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儒学经典，四书之一。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独立成篇。宋代朱熹将其编入《四书章句集注》中，元代悬为令甲，成为士子的必读书。《中庸》和《易传》都在中国儒学史占有重要地位，被看做最玄妙的书。《中庸》在宋代被说成“孔门传授心法”。

产生时代及作者 《中庸》产生的时代，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认为产生于战国末期，孟子之前；一认为产生于秦统一六国以后。前者认为《中庸》为孔子孙子子思所作。《韩非子·显学篇》所论儒家八派中有“子思之儒”。《荀子·非十二子》中把思孟列为一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明确指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说：“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唐陆德明、孔颖达都采用此说。此后二程、朱熹也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近代多数学者，也认为《中庸》为子思作。胡适认为《中庸》虽有后人加入的资料，但大体可以看做孟子、荀子以前的书，理由是从极端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的儒家到孟子的“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心理的人生哲学”间当有一个变迁趋势，《大学》、《中庸》反映了这个变迁过程。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存《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言，乃为秦汉统一以后的景象，《中庸》又有“载华岳而不重”之言，不引泰山，似非鲁人语，且所论命、性、诚明诸概念，都较孟子详明，似在发挥孟子学说；又从文体上看也不是孟子时代的语录体，而是论著体，因此不当为孟子之前的作品。有人还否定思孟学派的存在，因此《中庸》更不能成为战国时的作品了。以上二说，后者论据较充分。根据《中庸》所谈内容，现存《中庸》可能是秦汉统一后孟子后学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子思子》23篇，以后《隋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著录为7卷。

流传 继《史记》之后，《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2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宋戴顒《礼记中庸传》2卷，梁武帝《中庸讲疏》1卷；另外有作者佚名的《私记制旨中庸义》5卷；宋司马光有《中庸广义》1卷，这都是独立成篇的。此外为《礼记》作注者，也自然注释《中庸》，如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等。唐代韩愈、李翱把《大学》、《中庸》看做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尊崇《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并从理学的本体论高度论述《中庸》。朱熹把《中庸》定为四书之一，并为之章句，于《中庸章句》序中把“心法”具体化，即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定为“心法”内容。此后由于四书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宋明以后的学人几乎都要研习它，讲解它。

主要内容 《中庸》主要讲天道与人道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孔子和孟子思想。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修身、立命，《中庸》首章发挥这一思想，阐述天命与性的关系，“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中庸章句》注)。此下大都阐发首章之义，发挥孔子中庸、时中等思想，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五伦关系为达道，以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为个人修养的完成，以达德行达道，即可以修身治人。《孟子·离娄上》有：“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提出了诚者不勉而中，择善固执等命题，强调至诚尽性，至诚前知，诚者成己成物，至诚无息，以至诚的态度使人与天道合一，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赞天地之化育。以上为《中庸》本身的主要思想。

宋代，《中庸》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二程站在理学高度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密”(《中庸章句》注引语)。朱熹从理本论出发，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当气化成形体时，理也赋于其中，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在日用间，莫不有当行之路，这就是道。人之间性道虽相同，但气禀或异，所以有过或不及之差，圣人于当行处品节之，这样就出现了礼、乐、刑、政之类东西，使人的行为归于中正。学者应知，上面一切均“本于天而备我”，应下功夫不断完善自我道德，以复本体，即“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朱熹认为这是一篇之“体要”，这显然是把《中庸》理学化、本体化了。

影响 《中庸》在儒学史上同《易经》一样占有同等地位。朱熹认为它是四书中最难读的书，《中庸》反映了古人的微妙处。“谈上达处多”，具有形而上的理论色彩，是构筑理本论儒学体系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