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出生前后，西藏周围和西藏本身的政治时局发生急剧的变化。综合史书的记载，蒙古与西藏的关系最初建立过程大致如下：

1216年，萨迦派第三代师祖至尊扎巴坚赞去世时，西藏已通过在西夏活动的僧人知晓蒙古在北方崛起的讯息。

1218年，蒙军再次进攻西夏，西夏国王李遵顼逃至西凉府。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军两万余人追击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尽取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可能当时有一支蒙军从叶尔羌南下，收复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

1223年，成吉思汗曾上溯印度河，打算假道吐蕃地区返回蒙古帝国，因路途艰险而返回白沙瓦。

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再次攻伐西夏，于翌年挥师渡过黄河进攻积石、临洮、西宁等州，进入甘青藏族地区，是年夏天，西夏投降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逝世。

1235年，阔端进攻南宋的四川，开始招降四川的邻居吐蕃首领，并授官课税。

1239年，阔端遣大将道尔达出兵南进乌思藏，击败反抗各部，直抵尼婆罗边界地区，掌握吐蕃地区政治大势，为吐蕃地方归附蒙古奠定了基础。

1240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并设立了零星驿站，只有噶当派的少数寺院抵抗蒙军，立即惨遭失败，蒙军迅速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

1244年，道尔达以使者身份再次入藏，向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发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命其携侄来见。萨班念及乌思藏地区生灵及本教派利益，遂不顾年迈，携两个侄儿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上路迤逦北行。

1246年，刚从推举贵由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归来的阔端与萨班相见，达成吐蕃地方归附蒙古帝国的协议，大意是：蒙古任用萨迦人员为达鲁花赤（意为总辖官），赐予金符和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人必须听命萨迦的金符官，不得妄自行事；吐蕃各地缮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自行保存，两份呈交阔端和萨迦；蒙古将派官员到卫藏，会同萨迦人员议定税目等事宜。

阔端受命萨班作为宗教事务顾问留居凉州，并致书乌思藏地方各首领，劝其踊跃投诚。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杜齐也承认，“在阔端手里，蒙古第一次有实效地占有了西藏”。期间，按照阔端的安排，八思巴跟从萨迦班智达学习吐蕃教法（即西藏佛教），幼侄恰那多吉着蒙古服，学蒙古语。此间的阔端实际上是大蒙古国的吐蕃事务总管，全面负责经营事宜。故藏史有误认其为蒙古可汗者。

蒙哥登上汗位后，汗权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手中。蒙古汗廷这一权力转移，立即对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产生连锁性的影响。窝阔台子孙失烈门、脑忽等反对蒙哥的举动尚未造成大的事端便受到镇压，阔端虽然与蒙哥关系交好，未受牵连，但权力也被大大削弱，特别是蒙哥收回了阔端在吐蕃事务上的大权。《大司徒绛曲坚赞自述》中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记载：

多达那波前来西藏的时间，约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在位的时期，窝阔台和贵由归天之后，诸王兄弟集会，商议大汗的位子由谁来坐，一致同意由蒙哥任大汗。蒙哥汗虽然继承了大汗之位，当时吐蕃还由凉州王子阔端掌管着，于是从阔端阿哈那里取了上师，由蒙哥汗掌管止贡派，由薛禅汗掌管蔡巴派，由王子旭烈兀掌管帕竹派，由阿里不哥掌管达垅派。这样，四位王子分别掌管各个万户。

实际上，蒙哥接管西藏的过程比绛曲坚赞描述得要复杂一些。蒙哥即位后，为进一步扩大蒙古帝国的括户和投下分封制的范围。于1252年，蒙哥下令“籍汉地民户”，派月合乃等人“料民丁于中原”，翌年正月，又“遣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也就是说此次括户的范围延伸至蒙古统治下的斡罗斯。

对吐蕃的经营大权随着汗系的更替转归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的肩头。忽必烈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吐蕃地区的历史进程。

八思巴时年十九岁，是刚继位的萨迦班的新教主。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会见忽必烈。

蒙哥都王子和八思巴进入蒙军营帐后，忽必烈首先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命八思巴派人去藏族地区摊派兵差、征集军需物资、收取珍宝，为进军大理国做准备。

八思巴深知藏族地区人烟稀少，财力所限，于是当场拒绝忽必烈的要求：“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

忽必烈对八思巴再三陈请充耳不闻，让八思巴心中不悦，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

忽必烈说：“那么，可以前去。”

在忽必烈和八思巴各执己见，闹得不欢而散时，适逢忽必烈的妃子察必出来斡旋，对忽必烈说：“这样的僧人实为稀有，先前的蔡巴等老僧们不如此僧的知识功德数分之一，亦不如他善于讲论，请不要让这些僧人回吐蕃，还请你们施主与福田再行问法讲论。”

关于此后的谈话，《萨迦世系史》中有着详尽的记载：

施主于福田再次讲论，此时八思巴作倨傲之状，汗王说：“你为何如此倨傲，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对此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威势，但我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印度、门地、吐蕃的帝王供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汗王说：“吐蕃地方何时有王，何人尊奉拥戴？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八思巴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收服南赡部洲三分之二，此后汉地与吐蕃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并说：“此事实有，佛书虽不载，但有文书记载，请查阅即知。”翻阅汉地先前之史籍，见上面的记载正与八思巴所言相符，汗王心喜。此后，八思巴又说：“此外，早先四万年前，南赡部洲曾降七日血雨。”查看汉地史籍，也有记载，汗王更加生起敬信。八思巴又说：“我的祖父之时，西夏王曾献一可将公鹿从角尖整个罩住的锦缎伞盖。”汗王派人到萨迦去察看，回报真有此物，汗王父子俱生信仰。

八思巴凭借广博的学识和高明的见解，很快就令“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深深折服，乃至影响到妃子察必，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得到佛教的拥护，还需要仿照历史上崇佛的帝王先例，与八思巴建立另一层师徒关系。

先是王妃察必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时，将出嫁时父母陪送的耳环上一粒大珍珠献给了八思巴。事后，八思巴将这粒珍珠卖给一个蒙古人，换取黄金一大锭、白银四锭。后来八思巴返回乌思藏时，用这项金银做后藏曲弥大法会和兴建萨迦大金顶的资金。

但是，当忽必烈同样请求八思巴传授喜金刚灌顶时，却遇到了阻力。八思巴提出灌顶之后，忽必烈应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之礼来尊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这意味着佛教的教权会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使忽必烈感到颇感为难。这时，察必出来调解：“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在这一折中的建议下，八思巴于1253年，在忽必烈的军帐中，为他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在宗教意义上，八思巴成为三十八岁忽必烈的老师。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互慕，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都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