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开国皇帝当得很辛苦：“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无论身体和心理上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幸好还有一个为他分忧解难的助手，左丞相李善长是个理财高手，他创立的盐茶法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朱元璋夜访御史中丞府，刘伯温趴在桌上绘制大明军卫图。

朱元璋登基做了大明朝的开国皇帝，自从他青年时投身郭子兴的红巾军，到后来提兵渡江，与群雄逐鹿江南，十几年的刀光剑影中，他脑海里由朦胧到清晰的那个目标终于实现了。当他身着衮冕登上奉天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拜时，当他驾临太庙给凤阳钟离太平乡的那几位农民先祖奉上皇帝尊号时，尽管当时面部的表情庄严肃穆，但心中的骄傲与自豪却油然而生，毕竟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出身微贱而又在战乱中统一中国开创新王朝的能有几人？

但他并不能因为新王朝的建立稍许松一口气。相反，他这个开国皇帝当得很辛苦。每天从五鼓早朝至深夜仍在乾清宫秉烛批阅奏章处理政事，无论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弦都是绷得紧紧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描述的：“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大概每一个有为的开国之君都要经历这样的阵痛。新王朝从战争硝烟中诞生，统治一个国家的机构、职官、礼仪和规章制度，一切都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朱元璋有的只是一支强悍的百战之师和数十名功勋卓著的将帅。对于依靠他们打赢最后的北伐战争，消灭残元政权，朱元璋是蛮有信心的。他时刻关心着北方的战局，不时用信使对前方指挥官发出他的指令，比如他得知徐达在山东军中收留了一些元朝的降官降将，让他们仍领旧兵随军北伐的情况，他立即遣使书示徐达、常遇春：“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降者甚多，二位将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屈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来，使处我官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可无后患。”

比较起来，这一时期朱元璋最操心的还是：选拔擢用合格的人才，建立和健全庞大的各级国家管理机构。当时人才的匮乏，从国家最重要的政权机构中书省官吏的任命可见一斑。朱元璋任命的中书省除了左丞相李善长外，右丞相徐达和三位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廖永忠和左、右丞赵庸、王溥均在军中领兵作战，他们仅是挂一个虚衔而已，实际上偌大的中书省只有左丞相李善长在唱独角戏，后来才陆续起用杨宪、汪广洋等为参政。

其实，朱元璋自引兵渡江之初，即深谙打天下靠武将、治理天下要靠文臣的道理，开始未雨绸缪地网罗江南文士为其所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下太平，即用名儒陶安参幕府事，用八十岁的李习任知府。十六年至应天，又在元朝的地方官吏和文士中选拔了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担任各种文职官员。以后每克一城，必遍访当地名儒隐士，以礼聘之，最著名的如陈遇、秦从龙、范常等老先生，朱元璋对他们非常尊敬，并不强其为官，却过从甚密，言听计从，以师礼事之。至于他久已仰慕的江南大儒宋濂和文武兼备的刘伯温、章溢、叶琛四人，多次遣使礼聘，至正二十年四人应聘至应天，朱元璋大喜获得贤才，在京都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刘伯温善谋略，成为他的军师重臣。而宋濂任江南儒学提举，常侍左右，做他的文学顾问和太子的师傅。当时新辟州府缺乏称职可靠的官员，叶琛、章溢都被派出任知府、按察使，叶琛死于洪都叛将之手，章溢后来与刘伯温一道做了御史中丞。

随着大军南征北伐，新辟州府越来越多，都要派能干而又可信的官员去管理。洪武元年八月，中央定六部官制，各部的尚书、左右侍郎、郎中等高级官员缺额不少。朱元璋一再令各地有司举贤荐能，礼聘贤士到朝廷来。他颁发诏书说：“天下的治理应由普天下的贤者共同承担。现在许多贤人隐居山林岩穴，不愿出来做官，这是因为地方官员敦劝不力呢，还是因为朝廷疏于礼待？抑或是朕德行有亏不能招徕贤士，而居于权位者阻塞不使上达？否则，自幼寒窗苦读的贤士大夫，岂有甘于没闻于世的？天下初定，朕诚心诚意地愿与儒士们讲明治道，若发现能辅佐朕治理国家的能人，各地有司一定要以礼遣聘之。”

幸好，朱元璋还有一个为他分忧解难的得力助手，就是开国第一功臣、中书左丞相李善长。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比朱元璋年长十五岁，他年轻时书读得很好，后受徽商的影响，弃文经商，很快就发了财。朱元璋到滁州时，四十二岁的李善长特地赶去见他。朱元璋知他是定远的知名人物，就以天下兴亡问计于他。两人秉烛夜谈，李善长说：“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虽出身微贱，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起兵中不嗜杀人，五载即成帝业。当今元纲既坏，群雄崛起，天下土崩瓦解。主公家居濠州，距高祖家乡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正应在主公身上。只要效法汉高祖所有作为，天下就不难平定。”一席话说得朱元璋极为高兴。他带领着徐达、汤和、冯胜等一批愣头青正试图脱离郭子兴自己打天下，正缺少一个年长的智者在身边时时点拨，于是留李善长为参谋，参与机画，主持粮饷，这正好发挥了李善长擅于管理经济的才能。嗣后的十几年，朱元璋有了李善长这个大总管，他和他的将帅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攻城略地，转战南北，一切粮饷供给，军需后勤，全由李善长一手承担。对此，朱元璋评价甚高，把他誉为“汉初三杰”中的丞相萧何。萧何是汉高祖的第一功臣，李善长在战争中独当一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又率群臣劝进，将朱元璋捧上皇帝的宝座，自然就是大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了。

李善长当了中书省左丞相，手握朝纲权柄，他为人处事小心谨慎。中书省官员匮乏，他也想提拔一些自己的亲信，然而，他深知朱元璋在用人上是大权独揽，对于大臣的任命绝不容他人置喙，因此，他在中书省只安排一些亲信当都事之类的小官。在人事问题上绝不去捋朱元璋的虎须，免遭皇上的忌惮。

他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国家财力的开发、各项赋税法规的建立和修订上。这是新的王朝赖以生存，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根本。作为当朝宰相，国家的大管家，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朱元璋起事之初，他率领的红巾军也是靠杀掠富户抢劫官仓来维持军需供给。自从得了李善长这个大能人，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他开始在所辖州县建立正规的赋税制度，且比元朝政府杀鸡取卵式的苛捐重税略有轻缓，因而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使军食无匮。渡江定都应天以后，李善长先后在至正二十一年创立两淮盐法及茶法，实行盐茶专卖，商人纳币请引，凭引贩鬻盐茶。在各地遍设盐茶课，贩运私盐私茶者处以重刑；又设宝源局，铸制“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铜钱一并流通于市，对规范和促进繁荣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疆域日益扩大，新附州府征收赋税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淮北、山东及浙江、福建沿海也增加了数十座盐场，且浙南处州一带历来是盐盗猖獗、私盐泛滥的地方。李善长对立国后的国家财政赋税各方面的法规政策做了通盘考虑，仔细修正厘定，整理了一个方案。他以一个理财大师的缜密和审慎，写成洋洋万字的奏折，准备进宫奏请朱元璋批准施行。

李善长入宫的时候，朱元璋正在批阅南征北伐的各路军情奏报。李善长跪拜行礼后，朱元璋高兴地说：“丞相来得正好，我军各路皆传来捷报：常遇春攻下了东昌，与徐达会师济南；南征军杨璟取广西虽遭遇元军的顽强抵抗，但在东乡打了个大胜仗，歼敌千余人；周德兴、张彬等相继攻下全州，略定道州、蓝山、桂阳诸州县，广西全境指日可下了。”

李善长道：“赖主上英明决策，前方将士英勇搏战，依臣看，消灭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残元余部，收复大都，将元嗣君赶到塞外荒漠里去的日子，应该不远了。我大明建立不久，久罹战乱的中原百姓即能脱离苦海，过上太平日子，他们一定会交口称颂陛下的圣德啊！”

朱元璋若有所思地说：“中原人民久经战乱，颠沛流离，如陷水火。我们纵使把蒙古人赶走了，把祸害他们的军阀消灭了，怎奈战争破坏太大，要让老百姓恢复元气，非有数年休养生息之功不可。朝廷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扶植，你我君臣责任重大啊。”

李善长连忙恭揖道：“微臣蒙主上委以中书重任，未敢稍有懈怠。近日已将新附州府粮赋征收标准及盐、茶法的修订，各地课司的设立方案等拟定写成奏折，请皇上御览。”

“卿家动作很快啊！”朱元璋赞许说。

李善长呈上那份厚厚的奏折，朱元璋仔细看起来。他一边看一边点头，有时拿起朱笔在奏折上做个记号。

“嗯，很好。”看完奏折，朱元璋评价说，“丞相所虑甚周，这个条陈若能付诸实施，国家赋税收入必能大大增长，朝廷的各项开支方保无虞。不过朕有一事要与卿家商量。近日，徐达于报告军情之余，说到他在山东某些地方所见，田亩荒芜得很厉害，简直是赤地千里，一个个庄子里寥无人烟。一打听庄里的人全到外面讨饭去了。他找到一户人家，老汉出来叩见他，其余的家人都瑟瑟地躲在被窝里，原来他家四口人才一条裤子！老百姓如此艰难，因此朕准备颁发一道恩旨，凡新附州县免交今年所有粮税，俾使乡民缓过一口气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陛下圣德宽宏，体恤民艰。此一举措必深得新附州府万民之心，有利于统一大业。只是臣粗略估算一下，仅此一举所征粮税要减少数十万石之巨。方今军需繁浩，朝廷百官廪俸所需亦不在少数，缺了这几十万石粮还真不行。臣以为，要想个补救的法子，勿因缺粮而引起时局动荡。”

“朕有什么法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朱元璋胸有成竹地说，“苏、杭、嘉、湖诸郡是盛产粮食的谷仓。张士诚在苏州城破时把征收赋税的鱼鳞图册全烧毁了，这龟孙子把当地人笼络得很好。朕听说至今还有人烧香纪念他。如此顽民岂能不加以惩罚？朕已下令将苏、杭、嘉、湖四郡诸豪族田籍收为官田，按沈万三家租簿课收税额，亩征税粮七斗五升。司农卿杨宪给朕算了一笔账，仅苏州一府即可增收税粮百余万石，岂有放着嘴边的肥肉不吃，反而求诸新附贫瘠之地的道理？”

“陛下圣明。只是臣恐吴地刁民心怀怨恨，会有聚众抗税之事发生。”

“他们敢！”朱元璋剑眉一竖，厉声说，“朕的官府军卫是吃素的？非但如此，苏杭地区人口稠密，朕还打算徙几万无业农户去濠州种田，让他们在朕的家乡自食其力。”

吴元年，朱元璋曾核定天下官田民田赋税标准，官田每亩税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最高的也只有亩税一斗二升。苏、杭、嘉、湖惩罚性的重赋竟增加十余倍！加以负责征税的司农卿杨宪逢迎朱元璋，除吴地外又在浙西诸郡加课重税，亩税有重达二三石者，江浙百姓不堪重负，弃土地逃亡他乡者络绎不绝。洪武三年，酷吏陈宁任苏州知府，催征赋税时竟用烧红的烙铁烫人肌肤，被人恶称为“陈烙铁”。

这种惩罚性的重赋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三年才稍有缓解，朱元璋令户部裁减苏、杭、嘉、湖赋税百分之二十，但最低亩税仍有三斗五升，高出其他地区许多。直至朱元璋死后第二年，决心实行宽政的建文帝颁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不过，江浙人民的宽松日子没过几年，燕王朱棣夺得皇位后，将建文朝实行的一切宽政全部废除，江浙两省的重赋依然如故。

李善长是理财高手，朱元璋对他奏疏中制定的国家财赋各种举措非常满意，尤其是李善长带来新铸的“洪武通宝”钱，这种铜钱较前朝的钱币厚实、漂亮，确能彰显新朝的新气象。朱元璋把那几枚“当五”、“当十”的大大小小的铜钱拿在手里把玩，爱不释手。高兴之余，他主动地跟李善长谈起遴选中书省官员之事。他有意让精明能干的司农卿杨宪入阁为参知政事，知吏、户、礼三部事。杨宪是朱元璋打下应天后提拔为官的读书人，与李善长毫无渊源。况且这个杨宪自恃受朱元璋赏识，又与刘伯温等江南文士集团经常有诗文往来，自不是李善长心目中理想的阁臣。他原想举荐太常寺卿胡惟庸担任这一职务，胡惟庸是他的定远老乡，朱元璋打下和州时即已归附。他从宁国主簿做起，历任宁国县令、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吴元年，经李善长推荐，召为太常寺少卿，随即升正卿。胡惟庸是李善长信得过的人，朱元璋也很欣赏他的口才。然而李善长在中书阁臣的任命上非常谨慎，深恐朱元璋怀疑他拉帮结党，此时眼看皇上要把他不喜欢的杨宪安排在他身边，他仍是不敢举荐胡惟庸任参知政事，而是采取迂回战术，提出了另一个皇上能接受的人选：时任山东省参政的汪广洋。汪广洋曾为常遇春参赞军务，也辅佐过朱文正治理江西，论政绩资历比杨宪强多了，完全可以压他一头，而且他也是准西集团的人。

朱元璋果然同意了他的这个建议，自然以李善长接受杨宪的任命为妥协代价。至于胡惟庸入阁的事，只能慢慢来，他相信这个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有能力最终获得皇上的信任。

李善长告退后，已是午牌时分，内侍禀告道：“皇后娘娘请万岁回宫用膳。”

朱元璋果然感到有些饿了，他匆匆来到御膳堂，马皇后已令司膳将几十个食盒里热气腾腾的菜肴摆了满桌。皇上御膳正餐有三十六个大菜和十八个点心果盘，虽无传说中的龙肝凤髓，但东海的鲍鱼、海参，琼崖的燕窝、鱼翅，长白山的熊掌、狍足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朱元璋看着满桌子的菜肴，皱起眉头对马皇后说：“我们两个人哪能吃得这许多菜？只怕这一桌菜花的银子够老百姓一家子吃一年了！”

马皇后道：“臣妾也觉得太浪费了。可尚食司太监说这是皇家御膳的规矩，他们也不敢擅改其制。”

“规矩！规矩！规矩是人定的嘛！”朱元璋生气地说，“国家初建，物力维艰，朕就是要破这样的规矩。以后御膳正餐只许上八个菜，把多的都撤下去！”

“奴才遵旨。”两名司膳诺诺连声，准备把多余的几十道菜往食盒里搬。

“等等，”马皇后阻止道，“陛下，撤回去还不是让御膳房那班奴才们偷偷吃了，不如把这些好吃的菜肴分送到各个宫里去，赏给各位宫妃娘娘吃。宁妃妹妹怀了孕，我给她挑几个清润养胎的送去。”

“嗯，就照皇后娘娘吩咐办，”朱元璋道，“传朕的旨意：以后御膳从简，御膳房的用度必须减下来，有蓄意奢侈浪费者，朕绝不轻饶！”

“遵旨。”

朱元璋每天大部分时间待在乾清宫处理政务批阅奏章。由于中书省阁臣配置不齐，各部、寺卿重大不决的事都要直接奏请皇帝，加上国家初建，政令未通，各地州府官迟滞未决之事甚多，频频上疏朝廷，因此朱元璋的御案上每天都堆集了数十份甚至上百份奏章等待他批阅。也许是初登帝位，他对每一份奏章的批阅、每一件政事的处理都非常谨慎，往往要细查其原委，甚至揣度奏事者的心理和目的，然后细细加以批复。平时他对出征将帅写信发指示，往往直截了当地用口语信笔为之；而对文臣们的奏折，在批阅时既力求通达，又讲究文采，且字迹都十分工整，似乎是怕臣下们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布衣皇帝。

因此，他每天都要辛勤工作到深夜，待一切政务处理妥当，才回后宫休息。

这一天，兵部一封言及某些行省卫所辖区指挥紊乱的奏折被留中了，朱元璋想起他委托御史中丞刘伯温草拟军卫法的事。按说军卫法的创立应该是大将军徐达与大部督府的事，但徐达与诸将统军北伐，一时回不了，而朝廷颁布军令政令等又刻不容缓，朱元璋想起刘伯温博古通今，对军事体制和韬略素有研究，于是将拟定军卫法的任务交付于他。刘伯温慨然答应了，现在进展如何？朱元璋突然想去刘伯温那里看看。

“来人！速为朕备驾，去御史中丞府。”他吩咐内侍。

“奴才遵旨。”

御史中丞府就在出皇宫不远的地方，朱元璋只带了一班侍卫，微服简从，一会儿就到了。

刘伯温仓皇出迎，跪拜在地：“不知陛下驾到，微臣有失远迎。”

“先生请起。”朱元璋笑着扶起他，“朕夜不能寐，特来看看先生。”

“陛下请。”

刘伯温陪同他步入府内。朱元璋见刘伯温书房内灯火通明，便径直走了进去。只见桌上铺着一张大纸，上面密密麻麻画着一些大圆圈、小圆圈、三角、小旗等符号，以及交叉辐射的线条和说明文字。朱元璋猜到了他的所作为何，却故意问道：“先生这是在干什么？想学诸葛孔明摆一幅八阵图吗？”

“老臣受陛下之托，对我朝的军卫制度思考再三，心中已有了一个轮廓。只是因兵源、建制、隶属关系等头绪太多，想用一个图表勾画出来确乎其难。因此搞成了这样一个蜘蛛网式的东西，惹陛下见笑了。”刘伯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蜘蛛网？啊，有趣！那么朕就是盘踞在蛛网中心的那只大蜘蛛了。请先生试为朕说说。”

“纵观历代兵制，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迄于宋、元，从兵源上说无出于征兵制与募兵制两种。二者各有优劣，臣力图创立一种可集两种兵制优点于一身的新制，姑暂名其为‘卫所制’。军队的建制分卫、所两级。以五千六百人为卫，设指挥使统之。每卫辖五个‘千户所’，每所一千二百人，‘设千户’统之。千户之下为‘百户’，领一百二十人。百户下属二总旗，每总旗辖六小旗，每小旗领军十人。这些基层单位大体如我军现行之制。不过战后诸将所部需统一编制，统一调配于各省卫所戍守，屯军操练。而大将则归于京师，在大都督府充职。战时由朝廷指派大将任主帅，就近调取各卫所驻军出征。待战争结束，各卫仍回原驻地，将军交纳帅印，仍复原位。”

朱元璋对最后这一点特别满意，他赞赏道：“先生此制，其创意在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可解决自唐宋以来历代之痼疾：将军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朝廷莫可奈何，常常导致叛乱祸国之事丛生，百姓深受其害。先生可谓为国家社稷做了一件大好事。”

刘伯温笑了笑，说道：“臣之设想，只是纸上谈兵，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只怕还有不少难处啊！”

朱元璋知道他所虑的是自己手下那班骄悍成性的功臣战将能否听话地交出自己的军权，因而解释道：“朕举事之初，即与诸将相约：患难与共，富贵相依，打下江山来共享尊荣，以战功之多寡论赏，该封公的封公，该封侯的封侯。人生在世拼搏一生，无非求个封妻荫子，安享尊荣富贵。若还有谁心存非分之念，拥兵自重，那他就是自绝于朕了。先生尽管按此思路草拟兵制，不用怕它得不到实施。”

“另各行省设都指挥使司。都司统率境内各卫、所，上听命于大都督府。大都督府虽有统军权，军令权则归兵部。凡都督、都指挥使以下统兵官概由兵部任命、升迁、调动。兵部自然要秉承圣意。国家有事，中书省和大都督府请旨于皇上，皇上下诏，兵部方可驰令调动都司卫所军队参战。”刘伯温继续阐述他的设想。

“兵者凶也，军队的调动必须慎之又慎。历史上发生过不少权臣矫旨调兵造成祸乱的事例，先生有何万全之策？”朱元璋又问。

“陛下听说过虎符吗？”

“秦汉时调兵皆用虎符，符的一半置于统兵将帅之手，那仍是将有专兵的年代，到后来逐渐形成唐代的各地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局面。我朝无论是各省都司还是镇守关隘的总兵官，朕都不想让他们拿着那铁疙瘩，产生拥有一半兵权的感觉。”

“臣以为可以仿虎符之意，造一种调发走马符牌，分别藏中书省及大都督府。有诏发兵，省、府以牌入内府请皇上宝印之后，地方都司验过符牌方可发兵。”

“如此则甚为妥当。”

朱元璋和刘伯温就军卫法的方方面面详加商讨，不知不觉外面已闻“梆梆梆”更鼓三敲。刘伯温连忙惊呼谢罪道：“啊呀，已经三更了，耽搁了陛下的休息，老臣死罪！”

朱元璋哈哈笑道：“没关系，没关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何况我们君臣还议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呀！烦先生尽快将军卫法草拟成章，交付廷议。这也是先生对我朝的一大贡献啊！”

“老臣领旨。”

“来人！摆驾回宫。”

朱元璋车驾驶出御史中丞府时，街上已经寂寥无人，只有远处传来打更人时断时续的更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