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幸运之神终于露出迷人的笑脸，1251年，由于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宪宗（蒙哥汗）尽属以漠南汗地军民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为南下伐宋做好准备，便以忽必烈藩王之尊，总领漠南军国重任，并允许在那里开府建衙。

蒙哥委任忽必烈总领漠南的原因，日本杉山正明曾分析道：“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是成吉思汗正后孛儿帖出身的弘吉剌驸马家的女儿。她的一位姐姐帖木仑是霸都鲁的夫人。并且，这样的连带关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位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察必与帖木仑的胞兄，弘吉剌驸马家的现任首领斡陈。也就是说，忽必烈拥有一位代表帝国最高姻亲集团族长，以及一位在帝国东方占首要位置的系谱集团的事实首领，两位实力雄厚的连襟，这是很大的优势。并且，搞不好这就是蒙哥将忽必烈委任于东方的最大理由。”

总领漠南期间，忽必烈驻帐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四郎古城）、抚州之间的金莲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尔和林的金莲川），早已“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史书上经常提及的“金莲川幕府”。从此金莲川注定成为世界的心脏。金莲川草原以忽必烈和元上都而成为世界心脏，跳动了99年。

金莲川原名叫“曷里浒东川”，金朝时，更名为金莲川。因为在汉语里，莲与连同音，金莲表示金枝玉叶相连之意。金莲川特指滦河源头到多伦段的地域，这里每年夏季的七月至八月，川中长满金莲花，其花午前为花蕾，午后为花瓣，花大色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

金莲川最早见于《地理志》：“桓州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 元代耶律铸在《龙和宫赋》注：“金莲川即山北避暑行宫，五月祭龙且避暑。”在《双溪醉隐集》诗注：“龙庭和林西之地也，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其中，东汇龙涡。”

相传早在1168年盛夏，金朝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在位于凉陉的“景明宫”避暑时，看到满山遍野金莲花怒放，世宗觉得，莲花有金枝玉叶相连的意境，遂更名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并沿用至今。

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由漠北南下攻金，“下金桓州，得其监马几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四年后率众在这片金莲花盛开的地方度夏。

蒙哥即位前，忽必烈便“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锐意仿效，有意识地招贤纳士，讲政论治。其中，刘秉忠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于金莲川设置幕府，并公开宣称为儒学学子做主。

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在汉人儒士中广为流传。儒士们形容是“天下望之，如旱望雨”。此后，他们交相荐引，潮水般涌入金莲川，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围，渐渐汇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这批藩邸谋臣侍从随而被称为“金莲川幕府”。

被招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可以考证的就有六十余名：刘秉忠、赵璧、王鄂、张文谦、郝经、姚枢、许衡、许国桢、廉希宪、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张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柄、张惠、李冶、杨奂等。

其中不乏满腹经纶、名满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驰骋疆场、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这里的金莲花灿烂娇媚，这里的人叱咤风云。实际上，金莲川幕府成为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讲习所，对他总领漠南，乃至以后大元帝国的陶铸，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终取代蒙古汗廷的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

可以说，金莲川幕府为忽必烈的平步青云安上了引擎。忽必烈正是在金莲川广揽人才，确立了安邦治国之策，开创了大元盛世的伟业。

在藩府谋臣中，比较系统地向忽必烈献上治国之道的，当数刘秉忠、赵璧、王鄂和张德辉四人。

1242年，素有“燕赵大禅师”封号的高僧海云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讲解佛法，路过云中，闻听南唐寺僧刘秉忠博学多才，声名在外，遂相邀刘秉忠同行去谒见忽必烈。这一偶然的巧合，竟然改变了他们两人，甚至是蒙古帝国的命运。

海云，俗姓宋，名印简，陕西岚谷宁远（今陕西五寨北）人，八岁出家，曾被金宣宗赐号通元光惠大师。1214年，在宁远蒙成吉思汗召见。1219年，木华黎攻陷岚谷宁远，他和师父被蒙军所执。成吉思汗闻讯后，特遣使对木华黎说：“你使人来说的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班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里行者。”后来海云接受了成吉思汗给他的“寂照英悟大师”的封号，归附。此后的蒙古统治者对他都十分敬重，窝阔台赐以“称心自在行”；贵由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佛祖历代通载》），此为蒙元帝国命僧官主持全国佛教事务之始；蒙哥即位后，1252年夏，被授以银章，领天下宗教事；另有同名诗作《海云》。

1244年，燕京大庆寿寺主持海云领来一位年轻的僧人进见忽必烈。这位僧人就是博学的僧人子聪。

忽必烈问海云：“佛法的最高精神是什么？”海云答道：“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忽必烈对此备感兴趣，马上追问：“如何能做到？”海云回答道：“你要求助于儒，敬请大王您光求天下大贤硕儒，去请教古今治乱兴亡之事，这不是老僧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海云南还，留下随行而来的刘秉忠，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显示出博学多能，深得这位蒙古藩王的赏识。

这位僧人法名叫子聪，原籍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俗名刘名侃，字仲晦，先人曾仕辽为官，是“累世衣冠之家”，子聪“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他曾经做过邢台节度使府的令使，后因世事变乱，不甚得志，隐居武安山中，继而出家为僧。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于是，有了子聪的法号，又自号为藏春散人。后又云游云中（今山西大同），留居南堂寺作为修禅之所。不过，这个动机不纯的沙弥，六根不净，为僧也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他精通经史，“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当忽必烈问以时事与治政之道，子聪对答如流。于是，忽必烈把子聪留在藩邸“屡承顾问”。子聪多次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并以推荐人才为己任。“燕闲顾问，辄推存人物可备器使者，凡所甄拔，后悉为名臣。”忽必烈争得汗位之后，赐子聪为“刘秉忠”，时人称为“聪书记”。

刘秉忠是一位很具特色的人物，在元初政坛，他对一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以《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被誉为“大元帝国的设计师”，甚至元朝的国号也出自刘秉忠的建议。据说，刘秉忠与忽必烈“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这种礼遇是其他藩府旧臣所无法比拟的。

刘秉忠曾给忽必烈上书数千言，就户口逃亡、官吏、课税、刑法、高利贷等问题提出建议。忽必烈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

同年，赵璧抵达和林的帐篷。其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又精通蒙古文，深受忽必烈的重用。忽必烈对赵璧的倚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甚至让妻子察必亲自为赵璧缝制衣物，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赵璧为秀才。赵璧不像一般秀才只擅长纸上谈兵，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

忽必烈不菲的付出，赵璧给予数倍的回报。赵璧常常用娴熟的蒙古文，在马背上为忽必烈讲解《大学衍义》。忽必烈还极富有远见地选择十名蒙古子弟，跟随赵璧研习《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积极地让儒学经典与蒙古文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1244年，在赵璧的积极推荐下，金朝甲申科状元王鄂走进忽必烈的视野。王鄂是曹州东明（今属山东）人，字百一，是金正大元年一甲头名进士，金哀宗曾欣赏其文采，“惜擢用之晚，起复，授尚书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元军进攻蔡州，金哀宗自缢身亡。王鄂被俘，将要被元兵处死时，元“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世祖在藩邸，访求隐逸之士，遗使聘鄂，及至，使者数辈迎劳”。

忽必烈遣使礼聘王鄂抵漠北藩邸，忽必烈对他格外优待，每次晋见，都赐予座椅，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恭敬地称他“状元”。王鄂为忽必烈讲解《孝经》《书》《易》，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常常讲到星坠曦露。忽必烈除命王鄂迁居大都，并赐给他一所宅基外，还命近侍阔阔、廉希宪、柴桢等五人拜王鄂为师，领会儒家的治平之道，并口吻复杂地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一年后，王鄂辞别归家。王鄂怀念金主金哀宗当年对他的信用，曾向忽必烈表示去汝水旁的金哀宗墓前吊唁。对于这种怀念旧朝故国的情绪，忽必烈非但没有怪罪，还“义而许之”，鼓励王鄂成行。

1247年，爱才如命的忽必烈又召见了冀宁交城人张德辉。经过汉族士大夫的耳濡目染，忽必烈对中华传统的孔孟儒术已略知一二，他问张德辉：“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

张德辉用禅机妙语回答：“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忽必烈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张德辉用孔圣人的口吻回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对张德辉的回答，忽必烈深表赞许。又问道：“祖宗法度俱在，而未尽设施者甚多，将如之何？”

张德辉指着桌案上的银盘比喻道：“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付后人，传之无穷。当求谨厚者司掌，乃永为宝用。否则不惟缺坏，亦恐有窃而去之者矣。”忽必烈沉思良久，才缓缓说道：“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对农耕文明的理解，忽必烈仅仅停留在粗浅的理性认识上，他接着问张德辉：“农家作劳，何衣食之不赡？”

想把农耕文明融入蒙古帝国的张德辉趁机说道：“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者也。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育。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

张德辉虽然能言善辩，深得忽必烈的喜欢，但他并没有在草原久留，数月后便返回中原。

在幕府谋士长期的熏染下，忽必烈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已经颇为了解，也充分认识到“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金莲川设置幕府之后，在刘秉忠等藩府旧臣的积极活动下，先后有一大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身边。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辅助，使得忽必烈治理邢州、河南、关中等汉地中取得成功，也为忽必烈以后迈向帝位、治国安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莲川幕府的建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忽必烈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寻找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的开端；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之间的联系；其三，兵锋由外指向内，对忽必烈治理汉地乃至统一中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四，广延四方之士，为大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及官员储备；其五，幕府把有关汉地统治方式形成一套治国理论，最终成为元代建国的各项制度。

用汉法治理中原，忽必烈首先整治的地方是邢州。1236年，窝阔台在中原括户口后，将邢州一万五千户分赐给功臣斡鲁纳氏的两个答剌罕，由他们自派达鲁花赤和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两个人上任当天，便诛杀二十八人。其中一名盗马贼，本已施杖刑而释放。恰巧有人献上环刀，不只儿下令追回已释放的盗马贼，亲执环刀而斩杀。

忽必烈获悉后，严厉斥责道：“凡死罪必详谳（详细审问）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

明知做错事的不只儿听完，惊愕得无言以对。

邢州州治所在地邢台，在中原诸城中，虽然不是大城，但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上，早就繁荣起来。在蒙军攻入中原以前，邢州拥有人口八万多户。蒙军占领中原后，邢州化为蒙古贵族答拉罕的封地，以后又几易地方官，达鲁花赤和不只儿执政期间，只知横征暴敛，肆意勒索无度，不会治理，致使百姓四处逃亡。很快由原来的八万多户减少到一二千户。而现在的邢州城里，几乎难觅人影。

一日，王府侍臣赵璧竟然胆敢在蒙哥驾前申斥断事官达鲁花赤以旧印妄请复用，还建议道：“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

闻听此言，蒙哥的脸色骤变，随行的阿里不哥气得手握剑柄。碍于忽必烈的面子，他们不便发作。

事后，连忽必烈都为其捏了一把汗，对赵璧说：“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

两答剌罕于是向忽必烈请求良吏代为治理。子聪、张文谦推荐真定儒者张耕、东平严实幕僚刘肃等安抚邢州。

张耕、刘肃到达邢州后，“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据说不到几个月，邢州大治，户口增加几十倍。忽必烈由此更加笃信儒吏。

蒙哥初登汗位时，忽必烈便以皇弟的身份日侍圣驾，开始进入宫廷，论奏时务之际，替汗兄出谋划策。对忽必烈的建议，蒙哥大多言听计行，斟酌而行。忽必烈的建议，其实多数是藩邸谋臣谋划和草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