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决定人生际遇贵贱祸福的，无法避免的，不可捉摸而又带有必然性的某种异己力量。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有时与天连用称为“天命”，有时单独称“命”，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天命观念的起源 天命观念早在夏殷时似已流行，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这里把灭夏兴商，说成由天命所决定。周代仍继承这一观点：“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尚书·康诰》)“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戎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这里将灭殷兴周，也说成受天命支配。但周人在夏、殷灭亡教训中，却认识到天命并非固定不变，所以说“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夏、殷虽曾享有天命，由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王要赶快“敬德”，才能“祈天永命”(《尚书·名诰》)，从而产生以德配天思想。

孔子的天命观 孔子基本上承袭周人的观点。他既讲“畏天命”(《论语·季氏》)，承认有意志的天；但他又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从畏天命到知天命有个认识过程，这里人的主观精神因素在起作用。孔子毕生行事，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的态度是尽人事而待天命，这就莫定了后世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基础。

孔子的命定思想 孔子有时单独讲命，指的是无法抗拒的异己力量。孔子是个主张殉道的人，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但他为传道而周游列国，却到处碰壁而其道不行，对此却无可奈何。因而他对公伯寮告发子路事件借题发挥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道之行与废是有人的主观努力因素，但最终还是由命所决定，这可称之为命定论或宿命论，对后世带来消极影响。

孔子大概感到人们对命运最终是难以抗拒的，所以认为人对命运应有所理解，这就是他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孔子的“知命”思想带有两重性。如将命作为盲目的异己力量加以崇拜，那是愚昧的表现，知命可算是一种进步；但知命只能取得心理平衡，并不能摆脱命运的支配，仍然是传统保守思想的表现。

孔子对不信命的人，表示出轻视和惋惜的态度。如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对不畏天命的斥之为小人，对学生子贡经商，则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与颜回对比，“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孔子对两个学生的遭遇，颇有点无可奈何的失落感。

孔子之后关于命的观点 孟子继承并发挥孔子思想，提出“顺命”、立命、“正命”主张。认为人生一切“莫非命也”，人应顺从天命、命运安排，是为“顺命”。但人不能消极等待天命、命运安排，更不能胡作非为，而应发挥主观努力，培养身心，完善自己，是为“立命”。顺命而行，尽其道而死，是为“正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是他对于天与命、事天与立命关系的看法，而以获得“正命”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是孔子和孟子对待命的基本态度。《易传》则把它概括为“乐天知命”的命题。

荀子对命的见解独具特色。他把天命理解为自然界的规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表现了人类积极进取改造世界的精神。他又说“节遇谓之命”(《荀子·正名》)，把命理解为人生当中偶然性的遭遇，并无神秘意味。

汉代一些儒家将命分为受命(正命)、遭命、随命三种。受命谓正常的年寿，寿终而死；遭命谓行善而遇暴，遭逢意外的凶祸；随命谓行善而得吉福，行恶而得凶祸。三命之说，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色彩。王充否定天命，也不同意随命的说法，认为人生吉凶祸福与操行善恶并无因果报应的关系，但他承认有命：“祸福吉凶者，命也。”(《论衡·命义》)“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论衡·命禄》)而每个人的命在娘胎里就已经决定了，从父母那里禀受元气的厚薄，导致了一生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王充把人生际遇中的偶然性看做是必然性，陷入了宿命论。

宋代张载认为义命合一而存乎理，义是当然之理，命是自然之理，二者是统一的。二程着重言义，以为“不须言知命”，“不必言命”，其思想神学意味较少，理性成分较多。朱熹认为命是天所赋予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皆出于所禀之气的多寡厚薄。

明代王艮首先提出了造命的主张。他承认有天命存在，一般人只能听命，英雄伟人却可以造命，即驾驭天命。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一般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可以造命。但他同时认为，人们虽可以造万物之命，却不能自造其命。也就是说，人只能改造客观世界，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颜元发挥王艮、王夫之的思想，主张“造命回天者，主宰气运”，以为人不仅能够改造世界，而且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