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开展“红专大辩论”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队伍，其标志是“又红又专”。为克服在部分青年学生思想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各地高校相继掀起了“红专大辩论”的高潮。在辩论中，就政治与业务即“红”与“专”的关系问题，有的学生提出“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红专分工”和“边红边专”等观点。主张“先专后红”的学生认为，“一年业务不学十年补，政治十年不学一年补”，要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先学好业务，业务学好了将来要“红”也是很容易的，并以建国后一些自然科学家进步的历程为例，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专后红”的道路仍然行得通。有些学生则提出了“多专少红”论，认为不“红”不好，但因“红”而影响“专”则吃亏，鼓吹要做一个“红皮萝卜”，有些“粉红色”就行了。也有人主张“专了即红”论，认为业务好就是政治好，一个人只要业务好，在政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红”了。对此，高校学生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学生认为上述观点实质上割裂了政治与业务即“红”与“专”的辩证关系，是“只专不红”论的不同翻版。指出“红”与“专”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在业务学习过程中人的思想并非处于真空状态，不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会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先专后红”是过去时代的特色，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必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编辑部专门邀请北京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教授和专家座谈“红”与“专”的关系问题，并连续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朱光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用其亲身经历说明必须“又红又专”的道理。1957年高校“红专大辩论”的开展，使青年学生提高了思想觉悟。然而，由于处于反右斗争的大背景下，对青年学生思想面貌的基本估计不免有失于偏“左”，故“红专教育”的内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教育方法也过于简单化。此外，各地高校开展辩论时通常都采用所谓“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一些不同意见往往受到压制，妨碍了正常的思想交流。此后，“红专大辩论”又与“参加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组织青年学生去参加工农业生产。这样做，固然有有利于青年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进工农感情的一面，但片面而又过分地强调体力劳动对学生思想改造的作用，也会挫伤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与积极性，有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