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蒙军攻伐四川的战事陷入僵局、蒙哥殚精竭虑之际，被褫夺兵权的忽必烈正以养病为名，在开平府内悠然度日。蒙哥的冷落和诸王的嫉妒，并没有把忽必烈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相反，使他的胸怀变得更加宽阔。

身边的康里人燕真及时提醒忽必烈，说：“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舆远涉危难之地，殿下以皇弟独处安全，可乎？”

一语惊醒梦中人，使沉浸在稍微失落中的忽必烈豁然大悟，对燕真这句审时度势的话非常赞赏，即刻派使者请求蒙哥允许他出征南宋。

蒙哥正在为塔察儿攻伐襄樊迟迟毫无进展而愁肠百结时，出于对东路军统帅缺乏合适人选和全局战略的考虑，不得不诏命重新起用忽必烈主持东路战事。

时序已进入天寒地冻的腊月，风雪正紧，本不宜南征，忽必烈还是遵照蒙哥的旨令，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开平誓师祭旗，随后挥师南下，张易被留下掌管王府事务。大部分藩邸谋士姚枢、刘秉忠、张文谦、郝经、赵璧、马亨等随行。

南下第一个屯驻地点，就是刘秉忠的老家邢州。忽必烈传令通知隶属东路军的宗王塔察儿和主要将领，于翌年二月，会集于邢州，接受兵权。

刘秉忠在邢州老家逗留期间，闭门谢客，除了应忽必烈之召定时议事外，便在家向新招的弟子传授易理学。

会见宗王塔察儿后，东路军继续向南开拔。随后，忽必烈将东路军驻扎在山东西半侧大军阀严忠济势力圈中央，在曹州和濮州（今河南濮阳东）之间，度过了1259年的夏季。得知当地不乏高儒谋士，忽必烈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召开了由东平名士宋子贞、李昶、杜英等汉人谋士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忽必烈首先向宋子贞请教方略，宋子贞直抒胸臆，说：“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

忽必烈闻言，觉得所言极是，表示愿意按其所言去做。

接着，忽必烈又向李昶咨询“治国用兵之要”，李昶谈道：“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以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

对李昶的建议，忽必烈欣然接受，倍加赞赏，还答复：“保为卿等守此言！”

当忽必烈向商挺征求伐宋方略时，商挺说：“蜀道险远，瘴疠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宜轻动。”

在小濮紧急会议上，发表南征方略的还有谋士郝经。郝经本是一介书生，并无实战经验，在汉军万户张柔长期耳濡目染下，他语惊四座，提出《东师议》，使忽必烈惊诧于他的军事才能和真知灼见。郝经认为此时伐宋，时机尚未成熟，建议“班师之议”，也就是撤军回朝。

对于郝经班师的建议，忽必烈虽未予以采纳，但能从容以待。听罢商挺的话，忽必烈沉思许久，竟赞许道：“卿言正契合我心。”

从安抚民心方面，隐士杜英重申劝谏蒙军改掉杀人如麻的陋习，以博取民心。此建议在多年前，忽必烈就听幕府谋士们屡次提及过。

尽管郝经理由充沛地提前宣布蒙哥此次御驾亲征必败的结局，但丝毫没有阻挡忽必烈率领东路军南征伐宋的步伐。已无力更改蒙哥执意南征的事实，忽必烈深感自己所率东路军责任重大，只能向鄂州稳步推进，以静观其变。

忽必烈南下的行军步伐并不急迫，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汝南（又作蔡州），七月十二日，与木华黎之孙霸突鲁等所率的军部会合，重新申明军令，一反以往蒙军肆意杀戮的恶习，“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对胆敢违反命令者，定严肃查处以儆效尤！

依郝经建言，忽必烈命霸突鲁等先行至汗水之畔，准备军粮。并命赵璧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令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他们具体负责约束蒙汉军诸将帅，宣布恩信，招纳降服，以安定民心，然后发展生产，绥靖地方。这样的做法，让忽必烈得一地即可安一地，巩固一地，这开了蒙古史上的先河。

于秋高气爽的八月，东路军行至淮河北岸，忽必烈突然接到密使从四川带来的噩耗：蒙哥在攻打钓鱼城时身负重伤，死于军中。

见蒙哥已殒命前线，军中有人建议忽必烈应立即班师回和林，欲夺取汗权。忽必烈对蒙哥离世的奏报将信将疑，没有立即班师，而是率军继续向南挺进。月末，攻克大胜关，直抵长江北岸。

九月，宗王末哥又从合州遣密使，向忽必烈送来蒙哥在钓鱼城下去世的正式讣告，并劝忽必烈撤军北上“以系天下之望”。因为末哥与忽必烈的关系，所以在信中建议忽必烈迅速撤军北上夺取汗权，以完成圣祖成吉思汗攻伐南宋的遗愿。一切的一切均被郝经不幸言中。

对蒙哥猝死的事实，忽必烈感到既惊愕又悲伤，想不到一座小小的钓鱼城竟暗藏乾坤。蒙古帝国的第四任大汗竟然死在战场上。忽必烈立即传令全军秘不发丧，召集幕僚们商议如何应对此事。

“大王，”郝经劝道，“蒙哥不幸驾鹤西去，造成群龙无首，军心浮动，还是应该马上班师北上为好。”

“我刚统率东路军，劳师动众，奉命南征，岂可无功遽返？”忽必烈不同意现在班师北还。

“大王，以往蒙古帝国适逢国丧，军队都暂停征伐。”廉希宪回忆说，“历来如此，算不上怯战。”

“与南宋不打一仗就仓促撤兵，岂不遭人耻笑。”忽必烈非常坚定地说，“我要攻下鄂州，以祭汗兄蒙哥的在天之灵。”

忽必烈此举，无疑是明智而富有远见的。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言，军事上辉煌的战绩，是登上空悬汗位的基石。忽必烈好不容易重掌军权，岂能像塔察儿那样劳师远征，无功而返？若真那样，势必在黄金家族中造成于己不利的负面影响。另外，兀良合台奉旨经南宋领地北上，东路军若不渡江接应，势必造成南路军全军饱受重创的危险。

中秋节这天，忽必烈率领东路军抢渡淮河，扼守淮河的宋军没想到蒙军会在节日里采取军事行动，被打得措手不及，淮河防线即刻崩溃。接着分兵而进，入大胜关，至黄陂，抵鄂州长江北岸。

忽必烈率军直插长江岸边，八月三十日，大军齐集江北，屯兵于武湖边上。

九月初，踌躇满志的忽必烈登上长江边的香炉山，江风浩荡，天色苍茫，俯瞰着浩渺东流的长江，一时建功立业的豪情在心胸间澎湃起伏。隔江布阵的南宋陈兵十万，战船数千，筑堡于岸，兼以大船扼住江面，确实水陆戒备森严，不可小觑。

东路军渡江的日子，定在十月风雨交加之日的黎明时分。天公似乎有意阻挠东路军的渡江行动，那日暴雨如注，江面上浊浪排空，泊在江边的船只如轻飘飘的树叶左右摇摆着。江面上斜雨如鞭，抽打着船篷，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忽必烈精神抖擞，一手紧握着悬在腰间的佩剑，一手搭凉棚眺望着细雨迷蒙的江面，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意。等蒙军上船后，大雨倾盆，江面上本来模糊的视野，又吝啬地收拢了几分。

众人都焦灼地盯着江面，面露难色，如此糟糕的天气，肯定择日渡江吧。这种疑虑都压在心底，没人敢提出异议。这时，身穿儒服、头戴唐巾的郝经上前一步，凑到忽必烈的耳畔，忐忑地问道：“王爷，雨势凶猛，是不是改日渡江？”

见郝经挑头说话，几位随从忽必烈的蒙古将领也附和说：“冒雨渡江实在危险，再说南伐也不差一两天。”

忽必烈收回远眺的目光，不经意地瞪了郝经一眼，责怪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军心，脸色一沉，说：“你们这些文人，行军打仗帮不上忙不说，还净拖后腿。这样的天气，不是老天在故意刁难我们，而是暗中相助。”

忽必烈明里是在训斥郝经，实际上也是有意说给蒙军将领们听的。见忽必烈执意渡江，大家都闭口禁言，唯有服从命令了。

在战争中，时间是取得胜利的法宝，忽必烈唰的一声抽出佩剑，剑锋直指长江对岸的浒黄州，高声喝令：“开船，渡江，行动迟缓者，定斩不饶。”

兵分三路，船首耸立着帅旗的帅船，率先解缆朝江心驶去，几百艘战船紧随其后，排着整齐的队列向江心开去。行驶到中流时，扼守长江的南宋守军发现疾驶过来的蒙军战船时，慌忙驱使几十艘战船前来迎战，但为时已晚。忽必烈命令部分载有水军的战船前去迎战，其余载着步兵和骑兵的战船直抵南岸。

忽必烈不愧用兵如神，驻守南岸的宋军确实没有料到蒙军会冒雨渡江，等蒙军的步兵和骑兵纷纷登岸后，才仓促纠集迎战，与蒙军一触即溃。蒙军很快占领了宋军设在浒黄州的几座营寨，夺取了百余艘战船。

等忽必烈率领东路军全部上了岸，暴雨骤停，从遥远的江面上跃出一轮灿灿的红日，鲜艳夺目，海空顿时洒满道道金光，海面由墨蓝变为湛蓝。

忽必烈率军包围了鄂州后，兀良合台率领南路军越过潭州（今湖南长沙），绕道北上，与忽必烈会合于鄂州城郊。继而形成“鄂州之役”，规模虽小，但意义甚大，那就是在此交战的忽必烈与贾似道这两位双方阵营的主将，经此一战，均升为蒙、宋两国的实际掌权者。

但入冬以来，蒙、宋战争的局势已直转急下，于蒙方尤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