手里拿着别人送给他的两颗珠子。这两颗珠子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张说有什么事情想不起来时,就用手拨弄这两颗珠子,马上就会心神开悟,大事小事都涌上脑海,历历在目,一无所忘。凭借这两颗珠子,张说的记忆力非常好,事事用心。躁动时,他与安静时完全是两个做派。一旦下属官员汇报工作时不对张说的脾气,他就会发火骂人,毫不留情面,直到把对方骂得无地自容他才罢休。于是众人对他有如此评价:“张公之言,毒于极刑!”这其中,被骂的最多的就是政治新贵宇文融。张说一看不惯他的为人,二看不惯他越来越红,因此对他能打则打,能压则压,在张说的面前,宇文融很难得到好脸。骂完宇文融,张说舒坦了,而在一边旁观的中书舍人张九龄却紧张了起来,他对张说说:“宇文融正在承受皇上的恩宠,他本人又巧言善辩,您不得不防啊!”张说不以为然,说道:“那些鼠辈能成什么事啊!”久在上位的人就是容易麻痹,张说从门缝里看宇文融,把他看扁了。张说确实小看了宇文融,在他放松警惕的同时,宇文融力图扳倒张说的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宇文融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帮手。此人后来成为了唐朝的著名奸相,名字叫李林甫。李林甫,大有来头,他的曾祖是高祖李渊的堂弟长平王李叔良,论辈分他比当今皇帝李隆基还高一辈。按照《三国演义》里刘备的自抬身价,他可是当今皇帝名副其实的叔叔,别人得喊他一声“李皇叔”。刘备自卖自夸也就罢了,李林甫却是不敢的——给当今的皇帝当叔叔,再借他的一个胆吧!自古以来,皇帝的亲戚都是单向的,而不是平常人的双向:如果皇帝给你面子,承认你这个亲戚,那你是皇亲;如果皇帝不给你面子,你就只能当这个亲戚关系不存在了。像刘备那样跟皇上还没见过面就自封为“皇叔”的,一般情况下就离死不远了。李林甫不敢摆皇叔的谱,而是老老实实地从基层干起,第一份工作是千牛直长,也就是宫廷侍卫。这个职位,是朝廷给贵族子弟预留的,李林甫就凭借祖上的恩荫混了进去。千牛直长这样的职位对于一般人来说也算不错了,但对李林甫而言,还远远不够。幸好,他还有一门高亲——他的舅舅是当时正得宠的楚国公姜皎。因为李林甫擅长音律,姜皎很是喜爱,在他的提携下,开元初年,李林甫就当上了正五品的太子中允。很快李林甫就发现,仅靠姜皎一条线是不够的,他需要两条腿走路,于是他开动脑筋,迅速地傍上了源乾曜这条线。李林甫明确职业规划的方向,靠的是人力资源整合。他的舅舅是姜皎,姜皎的妹夫叫源光乘,而源光乘正是源乾曜的侄孙(侄子的儿子),关系链条如下:李林甫——姜皎(李林甫的舅舅)——源光乘(姜皎的妹夫、源乾曜的侄孙)——源乾曜。
经过这样一番串联,李林甫就傍上了源乾曜。源乾曜对他印象不错,这就给李林甫留下了上升的空间。不久,李林甫开始向源乾曜提要求,不过他没有伸手,而是委托源乾曜的儿子源洁开口的。源洁对源乾曜说:“李林甫想当司门郎中。”司门郎中属于刑部的从五品官员,掌管天下诸门及关口出入往来之籍赋,有点现代边防检查的意思。源乾曜一听便摇头了,他说:“郎官对品行、才能、声望都有很高的要求,哥奴(李林甫小名)岂是郎官的材料?”从五品的司门郎中没有当上,不过源乾曜还是给了李林甫一个补偿,将他擢升为正四品的太子谕德。这是个闲职,主要负责给太子进谏。闲职归闲职,李林甫的行政级别却上来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李林甫转任国子司业(国立大学副校长)。他这个国子司业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是从四品,他却是正四品。这时李林甫又开始转动脑筋,在满朝官员中寻找新的大树,经过一番逡巡,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政治新贵宇文融身上,这个人或许能成为自己的新靠山。朝中没有多少根基的宇文融,此时也需要李林甫这样的得力帮手。双方各取所需,于是李林甫火速地靠了上去,而宇文融也立即张开了怀抱。经过宇文融的推荐,李林甫被擢升为御史中丞。在这里交代一下,当时的御史中丞编制就两个人——李林甫和宇文融各占一个。当宇文融和李林甫结成联盟时,这两颗炸弹已经具备了超强的威力。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副职,上面还有一个御史大夫。御史台主管风纪,通俗地说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委,其威力之大,不难想象。从此以后,宇文融和李林甫就开始寻找机会,一心要把张说打落马下。开元十四年二月七日、八日,李隆基连续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任命崔日知为左羽林将军;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宇文融和李林甫从这个任命中看到了机会。不就是两次人事任命吗?有什么机会可言。实际上,这两项看似平常的人事任命的背后,还有着一段曲折。
本来李隆基准备重用崔隐甫,就将从河南尹(洛阳特别市市长)的位置上调进了京城。而张说却觉得崔隐甫学识浅薄不堪大任,便准备安排他出任金吾卫大将军。与此同时,张说又推荐了一个人选——殿中侍御史崔日知,准备将他委任为御史大夫。两项人事任命报到李隆基那里,张说就像往常一样等待着批复。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隆基居然来了一个乱点鸳鸯谱,把两项人事任命正好颠倒了过来:崔日知当左羽林将军,崔隐甫当御史大夫。就是这次“乱点鸳鸯谱”,让宇文融的鼻子嗅到了异常的味道:皇帝没有按照惯例批准宰相的人事任命,这说明张说要完了!政治,就是高级别的人与人斗争,在这里面,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隐藏着无穷的玄机。李隆基之所以会乱点鸳鸯谱,就是要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我要准备整人了。宇文融捕捉到这一信息后,决定再找一个帮手,只要此人肯帮忙,张说便在劫难逃。这个新帮手,正是他的新上司——御史大夫崔隐甫。仕途走到崔隐甫这个程度,在朝中是不可能没有几个朋友的。张说之前的所作所为,崔隐甫了如指掌,现在他也恨上了张说。当宇文融找上门时,崔隐甫知道自己报复的机会来了,两人又是一拍即合。开元十四年四月四日(瞧这倒霉日子),张说的苦日子来了。这一天,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中丞李林甫联合向李隆基奏报:张说结交巫师,占卜星座,包庇下属,生活奢华,还收受贿赂。不打则已,一击致命,宇文融裹挟着整个御史台出手,就是要将张说打落马下,永世不得翻身。接到奏报,李隆基下令成立专案组,成员有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和御史大夫崔隐甫,阵容极其豪华,其规格之高,史无前例。与此同时,李隆基又下令金吾卫士兵包围张说的宅第,在案件没有落实清楚之前,实行军事管制。到了这个地步,张说的宰相算是当到头了,能不能从这个案件中脱身,那就得看他的运气了。张说能逃出生天吗?很难。只需要看看专案组成员,就知道等待张说的是什么了:源乾曜因为泰山封禅,对张说抱有成见;崔隐甫因为人事任命,对张说怀恨在心;专案组的另外两个成员宇文融和李林甫就更不用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宇文融和源乾曜的关系还非同一般,当年一手提拔宇文融的京兆尹正是源乾曜。
现在源乾曜与张说有矛盾,而源乾曜的老下属宇文融也跟张说有矛盾,这两个人会对张说善罢甘休吗?形势对张说十分不利。这时,一个人出现在了朝堂之上,此人名叫张光,身份是太子左庶子。张光一手拿着刀,一手拽着自己的耳朵,手起刀落,将自己的耳朵割了下来,然后大声说道:“臣以自己的耳朵作证,张说冤枉!”李隆基被张光镇住了,他想不到这个人会用这种方式为张说作证,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到底是兄弟情深啊!”原来,张光另外一个身份是张说的亲哥哥。被张光感动的李隆基随后叫过高力士,让他去监狱看看张说。高力士奉命来到了监狱,看到了落难的张说——昨天还高高在上的宰相,今天就成了蓬头垢面的阶下囚。回到宫中,高力士对李隆基说:“张说蓬头垢面地坐在草席上,吃的是家人用瓦罐送的粗米和蔬菜,惶恐不已,等待惩罚。”李隆基一听,心顿时软了,他只是想给张说一个教训,没想到居然闹到了如此程度。看着李隆基的脸色,高力士试探着说道:“张说往日尽职尽责,对国家也有功劳。”皇帝就是这样,等着下边的人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他再装模作样地批准,以示恩宠。这一次同样如此,经高力士这么一说,李隆基便决定赦免张说。不过宰相已经做不成了,从此只能当一个位高权轻的闲人,跟他的前任姚崇、宋璟一样。回过头再来看,张说之所以这次被弹劾,其幕后的黑手,正是李隆基。自开元九年重新拜相以来,张说的权势有抬头的趋势。在一段时间内,李隆基还能容忍。而在泰山封禅之后,张说的权势达到了顶点,李隆基的容忍也到了极限。熟知历史的李隆基自然知道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也知道相权过大的危害,他更知道,祖母武则天就是被张柬之为首的宰相逼宫的,而当年姑姑太平公主也是拉拢窦怀贞、崔湜等宰相跟自己作对的。因此,李隆基就为宰相的权势设定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可以容忍;超出这个范围,他一定会干预。张说正是在崔隐甫的问题上突破李隆基的极限,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由此可见,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就是耍猴人和猴的关系,只要猴在圈内,耍猴人就可以给猴笑脸,一旦出圈,笑脸就变成鞭子。
张说余生
总体来说,开元年间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姚崇、宋璟、张说这些从高位跌落的宰相晚景都算不错,尽管权力没了,但皇帝的恩宠还在,国事顾问的待遇也非常不错。再看明清时期的落马宰相,很多人不仅晚景凄凉,而且连家族的性命都无法保全。这就涉及到一个皇帝的胸怀问题了:有胸怀的皇帝一般都会给落马的宰相留有余地,皇帝要结束的是宰相的政治生命,而不是自然生命,开元年间的李隆基便是如此;明朝的朱元璋等皇帝却完全相反,一旦自己与宰相斗争处于下风,就祭出最后的法宝——满门抄斩,这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流氓行径了。政治斗争就应限制在政治层面,而不能诉诸于暴力和武力。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张说的余生还是比较幸福的,而且还为唐朝的八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下面是两则唐朝的趣闻,就跟张说不遗余力有关。
趣闻一:长安有个富豪叫郭行先,郭行先有个女儿叫郭绍兰,郭绍兰嫁给了富商任宗。任宗外出到湘江一带经商,数年不归,音信全无。一天,郭绍兰看见堂前有两只燕子在梁上嬉戏,便对着燕子说:“我听说燕子是从海东面来的,来回时必然经过湘江一带。我的丈夫多年不归,音信全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多想把信绑在你们的腿上,去送给我的丈夫。”说完,郭绍兰泪如雨下,这时两只燕子上下翻飞,鸣叫不已,似乎答应了郭绍兰的请求。郭绍兰问:“如果你们答应,就往我的怀里飞吧。”燕子随即落到了她的膝盖上。郭绍兰遂赋诗一首: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随后,郭绍兰便用小字把诗写在小纸条上,系在了燕子的腿上。一切完备之后,燕子鸣叫着飞走了。任宗当时已经到了荆州,一天他突然看到一只燕子在头上飞鸣,正在他惊讶之际,燕子落到了他的肩上,这时他发现了燕子腿上绑着的小纸条。解开一看,正是妻子所寄的诗。任宗顿时哭了,在他哭泣之际,燕子鸣叫着飞走了。过了一年,任宗终于回到了长安,他向妻子展示了那封信。后来,这件事被张说知道了,并广为传播,有好事者便诉诸笔墨,千古流传。趣闻二:长安城中有个富豪叫杨崇义,祖上几代都是富豪,家里的华服器玩甚至超过了王公大臣。然而就是这么个大富豪,居然被戴了绿帽子:他的妻子刘氏颇有姿色,但不守妇道,与邻居男子李弇私通,感情迅速升温。为了把露水夫妻做成长久夫妻,他们决定向杨崇义下毒手。正巧有一天杨崇义喝醉了,倒在卧室里,刘氏便跟李弇一起将其杀死,然后把尸体扔进了枯井。他们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奴仆和小妾都没有察觉,见证这一切的只有堂前架子上的一只鹦鹉。为了掩人耳目,刘氏虚张声势地派仆人四处寻找杨崇义,而且还向官府报案:“丈夫彻夜不归,恐怕已经遭人毒手!”长安府官吏立刻行动了起来,前后排查了数百人都没有发现线索。后来县官又到杨崇义家寻找线索,这时只听一声:冤枉!县官抬头一看,说话的是鹦鹉。县官把鹦鹉取下放在自己的胳膊上问道:“有何冤情啊?”鹦鹉说:“杀家主者,刘氏、李弇也。”(鹦鹉还懂文言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县官立即命人将奸夫淫妇拿下,一番审问,鹦鹉所言不虚。长安府尹将这个案件奏报给李隆基,李隆基也惊叹不已。奸夫淫妇最终被正法,而鹦鹉则被封为“绿衣使者”,李隆基特别恩准,放在后宫喂养。从此“绿衣使者”就不是一般的鸟,而是国鸟了。张说知道了这件事,便用他的如椽大笔写了一篇《绿衣使者传》,好事者广为传阅。值得一提的是,绿衣使者从此成了固定成语,特指鹦鹉。直至近代才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特指邮递员。关于张说的八卦到此为止,该到跟张说说再见的时候了。开元十八年,张说病逝,享年六十三岁。在他身后,李隆基追赠他为太师。然而到了给张说定谥号的时候,朝中却发生了分歧:太常寺给张说定的谥号为“文贞”,很多官员表示反对,认为张说配不上这个谥号。关键时刻,还是李隆基一锤定音,亲自在张说的神道碑上落笔:文贞。从此,张说就与“文贞”为伍了。张说去世之后,李隆基对张说的三个儿子还是比较照顾的,张说次子张垍还娶了李隆基的女儿,成为当朝驸马,张说长子张均则做到了刑部尚书,哥俩一度很红。然而,就是这么两个根红苗正的“官二代”,到“安史之乱”时却投到了安禄山的怀抱。如此一来,结局就可以想象了,曾经很红的哥俩,最后都很惨:张均流放到合浦,一去不归;张垍死于安禄山的乱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