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计吏带盖有印章的空白表册进京与户部核对钱粮，怀疑心重的朱元璋在刑部尚书开济的挑唆下颁了道杀气腾腾的严旨，将户部尚书、侍郎和使用空印表册的地方官一律处死，副职各杖一百棍充军，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空印”大冤案。

马皇后薨逝后，朱元璋心情坏透了，在皇后停灵期间就有宫人因为细故被他下令杖毙，致令太监宫女们人人胆战心惊，走路说话都小心翼翼，唯恐惊动了心情烦躁的皇上，惹来杀身之祸。

不久，朱元璋恢复了临朝听政。大臣们从他容颜苍老的脸上感觉出比以前更盛的冷峻和严酷，因此奏事和应对时加倍小心谨慎，生怕一句话说错惹得龙颜大怒，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连性命都不保。各部尚书、侍郎等官员遇有需作决断之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事先向太子殿下请示后再在朝堂上奏闻皇上，谦卑地恭请皇上做最后的决定。这样，即使皇上责备各部处事不当，也有太子殿下先挡一阵。

总之，在这非常时期，谁都不愿意惹是生非。皇上压在心里的那团郁闷烦躁的火一旦被点燃，不知道会有什么震惊朝野的大事发生，甚至不知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可是，偏偏有一个人在这时逞一时口舌之快，使得洪武十五年在马皇后辞世之后发生了一次震惊全国的大灾难。

这个人就是当时试任刑部尚书的开济。开济是很受信任的御史大夫安然推荐给朱元璋的。此人办事很有才干，入阁以后，他不仅刑部的事处理得当，凡国家经制、田赋、狱讼，甚至河渠工役等事，别人感到棘手的，一到他手里都能拿出很妥善的方案来。因此朱元璋很赏识他的才能，常命他顾问其他部的事。他的试任尚书很快就转正了。

只是开济这人天生忮刻，毫无仁者之心。朱元璋命他增补大明律中的诈伪罪条文，他议法细密到商贾百姓随时可犯诈伪罪的程度。朱元璋斥责道：“作为法律，你张一副细密的网去兜捕老百姓，行吗？”后来他在刑部别出心裁地设置一种“寅戌之书”，规定僚属要登记自己由寅时到戌时的活动情况。这也受到朱元璋的批评：“你管得这么严，人家拿什么时间侍奉父母和会妻教子呢？”

纵然如此，开济总想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不仅刑部的事他管，别的部许多事他都想插手，总想在朝廷里闹出点大动静来。

这年秋天，刑部查处了陕西一名贪官利用手中印信伪造增税令，贪污了数十万斤公粮案，在查案过程中，开济了解到各地布政使司每年派员到户部核对上缴赋税钱粮时，都带着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表册，核对好再填写。惯于深文周纳的开济觉得这是一个讨好皇上的机会，便煞有介事地将这个发现禀奏朱元璋。

“启禀陛下，微臣最近在查案中发现了户部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国家钱粮赋税收入。若不及时堵塞其中的漏洞，后果不堪设想。”

朱元璋深知开济喜欢夸大其辞和喜好表现自己，但他提到涉及国家钱粮赋税收入，这是国家的血脉，不由得提高了警觉，因而冷冷地问道：“你发现了户部的什么重大问题？”

“各布政使司和其下辖州府每年都要向户部上报全年钱粮赋税收支表册，本应在各地如实填报盖具官印后送部核查。但微臣发现几乎所有布政使司和州府来京的计吏都带有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表册，遇有部驳，即废了原表，重新填写。户部允许这样做，其中难免没有猫腻，请陛下明察。”

朱元璋最恨臣僚们弄虚作假把他当阿斗哄瞒，加之开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又绘声绘色地把查处陕西那个贪官利用手中印信伪造增税令吞没数十万担公粮之事详禀一番。朱元璋越发觉得其中有鬼，顿时龙颜大怒，立即传旨把户部尚书曾泰和左右侍郎叫进宫来。

曾泰就是朱元璋不顾群臣反对由一个白衣秀才提拔为户部尚书的。他上任才几个月，两位侍郎却是朝中老臣，一见皇上把他们一齐宣进宫来，心里就在扑通乱跳，不知皇上又有什么事要训斥他们。

朱元璋板着副黑脸，也不给几位大臣赐座，劈头就问：“朕问你们，各布政司和州府每年来户部核对上缴赋税钱粮时，都带有盖好官印的表册和部里核对好了再填写，是这样吗？”

曾泰一时还摸不着头脑，这时一位侍郎怯生生地试图解释：“启禀陛下，是这样的，各布政司离京路途遥远，少则千里，多则数千里……”

朱元璋厉声喝他道：“朕不听你这些屁话，朕是问你们，有没有这回事？”

“有……有这回事。”两位侍郎声音像蚊子样地应着。

“赋税钱粮是国家血脉，朕命尔等主持户部之事，本应从严审核各布政司和州府上报的表册，勿令赋税流失。尔等竟敢伙同作弊，弄虚作假欺骗朝廷，该当何罪？”

朱元璋愤怒地在御案上击了一掌，三位户部大臣吓得往地上一跪。

“臣等罪该万死……”

朱元璋在盛怒之下，立命侍卫将三位大臣拉出去，投入诏狱。可怜那刚刚由白衣秀才平步青云当上户部尚书的曾泰，又糊里糊涂地被赏识和提拔他的皇上置之重罪，在阴森黑暗的诏狱里，他只有哀叹自己命运多舛和君王是多么难以伺候了。

太子朱标不敢在朱元璋气头上为大臣们说情，但他后来了解到各布政司和州府空印表册的做法由来已久。因为各地上缴户部钱粮赋税情况极其复杂，其中有粮、钞折算，抵扣军饷，供应边防需索等原因，还有州府和行省互相调拨抵扣等因素。所以往往报来的表册要经与户部仔细核算才能确定数字。如果不带空印表册，来部申报的计吏，在核定数字后必须返回本省或州府重新用印。各布政司离京少说以千里计，有的远在数千里外，往返时日太多，这样就影响户部汇总全国粮赋收支。所以户部长久以来默许了这种做法。

太子朱标了解了这些情况，他试着向父皇解释道：“空印之事，户部和各布政司计吏这样做，确是欺君罔上，违反法纪。但据儿臣了解，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其中未必均有贪污作弊情事，是否可对户部和各布政司予以申诫，或降职罚薪处理，以儆效尤。”

朱元璋眼睛一瞪：“你怎么知道其中没有贪污作弊？印信是朝廷颁给地方官的权力象征，陕西那个狗官不是利用手中的印信贪没了数十万担公粮吗？户部是为朝廷管粮赋的，他们不严职守，上下串通，故意违犯国法，欺君罔上，其中不知道有多少贪污违法之事。朕如不严惩他们，以后这样的事还会源源不绝地发生，我大明朝就将被他们搞垮！”

太子朱标终于未能说服父皇，朱元璋杀气腾腾地颁了一道前所未有的严诏：将户部尚书、侍郎及有关官员以及使用空印表册的地方主印官一律处死，佐贰官（副职）各打一百大棍，然后充军戍边。

严旨一下，朝野震惊。曾泰等被从大牢里提出来枭首弃市。他们未经一场审讯，临到刑场还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被杀头的。因为涉案的布政使和知府知州等官员遍及全国，锦衣卫缇骑四出也抓不过来，朱元璋甚至动用了各地都司的部队去执行他的命令。一时因空印案被杀和被杖后流徙的地方官数以千计，许多清廉勤政的好官在这场大灾难中罹难。比如建文朝重臣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为山东济宁知府，他是有名的廉吏。他日不食肉，一件布袍穿十年也不肯更换。他因清廉和政绩卓著，洪武八年入朝，朱元璋曾赐宴嘉奖。这样一位好官竟因莫须有的空印案白白丢了性命！

因为地方官诛杀过多，弄得国家机器也无法正常运转了。正好那年吏部在各地征得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余人，于是经过选拔，其中许多人竟一下被授予布政使、参政、知府、知州等职。其中固然有一些颇具才干的读书人，但也有不少滥竽充数者。尤其可笑的是朱元璋令他亲信的两个和尚吴印、华克勤还了俗，派到山东去当了布政使。朱元璋认为和尚一无后人，与世俗绝缘，可以赤胆一心为朝廷效命，所以一贯甚为宠信。

空印案明显是个冤假错案，一下未经审判杀了这么多朝廷官员，自然朝野人心惶惶，怨声四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以国体为重的公卿御史和功臣宿将敢于出面来劝谏似乎疯了的皇帝。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后世被认为是明朝言官的耻辱。

但是人心终究不会泯灭，终于有一个不畏死的小人物挺身而出向朱元璋冒死进谏。

郑士元是一个刚直而有才的读书人，他曾考中进士，被派往湖广任按察使佥事，因兼布政司事，空印事发，作为佐贰官员也被打了一百棍，准备发往边远省份充军。郑士元有个弟弟叫郑士利也在湖广当官。他对荒唐的空印案不胜愤慨，但他仍然相信皇上的“圣明”，他对人说：“皇上不知实情，以为空印是大罪，若有人上表说清此事原委，圣明的皇上哪有不醒悟过来的？”于是他携侄子来到京城，在旅馆里关门奋笔疾书为兄长辩诬的表章，其大意为：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书册，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奏章写成后，郑士利在旅舍里关起门来痛哭流涕。同行的侄子问他为何痛哭，他说：“我有书奏上，必然触天子之怒，性命难保。然而纵使杀了我一个人，能挽救数百官员的生命，我毫无遗恨！”

郑士利的奏章终于被呈到朱元璋面前，一意孤行的朱元璋或许会觉得这个年轻人所言在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丝毫没有改变决定的意思，反而命令把郑士利抓起来，问他受了什么人指使敢如此大胆上书？此时郑士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笑着说：“皇上但看我的上书有没有道理？可否采纳？我为国家言事，自知必死，有谁指使我呢？”

结果，郑士利因为斗胆上书，被削去官职，和兄长郑士元一同被押送到浙江去修海塘，而空印案被降旨处死的数百名官员终于没能得救。

朱元璋是一个生性极倔强，从来不肯认错的人。他在盛怒之下轻率地做出诛杀数百名户部与地方官吏的决定。在执行过程中，考虑自己这道旨意对国家政治生活巨大的破坏作用，不能说他毫无悔意。他也不相信被他处死的这些人都是贪官，这从此案中他没有对他们抄家连坐就可看得出来。不能说他有意视臣下士夫如草菅，但他就是要让他们畏惧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让数百上千的人丧生流血也在所不惜。

毋庸讳言，空印案是洪武朝一个令人痛心的冤案。朱元璋在《大诰》中列了后来发生的郭桓贪污案，却对空印案只字未提。后代的史家也有意避开这桩冤案，只在刑法志中用寥寥数语略略提及。

也许朱元璋在悔恨之余对此事的始作俑者开济暗恨在心，一年之后，这位在朝中红极一时的刑部书尚书也栽了，而且栽得很惨。

在京城的大狱里，关着一名秋后待决的死囚王某。这名死囚的家境非常殷实，其老父王员外是京城有名的富豪，南京城里整条整条街都是他的产业。俗话说富家出孽子，王某仗着家里有钱，又是家里娇生惯养的独子，长成二十多岁既不会读书求仕进，又不能帮老父经营打点家中产业。整日带着一些狐群狗党茶馆进酒馆出，嫖赌逍遥，无恶不作。他因喝醉了酒在妓馆中争风吃醋，用刀子捅死一名嫖客，外带把两名妓女脸上划伤毁了容。那妓馆老鸨也是有靠山的主，当场将王某扭送官府，告他一个“一命两伤”。明朝的法律对民间刑事案例订得很细，像王某这种情节恶劣的犯罪，府里一审就判了“斩监候”，将其投入京师大狱，只待秋后处决。

王家老父只有这个孽种儿子，若任其处决，万贯家财都没人继承了。商贾人家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遍撒金银进行疯狂的营救活动，一心要把王某从大狱里捞出来。

平时王某在狱中，天天吃着家中送来的酒肉饭菜，又没有活动，反倒长得膘肥体壮，细嫩白胖的。突然从某天起，家里再没有人送酒菜来了，王某这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少，狱中那粗糠拌烂菜的牢饭叫他怎能下咽？开始他在三尺死牢中疯闹了两天，渐渐也就有气无力地躺倒了。这时狱卒向大司狱仇衍报告：待决死囚王某病了。为了防止瘟疫在狱中蔓延，仇衍命令将王某关在一间与其他犯人隔离的单独囚室。过不了几天，狱中传出王某因病死亡的消息。仇衍按规定通知家属前来领尸，一面按照规定向刑部报告，注销待决死囚王某的监籍。

王家得信，哭哭啼啼抬着一口棺材到狱中来领尸。按照规定任何送进狱中的东西，哪怕是一饭一粥，进狱门时都需严格检查，以防夹带。何况偌大一口棺材？狱卒正要王家打开棺盖验看时，大司狱仇衍立遣亲信来催促赶快抬棺进狱，以防尸体腐败狱中蔓延瘟疫。当时正是大热天，既然有大司狱的命令，狱卒们也就只在棺材上敲了几下马虎放行了。

过了半个时辰，王家来人又哭哭啼啼地把棺材抬出来了。看守狱门的狱卒喝令他们揭开棺盖检查。那些人磨磨蹭蹭地打开了棺盖，里面果然躺着一具穿着囚服的男尸，脸面已经发肿，隐隐可闻恶臭。狱卒们验过认为与王某长相个头无异，且身穿王某的囚服，也就匆匆放行了。

其实这是王家玩的一出“以尸换囚”的闹剧。王家深知京师大狱管理极为严密，要想把儿子救出来只有买通管理监狱的狱官狱卒，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大司狱仇衍。他们以五百两黄金的贿赂买通仇衍后，仇衍考虑监狱中耳目众多，又兼卖放死囚责任重大，只要狱中有一个人出来揭发，他仇衍就是死罪难逃。若要使狱中铁板一块无人举报，唯有把刑部尚书开济拉下水，方能把任何举报的声音压制于无形。

王家听了仇衍的话，便遵照仇衍的嘱咐开始打开济的主意。仇衍告诉他们：开济不是不爱钱不受贿，但他受贿必须是隐秘而绝无人发觉，亦无证据落在送贿人之手，另外他受贿必须是他能办到的事。从大狱中捞出一个死囚来，这事仇衍确有能力办到，但没有开尚书的默许，他也没有胆量做这事，那五百两黄金只能奉还。

商贾人家自有商贾的智慧，他想自己一介平民想和尚书大人说上一句话都难，何言向他送贿？于是他通过仇衍，一次给开济送去千两黄金，一次送去家传镇宅之宝：一只羽翼上镶满宝石，口中含着一颗硕大夜明珠的金凤凰。开济颇谙古董宝玉，自然识得此物为稀世无价之宝。无端收受如此贵重礼物，送贿者必有所求。仇衍仗着是他的心腹，于是将王家“以尸代囚”之计如实相告。求尚书大人网开一面，予以成全。开济默然无语，半晌只嘱咐一句：“你们要小心些，不要让人知晓内情。”

谁知就在王家“以尸换因”阴谋得逞后的一天晚上，京师大狱的副典狱官张羽突然来到尚书府，求见开济。他一见开济就跪倒在地，口称：“狱中出了惊天大事，卑职不敢不报。”

开济一听就知道是王家换囚之事走漏了风声，但他仍然镇定地问道：“什么事令你如此惊慌？”

于是张羽一五一十将那日的疑点一一道来。他说：其一是那天王家抬棺进狱时显得很沉，不像一口空棺，且有人仿佛闻到棺中有腐臭气味，只是因为大司狱仇衍派人催着抬进去，守门狱卒们才未按照规定开棺验看。其次，王家将死者装棺抬走时，仇衍以牢狱窄小为由不让其他狱官入内，后来张羽却发现一个陌生的狱卒随同仇衍从牢房里出来，此人面形消瘦很可能是饿了许多天的死囚王某，而棺中抬出的尸体原本是王家从狱外抬进来的。张羽还说，监狱中有不少狱卒悄悄议论这桩奇事，只是碍着大司狱仇衍不敢明说罢了。

开济作奸犯科惊慌之余，嘱咐张羽道：“此事再不要和任何人说，本官查明真相之后，刑部必将严惩作奸犯科之人。大司狱仇衍身为刑部官员执法犯法难保身家性命，届时本尚书论功行赏，可在皇上面前保举你继任此职。”

张羽离开之后，开济立即叫来仇衍，将他劈头大骂一顿，然后责令他和刑部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征去摆平此事，无论如何要压住狱中的议论，不能让换囚真相外泄。

第二天晚上，在监狱内的一口池塘边，人们发现了副典狱官张羽的尸体。草草查验后，狱方宣布张羽夜晚回家时，因眼睛模糊一脚踏空，后脑栽在塘边石头上，跌入池塘淹死。

监狱中从此人人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议论王家“以尸换囚”之事。

不过张羽的妻子总觉得丈夫死得蹊跷，张羽从小识水性，即使失足落入池塘也不致淹死。若说他一脚踏空也应该是前额栽伤不会是后脑。她在为丈夫装殓时，发现他颈部有紫红勒痕，而他的左臂脱臼，双臂都有被人强扭的痕迹。总之，她怀疑丈夫不是失足落水，而是被人谋害的。

张羽家的隔邻住着一位姓陶的御史，他们邻里关系甚睦，当张妻把自己的怀疑向陶御史哭诉时，平生耿直刚正、不畏权贵的陶铸代张妻写了状纸，教她去大理寺击鼓鸣冤。经大理寺派仵作勘验，证实张羽确系被人谋杀。

不久，大司狱仇衍和主事王叔征相继被大理寺拘鞫。“以尸代囚”的惊天大案渐渐浮出水面。

这时，仇衍等口风甚紧，尚未供出开济。不畏权势的陶铸御史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上奏朱元璋直指刑部尚书开济与此事有牵连，并斥指“济奏事时，置奏折怀中，或隐而不言，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奸狡莫测。役甥女为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财”。

大理寺的官员平时嫉恨开济对朝廷刑事一手遮天，必须将其扳倒而后快。他们通过严刑逼讯，取得了仇衍、王叔征受开济、王希哲指使杀害张羽以灭口的口供。又抓到了出狱后避居淮安扬州等地重过花天酒地生活的王某。其老父自然更经不起刑审，一五一十地供出行贿开济的事实。这时开济早已将赃物转移，也都一一被大理寺在郊外他的亲戚家起获。

至此全案大白，朱元璋一怒之下，降旨将开济凌迟处死，王希哲和仇衍等皆枭首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