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穷兵黩武，元朝耗费庞大的财政开支，加上忽必烈为了巩固皇位，争取蒙古贵族的支持而挥金如土地大肆赏赐功臣，致使元朝国库渐渐入不敷出。姚枢的权谋、许衡的儒学、阿术的武略，在元朝建立之初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在，忽必烈觉得像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为解决财政开支问题，忽必烈遂重用善于敛财的官员，即所谓“经世济用”，敲骨吸髓般搜刮民脂民膏，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灾难。

当时人分为四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蒙古人是天生的战士，豪迈而勇敢。色目人是天生的商人，缜密而灵活。牙剌瓦赤、奥都剌合蛮就是色目人杰出的代表。在前四汗时期，色目理财的臣僚一直深受器重，活跃于蒙古汗廷。

南人多指南宋南方的遗民旧臣，他们是刚刚被征服的，对忽必烈来说，缺乏最基础的信任度。汉人指北方的汉人，自从山东李璮及王文统勾结反叛被镇压后，大臣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因推荐过王文统，统统遭到忽必烈的猜忌，连率兵平乱、屡立大功的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自此，忽必烈对汉人幕府累年培养起来的感情和信任，都消耗殆尽。并且汉人中真正有本事的多为儒家，一贯主张“仁治”，对理财兴趣不大，甚至持反对心理。

元廷根据职业的性质，把帝国人民，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吏佐，不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技术人员）；八、娼（娼妓）；九、儒（儒家·道学家）；十、丐（乞丐）。

可以说，1262年是忽必烈对汉人幕府信任度滑坡的分水岭。是年三月，忽必烈下令：“禁民间私藏军器。”次年正月，又多次重申上述禁令。二月，又颁布诏书曰：“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1284年，又禁止汉人猎户执持弓箭，并禁止庙宇里供列真刀真枪。次年，忽必烈又下令征收江南汉地的弓箭及其他武器，并分为三等，下等的毁掉，中等的赐给近居的蒙古人，把上等的收缴起来留作日后军用。后来，连南人、汉人畜养鹰犬打猎也不允许。不难看出，杨果草、刘肃、史天泽、耶律铸等人拟了条格；史天泽上奏的《省规十条》；耶律铸“奏定法令三十七条”及门类繁多的民约，显然是针对北方汉人的。

在压制和牵制汉人策略的同时，一批以“功利成效自负”的色目人开始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长着络腮胡子，浓眉环眼的花剌子模人阿合马以此为契机，登上元廷政坛，并受宠擅权长达二十余年。

阿合马势力的崛起与骤衰，基本反映了忽必烈掌权时期1282年前的政局走向。二十年间以1271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阿合马悄然崛起，后期阿合马受宠擅权。

回纥人阿合马出生于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费纳喀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个胡商的家庭。蒙军西征时被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掳掠为属民或家奴。伶牙俐齿的阿合马在察必还是个姑娘时就深得她的欢心，所以察必在出嫁忽必烈时作为斡耳朵侍臣和陪嫁的媵人进入元廷。

也许因为察必的推荐，忽必烈把阿合马作为可倚重的近臣。忽必烈即位后不久，于1260年，阿合马担任上都留守同知兼太仓使，专以掌管宫廷仓廪钱谷，并形成了“一种对完全控制征服财政的冷酷的占有欲”。次年五月十日，忽必烈命令阿合马到燕京行省清点万亿库的货物，到达燕京后，建议设立和籴所，以增加粮食储备，崭露头角，其理财之能深得忽必烈的赏识。

1262年二月，擅长理财的中书平章王文统因受李璮之乱的影响被杀，忽必烈对汉人的戒心和不信任感滋生暗长。于是，一批色目人开始受到元廷重用，阿合马被提拔为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廷专门把国家的财赋职权委托于他管理。阿合马当权之后，为了迎合忽必烈迫切敛财的心理，久有存心，多处搜刮。先于1263年，垄断河南钧州、徐州等州的冶铁，请朝廷授予宣牌，铸造各种农器。尽管器具制作粗劣，但价格昂贵，也强行兜售给百姓，数量庞大的商品赚取的差价使元朝国库迅速充盈起来。

其次是增收盐税，于1264年正月，阿合马奏报忽必烈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销售不动，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这样元廷既省事又增加了收入，何乐而不为。”

“哦，这桩事，卿不妨试办一下，看看效果如何。”阿合马实施了一年，为朝廷增收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和银子。忽必烈认为阿合马生财有道，同年秋天，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归中书，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又吩咐他有什么好主意，尽管拿出来。

1266年，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的事务。上奏忽必烈道：“真定、顺天所冶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桓州峪所采银矿，已有十六万斤，百斤可以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要的费用，可由出卖锡来供给。”忽必烈很开心地批准上述计划。

1271年三月，尚书省再次把清查核实户口的事情上奏请求分条规划下诏通告全国。这一年，上奏请求增加太原的盐税，以纸币一千锭为经常的数额，仍然让本路兼管。

阿合马“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人咸称其能”，并非一般察言观色的佞臣。在朝廷上，阿合马常常施展非凡的辩论口才，将中书右丞相线真、史天泽驳得哑口无言。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并向忽必烈表示，“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择”，忽必烈允诺。这样，阿合马在元廷，宠眷日隆，独领风骚。

有忽必烈做靠山，阿合马更加肆无忌惮。“举贤不避亲”，转年，其子忽辛被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乃奏大都路总管以次多不称职，要求派人代替，其矛头指向忽辛。说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不久，枢密院秉承阿合马的旨意，奏请忽必烈以忽辛任“同佥枢密院事”。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使”，也是真金太子挂名。结果，忽必烈把任命予以驳回，讽刺道：“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

但是，两年后，忽辛还是升任中书右丞，又出任浙江省平章政事。阿合马的另一个儿子抹速忽出任杭州达鲁花赤。阿合马有子四十余人，多居要职，致使中书省形同虚设。

1275年，元军大将伯颜提兵伐宋，捷报频传。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人，商讨在江南推行盐法、钞法和药材贸易的事情。姚枢等人极力反对以元货币更换江南交会，认为这样做，“必致小民失所”且“失信于民”。忽必烈对汉臣幕府的建议，不予采纳，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忽必烈支持阿合马，力主更换江南交会。元灭宋后，统一货币是必要的，但阿合马滥发钞币，致使中统钞贬值五倍以上，造成“物重钱轻，公私俱弊”。实际上，以中统钞更换江南交会，是阿合马搜刮江南财富的一个重要举措。阿合马奏道：“北盐药材，枢与公履皆言可使百姓从便贩鬻。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忽必烈慷慨批准了他的建议。

同年，阿合马又奏：“比因军兴之后，减免编民征税，又罢转运司官，令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程，以致国用不足。臣以为莫若验户数多寡，远以就近，立都转运司，量增旧额，选廉干官分理其事。应公私铁鼓铸，官为局卖，仍禁诸人毋私造铜器。如此，则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矣。”乃奏立诸路转运司，并派遣亦必烈金、札马剌丁、张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剌沙等私党为使。忽必烈一一照准，说：“此财谷事，其与阿合马议之。”

1278年正月，忽必烈因西京发生饥荒，发放粮食一万石加以赈济，又告诉阿合马“宜广贮积，以备阙乏”。阿合马上奏说：“自今御史台非白省，毋擅召仓库吏，亦毋究索钱谷数。及集议中书不至者，罪之。”接着，他便阻挠压抑监察部门。四月，中书左丞相崔斌上奏说：“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又说：“阿合马先自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若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亏公道。”

忽必烈遂下旨全都加以罢免，但始终不把这归咎于阿合马的罪过。忽必烈曾对淮西节度使昂吉儿说：“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1281年，搜刮江南户口税。当时陕西等路岁课，一增再增，还填不满阿合马巨大的胃口，想进一步搜刮。户口税的增加，大大加重了民间的负担，造成人民极度贫困，也严重破坏了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