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战后，袁崇焕、祖大寿等关宁军将领立功受赏，可谓皆大欢喜。庆功宴也开过了，热闹过去了，袁崇焕终于有时间去仔细琢磨这场战役的前后经过，这么一琢磨，就琢磨出味了。那个一直很活跃的毛文龙怎么没有动静？我们在苦战，你们在隔岸观火！其实，东江军在努尔哈赤从沈阳出发的同一天就行动了，只是袁崇焕不知道。东江军行动非常快，也尽到了牵制的职责。但当时从皮岛到北京最快也要1个多月，信息传递很慢。

天启六年（1626）五月十九日，总兵毛文龙收到一封天启皇帝的圣旨，打开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

“奴犯宁远已经三月，毛文龙竟不知觉！何云牵制？其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远不相及！毛文龙当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

显然，这是有人在皇帝面前说毛文龙坏话了。

其实宁远之战毛文龙早就出兵牵制了。努尔哈赤刚从沈阳出兵，他就发兵去攻海州和沈阳。毛文龙在正月二十日的报告中说：“探得奴酋于沈阳正月十四日出兵。”对照《清太祖实录》，里面记录的是：“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毛文龙的情报非常准确，一天都不差，怎么能说“不知觉”呢？努尔哈赤之所以围攻宁远只围了两天就撤退，就是因为毛文龙的牵制。

4个月之前，正月二十日，毛文龙就已经写好奏章向皇帝报告这次出兵牵制的行动了。从皮岛到北京，奏章走1个多月就能到。而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严重的耽误，过了3个月还没有到。朝廷上文官们就以此为理由大力攻击毛文龙，说过去几年你毛文龙啥事也没有干就算了，努尔哈赤都打到宁远了，你还不出兵牵制，设这个东江镇干什么？

袁崇焕是这一轮攻击毛文龙的急先锋。宁远之战结束后不到1个月，他就上疏抱怨毛文龙没有给予宁远足够的支持，说毛文龙离朝鲜近，离后金远，所谓支持牵制都是虚的。

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甚至上疏说，毛文龙现在都不在皮岛了，跑到距离后金营寨有2000多里远的须弥岛去了，根本不可能牵制后金。这个言论相当奇葩，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南北距离还不到2000里。说毛文龙跑到距离后金2000多里的岛上去，难道是说他到日本投靠倭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袁崇焕因为宁远保卫战的功劳被提拔为辽东巡抚。他上疏要求东江移镇。也就是把毛文龙的驻地从皮岛移到更靠近宁远的地方。皮岛在朝鲜，跟宁远隔了一个辽东半岛。袁崇焕认为最好把东江镇搬到辽东半岛的西侧（也就是渤海湾内侧），跟宁远隔海相望，而且靠近三岔河，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为宁远、锦州提供支持。

兵部研究的结果：赞成袁崇焕的意见，东江对正面战场牵制不足，建议移镇。

天启皇帝见努尔哈赤都退兵3个月了，还没有见到毛文龙的报告，也相信了文官们的攻击之词，非常生气，就下了这么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但天启皇帝还是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尽管几乎所有的文官都这么说，报告也确实3个月没到，他也没有立即处罚毛文龙，还是先要听毛文龙解释，要他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

圣旨刚送出去3天，毛文龙正月二十日的报告就到了。

既然毛文龙的报告到了，那么对毛文龙宁远之战中没有牵制的攻击是否可以结束啦？移镇事件是否可以告一段落啦？放心，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并没那么简单。

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说：根据我的仔细研读，发现毛文龙的报告有可疑之处。报告里面说东江兵二十二日围攻海州，但二十二日努尔哈赤正在围攻宁远。海州距离三岔河只有60里。既然隔得那么近，毛文龙又说打海州打得炮火连天，努尔哈赤撤兵的时候为什么不慌不忙，看起来不像害怕被毛文龙切断退路的样子。

这个阎鸣泰，就是萨尔浒之战后被熊廷弼派去沈阳，结果走到一半就吓得哭着跑回来的那个家伙。几年下来，因为辽东将领不断战死、被撤、被杀，他竟然靠熬资格混到了总督的位置。根据他的观察，袁应泰、王化贞、孙承宗带出来的军队在遇到危险紧急撤退的时候，都是像山崩一样逃跑。阎鸣泰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军队打仗都是这样，努尔哈赤的军队遇到类似情况也应该这样。而他们在撤退的时候竟然井然有序，显然毛文龙在谎报军功。

根据这个逻辑，阎鸣泰认为毛文龙在皮岛对后金最多不过是“虚挠背后”，牵制作用不明显，还是应该移镇。移到哪里呢？根据袁崇焕提出的原则，要靠近宁远、靠近三岔河。阎鸣泰说，盖州这个地方最好，不仅离宁远近，方便照应，而且攻打后金也便利，可以直刺后金的肋窝。

只需看一下地图，就知道阎鸣泰在军事上有多么白痴。盖州距离三岔河只有100里，辽阳、鞍山、海州、耀州、盖州基本上沿着三岔河的方向从北到南一字排开，每城相隔50里。这地方确实离后金近，攻击后金很方便。但问题是：后金攻击盖州也很方便。从海州打过来只有100里地，后金主力部队早上出发，晚上就能打到盖州。让毛文龙移镇盖州，简直就是把东江兵送到后金军家门口去。

阎鸣泰还进一步分析说，盖州还有一点好，附近有个连云岛，可以提供支持。这个分析令人瞠目结舌，因为连云岛跟盖州的位置关系，与觉华岛和宁远的关系几乎一模一样，连云岛还要更靠北，冬天大海结冰冻得更结实。当初把水师放到觉华岛的提议就是阎鸣泰向孙承宗进言的，也分析得头头是道，把孙承宗说服了。

4个月前才发生了觉华岛大屠杀，阎鸣泰竟然再次抛出他的小岛和陆地互相支持的理论，失败一次还不够！这么一个糊涂的家伙居然能混到总督。

阎鸣泰还打了一个比方：从辽东战争的大局来看，毛文龙居住在皮岛，离主战场太远，就好像住在乡下；到了盖州，就好像进城了。这可真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

阎鸣泰和袁崇焕关系很好，彼此惺惺相惜。袁崇焕率先发动东江移镇的提议，阎鸣泰再跟进长篇大论提出这一番看法，应该跟袁崇焕交换过意见的。结合袁崇焕和阎鸣泰的奏章，可以大概分析一下正面战场的文官统帅们希望如何处置毛文龙。

缺乏战争经验的文官，不理解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和意义。这种意见分歧，跟后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理论与苏联的“攻打大城市”的冲突有类似的地方。毛泽东认为不应该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把敌人消灭了，城池失掉一些也早晚能收回来；而苏联专家则认为应该“拒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敌人迈进根据地一步，同时要尽可能地去攻打敌人占据的大城市。

兵部给事中薛国观的奏章里面就说：“毛文龙的职责是牵制后金不要来攻打宁远，而不是杀多少后金兵。只要你能牵制好金兵，自然就是你的大功。如果金兵总是来犯宁远、山海关，你毛文龙老是没事运一些敌人的首级、俘虏过来报功，有什么意义？”

这种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后金人很少，人口也就几十万，大规模地杀伤其有生力量是最终击败他们、恢复辽东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招。

薛国观、袁崇焕等人认为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守卫宁远、锦州等城市，消极防御。只要后金来攻打宁远，就是毛文龙没有牵制好。

实际上，最佳的战略并不是不让后金来打宁远，而是应该让他不停地出兵。打宁远的时候，毛文龙从后方袭击，迫使后金退兵，宁远方面再出城追击；打毛文龙的时候，宁远方面从后方袭击，迫使后金退兵，毛文龙再趁机反击。这样反复调动后金的军队，让他们疲惫不堪，在运动战中消耗它的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明朝的人口、战争资源是后金的百倍，跟后金只要拼消耗就赢了。

毛文龙是行伍出身的武将，竟然手持尚方宝剑节制一方，直接向皇帝汇报军情，接受皇帝的直接指示。这跟文官集团的利益严重冲突，完全不可接受。皮岛太远了，文官巡抚无法节制，如果把东江镇移到靠近辽西走廊的位置，那么就容易按照“以文制武”的老规矩，让东江镇归辽东巡抚或者经略节制了。在这个问题上，东林党和非东林党文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早在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东林党人、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就最先上奏要求东江移镇。没过多久，另一个东林党、南京陕西道御史刘之凤也上疏附和。这个时候天启皇帝正在生东林党的气，这两人的提议都被天启给臭骂一顿驳了回去。而且夏之令的奏章里面似乎还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内容，天启皇帝以“泄事辱国”之罪将其革职为民，并且禁止把他的奏章抄到邸报上。

东林党失势以后，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非东林文官们，仍然继续想办法收拾毛文龙。夏之令和刘之凤都是言官，而这一次提议的袁崇焕和阎鸣泰则是辽东前线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分量要重得多。天启皇帝不得不慎重考虑他们的意见。

但终于有人出来反对移镇。不过不是文官，而是勋贵——丰城侯李承祚。李承祚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第一条是如果移镇，朝鲜失去支持，很有可能投降后金。虽然朝鲜军队战斗力太差指望不上，但为毛文龙提供了屯田的土地，每年还提供给东江大概10万石的粮食，这也是很大的支持。第二条是东江根据地现在不仅有几万士兵，还有六七十万难民屯田耕种，移动起来困难很大。盖州有地方给士兵住，但是没地方屯田，把这些难民丢在朝鲜或者移到盖州都是不现实的，万一移镇过程中引发动乱就更遭了。

八月二十五日，毛文龙针对移镇的奏疏也到了。他提出两点不能移镇的理由：

第一点是人心。皮岛地处敌人后方，有大量辽民无法从广宁方向逃走的，只能朝皮岛这边跑。这些人都是在后金统治下活不下去的，许多家人被后金杀害，跟后金有深仇大恨，人心可用，不能放弃。

第二点是地势。这个地方确实离沈阳、辽阳比较远，但是这是优势。跟后金的大本营隔着很多山，后金要进攻很费事。而我们奇兵偷袭比较容易。

然后，毛文龙还用人心和地势跟宁远做对比：宁远的士兵多是辽西兵，而不是辽东兵。辽西百姓多数没有在后金统治下生活过，恢复失地的愿望远没有辽东人强烈，最多不过收复广宁就满意了。宁远到辽阳、沈阳都是平坦的大路，难以出奇制胜。所以宁远方面可以做好防守，也可以收复广宁，但是若要收复三岔河以东的辽东，从皮岛方向出征更合适。目前皮岛难民众多，只是缺乏粮饷和武器装备。只要朝廷给我10万人的粮饷物资，收复辽东指日可待。

天启皇帝看到毛文龙的奏疏之后，很快做出决定，下旨：“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移镇的争论就此终结。

袁崇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东江镇，干了一件不是很厚道的事。

八月前后，袁崇焕派他的亲信徐敷奏，带着50多条船，开往东江镇管辖的旅顺、金州等地，以及辽南沿海东江明军驻守的岛屿，造谣说奉旨前来接大家移镇，只要跟着上船去宁远，就可以享受“大粮大饷”，军官去了升一级，士兵去了有重赏。东江镇长期缺粮缺饷，士兵生活艰苦，经过徐敷奏这么一煽动，很多人就跟着上船走了。更为严重的是，徐敷奏还联络旅顺、镇江等地的将领，烧毁或者带着军粮出逃，跟着他去宁远、山海关。这给东江镇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种做法已经不是简单的挖墙脚拆台，而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毛文龙紧急向皇帝禀告，但是他给了袁崇焕一点面子，说袁崇焕派徐敷奏过来本来是对接军事行动的，是徐敷奏违反袁崇焕的命令擅自行动。其实这种大事，没有袁崇焕授意，徐敷奏怎么敢擅自做主！

天启皇帝接到奏报，立即下令把徐敷奏抓来审问。经审查罪行属实，徐敷奏被判处死刑。但是袁崇焕出面保了徐敷奏，死刑一直没有执行。

正面战场的文官将领与东江镇的关系算是彻底闹掰了，这才有了后来袁崇焕上岛杀人事件。

曾经有一种说法，努尔哈赤是被宁远城头的大炮打伤，回去后不久就伤重而亡了。这种说法显然不靠谱。因为宁远之战发生在正月，而努尔哈赤的死是在7个多月后的八月，相差这么久说是伤重而亡说不过去，因为重伤挺不了那么久。即使受伤，估计也是皮外伤。因为宁远战后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在家卧床养病，而是依旧四处征战，活蹦乱跳，一点重伤的迹象也没有。

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宁远战后，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练兵准备再次南下进攻明朝。

也有人说努尔哈赤后来是被憋屈死的，因为努尔哈赤总打胜仗，已经形成了习惯。而在60多岁的时候居然在宁远败给一个无名小卒袁崇焕，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所以想不通，越想越憋屈，最后就憋屈死了。这种说法也不靠谱。

努尔哈赤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代枭雄，一生大风大浪闯过无数，怎么会为一次战败就憋屈死呢！憋屈是有的，但不会死人。如果努尔哈赤这么容易憋屈死，那他也不会闹得这么大。

事实上，在宁远碰壁后，努尔哈赤既没有受重伤，也没有在家运气憋屈，他在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绕道攻关。

宁远之战后一个半月，二月初六，皮岛总兵毛文龙从朝鲜发来情报：“闻奴酋（努尔哈赤）西边（宁远）回来，吩咐各王子，河西荒草尽烧了，待新草长起，正好统兵率马攻城。”

三月二十四日，毛文龙又报告称：“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

四月二十日，蓟辽总督阎鸣泰也报告说：连日来屡屡接到来自辽东的情报，有的说努尔哈赤四月初七八带兵渡河，准备再来劫掠；也有的说蒙古部落在带兵配合。这些情报有的来自我们的侦探，有的来自逃亡的辽人。还有蒙古内部的一个喇嘛给我发来信息，说努尔哈赤这次准备干一场大的，而且很有可能会佯攻宁远，其实从北面的蓟镇进攻。这招非常凶险。

四月二十七日，袁崇焕也向朝廷报告：最近后金有再次大规模进攻的迹象。我们的哨兵在前线观察，三岔河对岸到处都有烟雾，而且听说女人们都在打磨箭头和盔甲，连房子都拆了来制造船只。

毛文龙和阎鸣泰的情报都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努尔哈赤打算从北边绕过辽西走廊，而利用蒙古部落的地盘，从山海关西边的蓟州镇防区进攻明朝。而袁崇焕虽然认为敌人有大举进攻的迹象，但仍然认为他们会进攻锦州和宁远。

综合比较三方面的情报，努尔哈赤应该是想趁明朝把重兵都集结到宁远—锦州一带的时机，绕过关宁防线，出奇兵从蓟门镇入塞到华北地区烧杀抢掠一番。为防止主力南下后，毛文龙从皮岛朝鲜方向骚扰其后方，他决心坚壁清野，提前把人口和兵力集中到海州、辽阳、沈阳几个大城市。

实际上，努尔哈赤四月初就已经基本准备完成，亲自带兵出发了。为了扫清沿途障碍，他首先攻击蒙古喀尔喀部，杀其贝勒囊奴克，抢了不少牲畜。大军到达今天内蒙古赤峰附近。从这里南下，经过承德一带，就可以进攻喜峰口等蓟门镇负责的长城关口了。

奏章从皮岛到北京来回至少要3个月。毛文龙得到的情报是努尔哈赤正在等待蓟门方面的消息，随时可能南下。他来不及向朝廷汇报请示，立即发兵。

此次出兵，毛文龙以少击众、以弱打强，许多地方都是硬拼的，而且是出动东江精锐，不完全是类似以前的游击战术。因为努尔哈赤明显看出来毛文龙的游击队不擅长攻城，所以才寄希望于龟缩防守，然后大兵南下。毛文龙就是要让努尔哈赤知道此路不通，才能阻止后金军，那么就必须攻下一个大城。

这次东江军的主攻方向是鞍山。鞍山城墙总长1200米，高10米，厚7米，外面用石砖垒成，内部夯土。它比沈阳、辽阳这种巨城要容易打，但又比普通的堡垒、山寨坚固得多，打鞍山能体现东江军的攻坚能力。而且鞍山城位于辽阳和海州之间，是后金攻击锦州、宁远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重大。如果能把鞍山拿下来，就可以向努尔哈赤传递一个信号：你想主力南下，老弱守城，想得美，东江军在，你就别想了。

毛文龙派参将王辅等领6000多人，带着大炮强攻鞍山城，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最终攻破城门，收复鞍山。这是辽东沦陷后，明军收复的第一座大城。

但是，后金援军很快赶来，包围鞍山。鞍山的东江军只有6000人，火药数量也不多，只能被迫突围，经过一场血战，明军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但也付出了阵亡2400余人的代价，剩下3000多人撤退至大本营。如此血战，就是实现毛文龙事先说的“务在用命勤王，扑剿狂逞，不敢西寇”。

而其他各路，由于战术灵活，损失较小。东江军烧毁了后金数十艘战船。另一支6000余人的东江军直接进攻辽东重镇辽阳。这支部队于四月二十二日晚进至甜水站，收到情报说有东江密探被捕，供出了明军的作战部署，后金兵已经在前面设下埋伏，专等明军。东江军随机应变，从伏兵的背后进行反包围，从敌人背后发起突然进攻，将后金军的伏兵一举击溃，大获全胜。

努尔哈赤得知明军收复鞍山，东江明军逼近辽阳。眼看大本营危急，努尔哈赤被迫带兵返回。东江明军成功地将后金军从前线逼回来，化解了一场危机，谁还能说东江军作战不积极呢？谁还敢说敌后战场不重要呢？事实上，自萨尔浒之后，东江明军在很长时间里是唯一一支敢于向后金军主动发动进攻的明军。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一度攻下了鞍山城，震动辽东。宁远城里的袁崇焕也知道了，上疏说：“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这也是袁崇焕唯一一次公开承认毛文龙的战功。

毛文龙这次放弃游击战术，精锐尽出与后金硬碰硬，除了向努尔哈赤显示攻城能力以外，也是在朝中文官压力下的无奈。不少人说他数年牵制无功。而朝廷的钱粮总是不能按时按量运到，东江军处境艰难。朝中无人难做官，毛文龙是深有体会的，他在朝廷里没有后台，肯为他说话的人少之又少，即使有几个出于道义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也是芝麻小官，说跟没说也差不多，毛文龙只有用战场上的战绩来证明东江军存在的价值。他必须打一场硬仗才能为自己正名，为东江军争取应得的粮饷。

东江明军向来是避实击虚、敌进我退、敌疲我打，这次攻鞍山一反常态，只是在朝廷舆论压力下的被迫选择，正面战场的关宁军只要守住防线就可以了。而敌后战场的东江军，不仅要在敌后艰苦的环境里生存下去，还要主动进攻有战绩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这就是双重标准。

两军的军饷待遇、武器装备相差悬殊，要求却正好相反。东江明军从创建到结束都饱受非议，一面要与后金战斗，一面又要应对来自朝廷的种种攻讦，直到东江彻底沦入敌手，朝廷里那些喝茶水说怪话的人才明白自己有多愚蠢。

因为东江军的存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其实处境相当困难，甚至可以用危机四伏、腹背受敌来形容。辽南已经成为毛文龙东江明军的游击区；辽西与后金敌对的蒙古部落也时常与之发生小规模战斗；朝鲜军虽然战斗力差，但也心向明朝——明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关宁防线已经构筑起来，挡住了努尔哈赤进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