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的著作(见图)。该书以大一统为宗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阴阳五行思想为理论骨架，统合先秦道、法、墨诸家思想，结合西汉的现实政治状况，演绎《公羊春秋》，是为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服务的典范的政治哲学著作。主要内容如下。
《春秋繁露》 汉董仲舒撰，明正德十一年华坚点习堂铜活字印本
天人感应的自然社会一体论 书中把天、地、人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运用阴阳五行理论，将其贯通。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分别具有阴阳的属性、结构和相应的功能，因而可以相互贯通、相互感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别由阴阳构成，“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同类相动》)，天人同类，具备相应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又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运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此而井然有序，各有定数。这种天人感应的自然社会一体论，具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是为维护和巩固西汉王朝以至整个封建统治的现实政治目的服务的。(见天人一类、五行相生相胜)
阳德阴刑的政治论 书中认为，阳代表德，阴代表刑，阳善阴恶，德善刑恶；天意任阳而不任阴，任德而不任刑，因而君主应该实行德治。但同时要暗中运用刑罚，以为德治的补充。阳主阴次，德主刑辅，应该成为君主治国的基本方针。这种统治模式，吸收了先秦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精髓，反映出秦汉统一以后诸家思想融合的趋势，是对战国末期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见阳德阴刑)
三纲五常的道德论 三纲的思想，先秦孟荀已经具有，但作为明确的政治伦理规范的范畴，则出自《春秋繁露》的《基义》和《深察名号》。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书中认为，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阳主阴次，阳尊阴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五常的思想，先秦孔孟儒家已有申论，但将五者并称，则始自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明确提出并连用了五常。在《春秋繁露》中虽然没有连用，但真正系统阐述五常，则是在该书的《奉本》、《仁义法》、《必仁且智》等篇中。三纲五常连用虽然在董仲舒之后，但将这个封建道德的总原则进行系统阐述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则是由董仲舒完成的。
性分三品的人性论 书中把人性划分为三个品级即性三品：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认为圣人之性与生俱善，斗筲之性不堪教化，只有中民之性可善可不善，经过教育引导，可以达到善的境界。人性具有善的材质，好比禾苗具有出米的可能。但善的材质还不是善，具备出米的禾苗还不是米，还需要后天的教育驯化。而教育驯化的实施者是统治者，从而为统治者对民众的思想灌输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唐代韩愈性三品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 书中认为，历史的发展按照黑、白、赤三统的顺序演进。三统循环，王朝更迭。新的王朝必定要“改正朔”、“易服色”，以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而进行统治。但三统循环，改制应命，只是“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三统循环、新旧更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新王朝采用新的历法，确定的正月不同。如夏商周三代，分别代表黑、白、赤三统，采用不同的正月。夏代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代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三种正月规定的开始日期不同，便是“三正”。董仲舒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三而复”的，即按照三统三正的顺序周而复始地循环。
该书是后人辑录董仲舒的著作而成，出现的确切年代已经无从稽考，一般认为唐宋以来已经出现。该书共17卷、82篇，缺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四等3篇。书中篇名和篇数与《汉书·董仲舒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有所不同，后人怀疑不是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自南宋以来，一直有人认为该书是伪书。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书浑然一体，是董仲舒思想的真切反映。书名中的“繁露”二字，疑义较多。《史记》认为“繁露”是缀玉而下垂的一种冠冕上的装饰。唐代贾公彦释“繁”为“多”，释“露”为“润”，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宋代程大昌认为，“繁露”是一种“连贯物象以达己意”的文体。当今有学者认为，从《春秋繁露》的实际内容和论证方式看，该书名的含意是：在《春秋》的基础上繁衍而出，足以润露国家、社会和人生的学说。该书通行的版本有四部丛刊本和四部备要本。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今人的注译本有台湾学者赖炎元的《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中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计台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与通行本只有个别无关紧要的文字上的不同。
影响和地位 该书对天人感应思想的集中论证，从理论上确立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但也导致了东汉谶纬神学的泛滥；对诸子理论的吸纳，拓展了儒家思想的包容功能和凝聚作用；对大一统理想的描述和维护，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它的出现，代表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汉代新儒学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基本形态的形成，有着理论上的建构之功。在后世，它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