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7年二月，推翻卢世荣后，以安童为首的新中书省开始执政。但自从卢世荣失败之后，元廷再也没有敢于理财的人，导致国库年年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旋即，畏兀儿族桑哥靠迎合上意，自告奋勇说能为元廷筹集钱谷，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在感恩戴德之心驱使下，起初桑哥还是殚精竭虑地为元廷操劳。前述卢世荣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就是因为桑哥的力荐。随后，卢世荣被诛，而桑哥在元廷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桑哥成为历史上在中央朝廷中担任过丞相官职的唯一一位藏族人。

桑哥出身于畏兀儿族，长于吐蕃，少年时代，曾拜吐蕃国胆巴为师，识字读经，“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曾担任过八思巴的速古儿赤（即掌管衣物的薛怯执事）。在商旅往来频繁、商贸兴盛的西番长大的桑哥，耳濡目染，学会经商牟利，并深知商道的门径，并且时刻暴露出贪婪狡黠、好言时利的特征。1269年，八思巴偕同胆巴和十三名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桑哥大概也是此次随八思巴来京，由八思巴推荐而被忽必烈召用。桑哥由于“好言财利事”，深受忽必烈的喜爱。

桑哥发迹于佛教，因懂得吐蕃以及其他多种语言，被忽必烈从译史提升到总制院正院使，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兼治吐本政教。桑哥由此进入元廷政教中心，开始有更多接触忽必烈的机会。

1280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元廷的骚乱，帝师八思巴被谋害。忽必烈遣“大臣”桑哥率领十万大军赴吐蕃。次年，桑哥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西藏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西藏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个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顿当地驿站，维护了吐蕃地区的稳定，然后班师回朝。

1284年，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易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出非凡的理财天赋。一天，他在忽必烈面前论和雇和买事，忽必烈对桑哥理财的本领更是刮目相看，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与中枢政务的权力。

桑哥得宠以后，藏匿在骨子里贪婪的本性即刻暴露无遗。擅权朝廷的阿合马因侵盗财赋，最终受到没收财产、殃及子孙的严惩。此时，桑哥却幸灾乐祸，他早已对阿合马的一位美妾垂涎已久。阿合马倒台后，妻妾皆贬为平民，桑哥利用手中权力，将这位美妾据为己有。

1286年七月，桑哥居然在草拟的中书省官员候选名单奏上，桑哥虽然作为掌管佛教和吐善事务的总制院使，竟然受命拟定中书省官员的人选，此事颇不寻常。针对这份候选名单，忽必烈答复道：“右丞相安童、左丞相麦术丁，参知政事郭佑、杨居宽，并仍前职。以铁穆耳为左丞。其左丞相瓮吉剌带、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忽都鲁皆别议。”

1287年，在大都近郊打猎的忽必烈，召集麦术丁、铁穆耳、杨居宽与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撒里及南人官僚叶李、程钜夫、赵孟頫等，议论钞法。麦术丁将议论结果奏报忽必烈道：“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这就意味着麦术丁等中书省官员理财失败，被迫把财政大权交给桑哥为首的尚书院。

同年二月，忽必烈颁诏，在中书省之外，另设尚书省，两省各设官员六名。尚书省以桑哥及铁穆耳为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为右丞，叶李为左丞，马绍为参知政事。数日后，又诏告天下，以六部改属尚书省，称尚书六部，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

十月，桑哥进言：“北安王相府无印，而安西王相独有印，实非事例，乞收之。诸王胜纳合儿印文曰：‘皇仔贵宗之宝’，实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印’为宜。”后来，桑哥又奏：“先是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统河西、土蕃、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绾二金印。今嗣王安难答仍袭安西王印，弟按摊不花别用秦王印，其下复以王傅印行，一籓而二王，恐于制非宜。”以上都是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勇于提出，并被忽必烈采纳。

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元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主持财计大事，独揽了朝政大权。

桑哥掌权不久，即别出心裁，提出更换币钞，颁布新钞至元宝钞，原来的“中统旧钞”仍然通用。但是调整了钞值，相当于旧钞五贯。桑哥曾奉旨清查、检校中书省事务，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万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万锭。仅此一项，就在发行新钞的戏法中，将五分之四的亏欠数目转嫁给黎民百姓，致使社会“物价增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桑哥采取贬值旧钞的伎俩，使元朝官府获财甚多，从而也使忽必烈对其高度信任。三月，再改确定钞法，向全国发行至元宝钞，中统宝钞仍旧流通。

另外，桑哥实施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项举措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共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桑哥旨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平章麦术丁当即服罪，而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他的脸，斥责他用人不当。以此为把柄，进而诬陷杀害了郭佑和杨居宽。

参议伯降以下的官员，凡是检核有违反规定、损耗丢失等事，以及参议王巨济曾说新钞不便而违背圣旨，都各自服罪。

桑哥借钩考中书省亏欠，诬陷郭佑和杨居宽致死事件，引发一些汉族儒臣的愤懑情绪。御史台王良弼和前江宁县达鲁赤花吴德声称：“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讯，竟以“此曹诽谤，不诛无以惩后”为由，捕杀王良弼和吴德，籍没他们的家财。

桑哥掌控的尚书省经过几个月的风卷残云，中书省仅留下安童及麦术丁等两三名官员，元气大伤。在桑哥的淫威下，元廷官员敢怒而不敢言，随后桑哥奏准将设在大都凤池坊北的中书省迁至皇城大内前，把铨选天下官员的权力移交尚书省，桑哥更是在元廷呼风唤雨，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1289年十月，把中书省当作尚书省附庸的桑哥又技高一筹，奏请忽必烈设置征理司，专门负责追查财谷，派出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十二人，每省两人，钩考天下，特授印章，并配备使令和护卫，以增其声威。各仓库诸司，尤为清查的重点，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榨取百姓。

至于钩考的目的，桑哥在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桑哥通过遍及全国的钩考、逋欠和赃钱，“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确实给元廷国库暂时增添了一笔不菲的财富。

然而，钩考导致天下骚动，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初，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

某些良心未泯的官员，不愿意这样横征暴敛，被桑哥冠上各种罪名枭首。仅杭州一带的官员就杀掉数百人。

1288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为桑哥立“德政碑”，忽必烈闻奏，欣然吩咐道：“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诏准之，并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详列桑哥功德，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刊石勒碑成，矗立在尚书省衙前，碑高巍峨，“楼覆其上而丹雘之”。可见忽必烈对财富的追逐欲和对桑哥的宠幸程度达到极点，连阿合马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怕重蹈阿合马遇刺的覆辙，忽必烈命怯薛秃鲁花散班护卫及侍卫亲军一百人充当桑哥的贴身护卫，还允许他每天乘坐小舆视察内帑诸库。这是甚至连宗王都不能享受的待遇。忽必烈提供的宠幸待遇，更加助长了桑哥的嚣张气焰和跋扈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