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被诛杀后，忽必烈便委任和礼霍孙为中书省右丞相，主持朝政。不久，和礼霍孙又奏请忽必烈开科取士。但是，和礼霍孙雅重儒术而“讳言财利事”，元廷财政收入锐减，使忽必烈日感不悦。

卢世荣，名懋，大名（今河北大名）商人。阿合马掌管元朝财政大权时，卢世荣以贿赂进用，曾任江西榷茶运使，后因罪废黜。在阿合马死后的两年中，元廷朝臣讳言财利，无法应付大元帝国内外征伐的巨大财政开支。1284年，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向忽必烈推荐卢世荣，称此人“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能使天下赋入倍其旧十”。忽必烈闻言极为兴奋，他急需要把朝政拉回“理财”为中心轨道的治国奇才。

十一月，忽必烈召见了卢世荣，一席密谈，奏言之间，忽必烈甚为欣赏。十八日，忽必烈召集以和礼霍孙为首的中书省官员和卢世荣进行御前辩论，专门辩论大元帝国的理财和亟待解决的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卢世荣大有阿合马伶牙俐齿之风范，巧言能辩，又精熟蒙古语，在辩论中滔滔不绝，驳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人理屈词穷。忽必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即罢免了中书省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丁、参政张雄飞、温迪罕，随即重新组建中书省。被海都拘留八年刚刚放回元廷的原中书右丞相安童官复原职，另外擢升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议中书省事。由于忽必烈的过度信任，卢世荣掌握了中书省的大权，实为汉法义理派的失策。

卢世荣上任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忽必烈“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

走马上任伊始，卢世荣所采取的措施，非常有利于民，诸如重新规定金银和纸钞的比价，允许民间买卖金银，增加印钞发行量，给内外官吏适当加俸，官府收赎江淮贫民所鬻妻子为良民，免逃逸复业者差税等。针对钞法虚弊，又倡导汉唐两朝，括天下铜钱而铸造元铜钱，并在国内推行新的绫券，与纸钞同步使用。这些建议均被忽必烈一一采纳，主观愿望不错，并非如反对者所言“欲以释怨要誉而已”。看到卢世荣的改革初见成效，忽必烈给予他足够的权力，总是说：“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每逢安童请示问题，忽必烈总是问：“世荣的意见如何？以世荣言。”故意摆出一副天下唯卢世荣独能的姿态。

听忽必烈如此说，卢世荣先入为主说：“臣之行事，多为之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也，请先言之。”

忽必烈忙为他打气道：“汝无防朕，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汝之职分既定，其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随后，忽必烈命安童给卢世荣增派侍从，足见卢世荣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何其之重要，尽管如此，忽必烈也担心卢世荣成为第二个阿合马。

见忽必烈对自己倚眷到如此地步，卢世荣别出心裁，新的改革方案频频迭出：

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畜。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部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

卢世荣先后奏请忽必烈，设置诸多理财官署，如常平盐局、市舶都转运司、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司、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等。不久，当卢世荣奏立新机构规措所时，忽必烈不清楚新增的规措所有何用途，询问：“此官署职司如何？”卢世荣忙答道：“规划钱谷者。”忽必烈当即批准。

实际上以太子真金为首的汉法派也在行动。何况卢世荣又身为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一等，将其置于不利的地位。他上任不到十天，曾弹劾过阿合马的御史中丞崔彧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以忤旨罢职。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右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

为培植亲信和党羽，毫无人望的卢世荣重新纠集原来阿合马身边的一些理财官吏，又奏请忽必烈：“天下能规划运钱谷者，向日皆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忽必烈轻描淡写地答复道：“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

乘着忽必烈浩荡的皇恩，经卢世荣的提拔，昔日与阿合马共舞的一众党羽，又纷纷得到重新擢用。原河间路转运司张弘刚、撒都丁、孙桓等重新录用为河间、山东等路转运盐司。令人费解的是，卢世荣竟然蹬鼻子上脸，准备提拔阿合马党人宣德和王好礼为浙西道宣慰司。连忽必烈都觉得卢世荣做法有点过分，甚为不悦地说：“宣德，人多言其恶。”卢世荣强词夺理道：“彼人状中书，能岁办钞七十五万锭，是以令往。”没想到，忽必烈竟然批准了卢世荣的推荐。

倚势恃宠作祟，卢世荣擅权期间更加肆无忌惮，跋扈飞扬，甚至不把右丞相安童放在眼里。在事先不禀报安童的情况下，擅支中统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没有经过枢密院商议下，调动江南三行省兵一万二千人置济州，委任漕运司陈柔为万户管领。与左司郎中周戭建议稍微不合，竟罗织废格诏旨的罪名，上奏杖周戭一百，然后杀掉。

更有甚者，卢世荣处心积虑地削弱御史台势力，于1285年正月，以中书省的名义奏请，欲废江南行御史台，把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为左丞相，中书撒里蛮为御史大夫。对此，忽必烈十分慎重，答复道：“此事朕自处之。罢行御史台者，当如所奏。”

1285年二月，御史台两次奏请，以示抗议：“中书省请罢行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臣等窃惟：初置行台时，皇宫老臣集议，以为有益，今无所损，不可辄罢。且按察司兼转运，则纠弹之职废。请右丞相复与皇宫老臣集议。”又奏请：“前奉旨，令臣等议罢行台及兼转运事。世荣言按察司所任，皆长才举职之人，可兼钱谷。而廷臣皆以为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台不可罢者，众议皆然。”忽必烈则说：“世荣以为何如？”大臣奏曰：“欲罢之耳。”忽必烈裁定道：“其依世荣言。”

同月，忽必烈北赴上都，在大都城北大口，突然发问中书省官：“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趁势奏言：“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然与江浙行中书省并在杭州，地甚远僻，徙之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中为便。”忽必烈批准恢复江南行御史台，立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处宜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仍立条制。江南行御史台的恢复，是安童等中书省大臣与台察官联手打击卢世荣的措施。

四月初八，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弹劾卢世荣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章文曰：

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资，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已经追纳及未纲见追者，人所共知。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既怀无厌之心，广蓄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亦止可叙以它官；宰相之权，岂可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验贤愚，犹舍美锦以较量工拙，脱致隳坏，欲悔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夫财者，土地所出，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用之不乏。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己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仇，为国敛怨，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今取其所行与所言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日贱，物今愈贵；始言课增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已深，事至于此，救将何及！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止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章文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手中转奏忽必烈，忽必烈阅文后震动很大，引起对卢世荣的怀疑。即日派唆都八都儿、秃剌帖木儿等带诏令南还大都，命陈天祥与卢世荣同赴上都，御前对质。

抵达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主要罪状如下：第一，不经右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钞二十万锭；第二，擅升六部为二品；第三，未与枢密院商议，擅自征调行省一万二千人置济州；第四，擢用阿合马党人，害公扰民。

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由于得知真金太子对卢世荣的憎恶，连推荐卢世荣上台的桑哥也“钳口不敢言”，没有“挺身”而出以救卢世荣于水火之中。

延至年底，忽必烈见敛财无方，愈想愈气，就问另一位近侍忽剌出：“汝于卢世荣有何言？”忽剌出自然厌憎卢世荣，忙回禀说：“近汉人新居中书者，言世荣款伏，狱已竟矣，犹日豢之，徒费廪食。”

忽必烈闻听言之有理，遂降旨于闹市诛杀卢世荣，并“刲其肉以食鹰獭”。

卢世荣下场可谓悲惨，他是否真的害公扰民，罪有应得？卢世荣的理财措施和思想实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他被忽必烈始而信之，继而杀之，这是值得思索的原因所在，把他列入《奸臣传》，同大聚敛者阿合马、桑哥一起相提并论，实属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