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军的许多将士都是从敌占区逃过来的，这里面就有之前提到的耿仲明、孔友德。刘兴祚则是从后金逃出来的反正汉官。这些年，毛文龙的东江镇接纳的辽民有数十万。随着上岛人数的日益增多，朝廷发的那点可怜的粮饷就越发不够用了。

毛文龙多次向朝廷催要，朝廷众多官员很讨厌这个张嘴闭嘴就是要钱的家伙打扰了他们喝酒听戏的兴致。毛文龙就更是郁闷，原来好不容易争取到的100万两饷银也因为天启皇帝的驾崩没了下文。好在新皇帝崇祯也是个一心干事业的人，上台以后就多方筹措军饷，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收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收税，收商人的税，因为商人有钱。

不论是关宁军还是东江军，手头紧的时候都去找商人们借钱发军饷，但崇祯想收税，朝廷官员却拼命阻止，即使已经明文规定，交代下去，地方官员也不认真收，官员甚至允许商人自己定税额，愿意交多少就写多少。商人重利，能收上来多少税不用想也知道。就这样，很多大明官员都不收，甚至有的人胆敢自作主张，一年只收3个月的税，其余9个月对商人自由放行，上下齐心坑国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从朝廷有限的收入里中饱私囊，不认真收钱，却努力贪钱。明代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商致富的商人富可敌国却负担太轻，贫穷辛劳的农民饥寒交迫却负担过重，这种不合理的负担也是导致明代社会最后崩溃的主因之一。后来崇祯说文官人人可杀，虽是激愤之语，但细细品味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特别是崇祯一朝的文官，好人真的不多。

皮岛总兵毛文龙眼看着等朝廷的饷银，手下这些人就都得饿死，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毛文龙开始在皮岛经商，以他特有的精明，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客户有来自中原的客商，也有朝鲜、日本的商人。有人说毛文龙有了钱后就开始奢侈享受，平心而论，毛文龙经商所得的收入，很多都贴补进了军饷。

东江条件艰苦，军饷又比关宁低，又时常需要深入敌后作战，十分危险，待遇不给高一些也说不过去。东江军的要求其实不高，吃饱穿暖有可使的兵器就行，可这也常常做不到，饥寒交迫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

东江明军的吃苦耐劳是明军中有名的，陆云龙在《辽海丹忠录》里也很感慨地说：“东江辽兵最耐苦，一升炒米就能支持十多天。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一口炒面一口雪是他们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东江军的战斗力不是来自他们所能领到的微薄的饷银，他们顽强的斗志来自对后金刻骨的仇恨。与关宁军中来自辽西本地和蒙古的士兵不同，东江明军多是从敌占区逃过来的，很多人都有亲人死在后金手里，国恨家仇才是他们爬冰卧雪奋勇杀敌的不竭动力。毛文龙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才打出敌后战场的大好形势，迫使后金军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不敢轻易入关南下，即使南下也不敢久留，因为他们知道毛文龙的东江军在惦记着他们。

但袁崇焕对东江军存有一定的偏见，虽然他也承认毛文龙在宁远大战时确有牵制之功，但认为多数时候毛总兵打仗并不积极，做生意的兴趣却蛮大。崇祯皇帝已经将关宁、天津、登州、莱州的指挥权都交给袁崇焕了，但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关宁军，还有东江军。袁崇焕希望正面关宁军、敌后东江军统一在他的指挥下，才能做到令行禁止、进退自如，才能协调两个战场步调一致，收到东西夹击之效。

对于不是很服管的毛总兵，袁崇焕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他也知道毛总兵在岛上经营多年，东江明军多是毛文龙的心腹，想动毛岛主并不容易。

袁崇焕的办法是从粮饷上着手，切断东江的经济来源。袁崇焕先是严禁商船前往东江各岛做生意，然后又下令凡是从登莱运往东江的粮饷，改为运往觉华岛，登记后再运往东江，控制了东江的补给也就控制了东江。

东江军民在岛上过得本来就很苦，平时青黄不接，就靠从商人那里赊贷度日，袁崇焕下令后，商人不来了，各岛军民闻之大哭，纷纷说这等于给他们拦喉一刀，跟直接杀死他们又有何分别！因为粮食难以及时运来，商人又不准上岛，岛上军民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度日，后来，野菜树皮吃光了，开始有人饿死，军心民心大变，一些人群情激奋，甚至有的人在海边抢船要投降后金，毛文龙费尽口舌才劝住众人，总算将激动的军民平息下去。

毛文龙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说，与其让朝中官员痛恨，连累东江军民，不如将他逮捕进京听候处置。

崇祯二年（1629）四月十日，毛文龙渡海来到登莱附近的皇城岛。十一日，毛文龙到庙岛与登莱道副使王廷试见面。王廷试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皮岛出差，跟毛文龙很熟。毛文龙见了王廷试，请王廷试将过去所欠的东江粮饷补发一些救急，然后又表示，希望可以进京面圣，直接向崇祯皇帝汇报东江军民的苦楚。

王廷试说登莱也缺饷，实在是没钱，并不是有钱不给，至于毛文龙提出的进京面圣，王廷试劝毛文龙以大局为重，万一他走了，后金来攻怎么办？王廷试还对毛文龙说，袁崇焕已经向皇帝上疏，会跟你在旅顺见面，粮饷的事到时你们可以当面谈，凡事好商量。毛文龙听从了劝告，回了皮岛。

不久，袁崇焕果然派人来见毛文龙，转达了袁崇焕的意思，双方约定六月初在北汛口附近见面。

毛文龙在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份奏疏里说：“曲直生死，唯命是从。”他似乎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祥的预兆，赴约前，他的一些部下劝他不要去，因为袁崇焕上任后便切断了东江的粮饷供应，现在突然又说要提供粮饷，恐怕其中有诈。一定要去，也要多带兵去，以防不测。

对部下的担心，毛文龙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朝廷封的总兵，如果袁崇焕没有皇帝的诏令，他怎么敢杀我！如果他有皇帝的诏令要杀我，那带再多的兵又有何用！”可毛文龙万万没想到，袁崇焕就敢杀他，即使没有皇帝的诏令。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八日，袁崇焕与毛文龙在双岛会面。两人谈了许多，但核心还是军队的指挥权，袁崇焕的意思是东江军交给他指挥，毛文龙回杭州归隐，毛文龙当然不干。两人的话说得很含蓄，但表达的意思很明白。袁崇焕让毛文龙交出兵权，毛文龙不交，谈了几天也未谈出结果。

六月初五，袁崇焕决定动手。这天，袁崇焕前往毛文龙的住处辞行，说我明天就要走了，10万两饷银交给你们，以后不必再担心缺饷了。然后，袁崇焕邀请毛文龙上山观看射箭比赛。毛文龙并未觉察出有何异常，就同意了。

袁崇焕先回山上布置，毛文龙随后在东江将领们的簇拥下上山。毛文龙带的士兵被袁崇焕的士兵拦下挡在外面，只有高级将领被允许随行。

众将进帐后，袁崇焕先是慰问了一番，说关宁的士兵粮饷俸禄都比你们多，尚且吃不饱穿不暖，你们在海外劳苦，家小也跟着忍受饥寒，说起来令人心痛，请受我一拜，从此以后，你们为国家出力不愁没有粮饷。

东江众将见督师说得如此暖心、如此体贴，也都十分感动，纷纷答拜。可是他们并没有听懂袁督师的话，重点是最后那句“请受我一拜，从此以后，你们为国家出力不愁没有粮饷”。为国家出力也就是在督师麾下效力，与关宁军隶属同一系统，粮饷自然不愁了。

接着，袁崇焕转向毛文龙，脸色却迅速晴转多云，阴沉似水，厉声斥责：“这些天，我良言相劝，你却执迷不悟，不知悔改，国法难容。”说着就令手下剥去毛文龙的衣冠。毛文龙不服，袁崇焕早有准备，开始历数毛文龙的“十二大罪”，毛文龙想抗辩，但袁崇焕不给他机会，说，我杀你之后，如果5年之内不能恢复辽东，甘愿为你偿命。

在场的东江众将刚才还被督师的体贴温情深深感动，想不到转眼间就风云突变，横眉立目，转换如此之快，以致大多数人还未反应过来，惊得目瞪口呆。

袁崇焕对东江众将说，我此次是奉皇帝的密旨，如果毛文龙不该杀，你们就杀我。

毛文龙一听有密旨，就不再言语了，他不怕袁崇焕，但皇帝的旨意他不敢违抗。

众将先是震惊，随即跪倒一大片，纷纷为毛文龙求情，请袁崇焕高抬贵手，看在毛文龙这么多年在海外抗敌的分儿上，从轻发落，但袁崇焕并不听劝，就在众人慌乱之间，袁崇焕已经请出尚方宝剑，用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

驻守各岛的东江明军听说毛文龙被杀，相聚痛哭，有人甚至想追杀袁崇焕，但被劝止，毛文龙的死，在东江引起巨大的震动。袁崇焕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事后对东江的处置也很失策，杀了毛文龙后，袁崇焕将东江军分成四部，分别由他的亲信副总兵徐敷奏、新近来归的副总兵刘兴祚、毛文龙旧部副总兵毛承禄、副总兵陈继盛统领。可是，这些人并不能代替毛文龙，他们资历相当，彼此互不服气，不久之后，岛上就发生内讧引发混乱，这也是袁崇焕始料不及的。

毛文龙虽然毛病不少，但罪不当死。袁崇焕给毛文龙列的“十二大罪”经不起推敲，缺乏证据。

更重要的是，崇祯并没有让袁崇焕杀毛文龙，杀毛文龙是袁崇焕自己的意思，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是典型的先斩后奏。袁崇焕的底气是崇祯赐给他的尚方宝剑，但尚方宝剑大多数时候只是体现它的象征意义，表示皇帝对赐予尚方宝剑的人的信任，加强权威，并不是给了尚方宝剑，就可以到了前线随意杀人。

大明是法治国家，就算寻常百姓，州府县官也没有权力杀，生杀予夺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手里，没有皇帝的批复，谁也没权力杀人，更何况杀的是坐镇一方的领兵大将。

袁崇焕事前不请示，未经皇帝授权，矫诏杀人，铸成大错。

袁崇焕最后的悲剧就是在此时埋下的，如果他能实现对皇帝的许诺，5年平辽，崇祯或许就不会计较，对他擅杀大将从轻处置。可惜的是，袁崇焕不仅没有兑现之前的豪言，而且几个月后，后金就杀到了北京城下，而皇太极之所以能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文龙被杀后，东江军出现混乱，再也不能从后方有效牵制后金军。袁崇焕在毛文龙的罪状里指责毛文龙对后金不积极牵制，可是事实却是，毛文龙活着时，后金不敢长期远征。毛文龙被杀后，仅仅几个月，后金军就杀到了北京，事实证明了毛文龙率领的东江军对后金的作战是积极的、有效的，袁崇焕错了，大错特错，自毁长城。

崇祯听说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大为震惊，但从理论上说，他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确有先斩后奏之权，只不过，谁也没想到，袁崇焕真的这么做了。

虽然崇祯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十分不满，但人都杀了，这时再说什么都晚了，袁崇焕还要用，崇祯只能好言安慰袁大人，肯定他的做法，尽管崇祯心里并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