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发布

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形势下，西方欧美国家的近代思想与日本的传统思想观念展开交锋，以至于在1880年前后出现了关于德育问题的争论，引起国民的思想混乱，文部省也难以确定比较固定的德育方针。1889年2月颁布了以天皇亲政和立宪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该宪法，天皇自然地成为教育上的最高权威，具有通过敕令决定文教政策的大权。为了使一君万民思想渗透到国民之中，维护以天皇制为基轴的统治秩序，明治政府内部的保守派一直试图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德育方针。1890年2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主持召开地方长官会议。会议上，地方长官就道德教育的方针问题请文部大臣榎本武扬作出说明。2月26日榎本武扬将地方长官招集到文部省，阐述了政府的德育方针，其中把五伦五常之道，即孔孟之教作为德育的基础。后来，山县有朋提议将确立德育方针问题移至内阁会议讨论，明治天皇也参加了这次内阁会议，并采纳地方长官的建议，指令榎本文部大臣“编写箴言”。同年5月内阁改组，山县有朋任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罢免对德育“不热心”的榎本武扬的职务，委任原内务次官芳川显正为文部大臣。随之，明治天皇命山县有朋和芳川显正共同商议编写教育箴言。于是，芳川显正委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中村正直起草敕语文稿，即《中村草案》。但是《中村草案》未被山县有朋认可，也受到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的批判。同年6月山县有朋委托井上毅重新起草了敕语草案，即《井上草案》。此外，天皇的近臣、枢密院顾问元田永孚也起草了一个草案，即《元田草案》。实际上，《元田草案》是以《井上草案》为主体，经元田永孚修改成形的。9月26日以“关于德教的敕谕”为名提请内阁讨论、修改。10月21日改称为“敕语”，上奏天皇。元田永孚又受天皇之命，对草案作了最后的文字修改，当月24日得到天皇裁定。10月30日，天皇将山县有朋和芳川显正招至宫中，向他们下达了敕语文本。次日，文部省正式发布了《关于教育的敕语》，通称为《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是一份短小而简洁的文书，日语原文仅有315个字。它的内容包括如下三部分：①基于皇国史观，认为日本历史是在皇室的仁政与臣民对皇室的一贯忠诚的基础上展开的，把“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和“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美”当做“国体之精华”，指出日本教育的“渊源”在于国体精华之中。也就是，把教育的理念与天皇制统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希望教育灌输忠君思想和爱国精神。②为臣民规定了应履行的道德条律。这些条目包括：“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以及“重国宪遵国法”等；作为个人道德有“修学习业”、“启发智能”、“成就德器”、“广行公益”、“开辟业务”等。《教育敕语》并没有将这些条目进行一般性罗列，而是为了体现天皇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化身的宗旨，把它们与“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紧密结合了起来。这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具有了一贯性的特征。③说明这些道德条目是祖宗“遗训”，具有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可通于古今、施于内外。而且，强调“子孙臣民俱应遵守”，表明天皇自己也与臣民一道努力涵养、实践这些道德。总之，《教育敕语》的基本思想，是把日本的教育(德育)的出发点确定在以天皇制为基轴的国体上，把教育的根本目的置于天皇制国家统治体制之下，使教育为发展近代天皇制服务。

《教育敕语》是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产物，是将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封建儒教思想、近代资产阶级伦理观糅合在一起的思想产物，对日本战前的教育界、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教育敕语》颁布以后，即被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指针，对战前的学校教育起着支配作用。学校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及重大节日，都把“奉读”《教育敕语》作为一项程序。保护文部省下发的敕语誊本不受损害是学校异常重要的事情。中小学校的道德教育都是根据《教育敕语》的宗旨施行的，编写修身教科书依据的是“敕语”规定的道德条目，编订日本历史(国史)教材依据的是“敕语”中的皇国史观。许多学校的校训都是根据《教育敕语》的宗旨制定的。另外，《教育敕语》提倡“尊王爱国”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道德，对过激的欧化思想以及基督教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加以排斥，这对于统治国民的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通过法律手段废除了《教育敕语》。1948年6月19日，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废除《教育敕语》等的决议”，同时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关于确认《教育敕语》等失效的决议”。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教育敕语》的影响并没有就此而消失，在日本民族的道德伦理、教育乃至整个精神生活方面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