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希特发表《德国教育的灾难》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而且受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冲击，整个西方国家在酝酿并着手进行教育改革。1964年，皮希特(Picht)于经济繁荣的背后预感到潜在的危机，在《明镜》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忧患意识的有关教育的文章，他陈述、分析了一些并非危言耸听的事实，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皮希特认为，支撑每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便是它的教育事业。19世纪德国之所以能崛起，靠的就是大学和中小学的扩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德国的政治地位、经济繁荣和工业发展都是建立在它的当时卓越的现代化学校体系和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皮希特甚至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奇迹也归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入学的目前在位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他们的思想方式渊源于魏玛时期所创建的中小学和大学。不过，现在这一资本即将消耗殆尽。德国的教育落后了，德国对教育的重视削弱了，数千名科学家因在国内找不到工作而流向国外……

皮希特的文章援引了1961～1970年的需求调查指出，由于居民数增加和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等原因，学生数到1970年大约增加200万名。考虑到增加的200万学生，须投资500多亿马克的建设资金，文章认为，不能因缺乏校舍而把学龄儿童置于校门之外，也不能让学生在一个拥挤不堪、教学条件恶劣的、没有体育馆和操场的学校学习。皮希特呼吁国民在其他方面作点牺牲，支持投资扩建和改建学校。

文章指出，联邦德国不仅缺乏校舍，教师亦将严重缺乏。文章援引一些统计资料认为，到1970年将有44%的教师退职。因此，在1961～1970年的10年间，不仅要补上退职的教师空缺，而且还要在原来基础上扩大招聘教师。这10年间需要增加教师388591名。而高中毕业生总数约50万。根据经验，最多只有45万人去读大学，而且通常约有30%的学生未能完成学业。因此，大约只有30万的高校毕业生。要使学校配备充足的师资，那么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必须成为教师。但是，其他领域(医学、法律、自然科学、建筑等)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几乎也在同时增加，尤其是经济方面也将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人才缺乏局面。

皮希特强调指出，即使高中毕业生数翻一番，也还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高中毕业生数翻一番，就要求高中教师数翻一番。但联邦德国1961～1966年间的大学生只增加了22624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在高中毕业生占同龄人数的百分比的国际比较方面，联邦德国大大地落后了。皮希特认为，高中毕业生数显示一个民族潜在的智力。在现代世界，经济竞争力、社会生产水平和政治地位取决于这种潜在的智力。在20世纪剩下的岁月里，国家在欧洲的地位将由它来确定。法国的高中毕业生数将在不多的几年以后，几乎会是德国的3倍。联邦德国将因为教育事业的落后，而只能在经济和政治上起次要作用。而且由于教师数量的不足，又会造成高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平均水平普遍下降。

皮希特接着分析道，在现代绩效社会里，收入的分配和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取决于教育的机会。社会公正实际上就是公平地分配教育机会，但在联邦德国各州间的教育机会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农村学校在学校设备和师资的数量、质量方面都与城市学校存在严重的差距。从而造成许多对子女教育寄予合理希望的家长“逃离农村”，到城市去寻找良好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皮希特认为，文化教育部长的调查，等于向国民呈交了一份国家一级紧急状态的声明。为此国民有权要求政府给他们一份行动计划，一个紧急纲要，以解决机构方面、财政和政策方面刻不容缓的大问题。这个紧急纲要应包括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必须指出10年内应该实现的目标：乡村学校现代化；使高中毕业生人数翻一番；应考虑提高工人家庭孩子占高中毕业生和以后成为大学生的比重；造就必要的师资；高中毕业生数翻一番，就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把大学招生数提高一倍。皮希特认为这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主张紧急状态需要采取紧急解决办法。完全中学的低级和中级阶段的教师只须在大学里用一半的时间集中学习确实需要的内容和彻底地研究教育学就能胜任。国民学校的教师也没有必要全部受过大学教育，但都必须为那些出色的教师提供进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

皮希特指出，联邦德国所面临的教育灾难，是例行日常公事的、慢条斯理的国家机构所对付不了的，他提出要彻底调整整个文化教育管理体制。他呼吁在基本法范围内，向德国人民披露事实真相；联邦和各州之间缔结一项管理协议，共同采取行动；设立一个常设性的国家教育问题委员会。

皮希特认为，教育的困境就是经济的困境，联邦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基础正受到威胁。如果缺乏有质量的后继人才，就会断送迄今为止的经济高涨。用不着多久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物质损失。他认为，对教育的疏忽或过失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若不立即行动起来，可以断定，就会有人对20世纪德国历史上第三次破产承担历史责任。皮希特的这些言论，对那些浑浑噩噩盲目自我陶醉于经济繁荣的人来说，对当时的政府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是一个警钟，它敲响了教育改革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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