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儒学
从三国起到隋统一中国前夕这一历史阶段内的儒学，有它自己独特的内容和风格，构成中国儒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社会历史背景 中国从两汉统一时期进入分裂时期，其间除西晋有过短暂统一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并存着两个以上的割据政权。三国时有魏、蜀、吴。东晋及其以后，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南方经历晋、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国，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是一个政治纷争、战乱不已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斗争激烈、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又是一个地区性经济大开发的时代。文化方面，佛教迅猛兴起，道教亦具有了全国规模，道家学说有一个大的复兴。思想文化领域由两汉时期的儒术独尊演变成儒、佛、道、玄四学并立，彼此互相斗争，又互相渗透，造成这一时期文化的多姿多彩。
特点 这些特点是该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总特点在儒学上的表现。
经学上的郑王对抗 儒家经学由汉末郑玄之学一统天下，进入郑、王对抗时期。曹魏时王肃经学兴起，至西晋一度压倒郑学，东晋以后郑学复起，再占优势，而王学余绪不绝，均影响深远。(见郑王之争)
玄学经学兴起 在郑玄王肃训诂经学以外，出现了玄学经学，以王弼的《周易注》为代表，在解经中糅进老庄道家思想，重义理而不拘守章句，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它既包含玄学的思想内容，也是经学的一个学派。
南北经学风格各异 南北地域文化之间有明显不同。南方重魏晋玄学经学，北方重汉代经学。“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
儒佛道相互融合 儒学不像汉代那样讲究师法家法，许多儒者兼修佛、道，无论经学还是子学，都多少杂有佛、道的内容。儒、佛、道之间有争论，有吸收。儒学内容较前更为丰富。
主要学说、流派、人物和著作 按经学、子学和时代、地域等因素综合起来分类如下。
魏晋经学 魏武好法术，晋人尚老庄，儒家经学的地位比汉代下降了，但在学术上仍有重大发展，出现新的经学大师和经学派别。首先是王肃经学兴起。王肃之学源于贾逵、马融、荆州学派和家学，初学郑玄而后又与之对立。其学渊博，不囿旧说，遍考诸经，成一家之言。其注经意在驳郑，而所论常有合理依据，确能弥补郑学疏漏。加以王氏身居高位，又为司马炎之外祖，凭借政治势力，遂使其经注在魏与西晋初皆列于官学。王肃著《圣证论》批评郑玄。郑玄解释《尚书》“禋于六宗”，禋即祭天，六宗皆是天神：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王肃据《孔子家语》谓六宗是四时、寒暑、日、月、水、旱。郑玄以“大禘”为郊祭天；王肃认为“大禘”是殷祭，谓禘于宗庙，非是祭天。郑玄将圜丘与郊祭析为二，前者祭昊天，后者祭上帝；王肃则认为天神唯一，圜丘即郊祭，同是祭天。在这些问题上，王肃比郑玄为优。王肃之学在方法上与郑玄同属训诂派，但在经学知识上有所创见，更主要的是他动摇了郑学的绝对权威，为玄学经学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思想环境。
玄学经学由玄学家何晏、王弼创建。何晏等著《论语集解》，杂采众说并申以己意，内中多名理之谈。王弼的《周易注》援老子入《周易》，一扫汉代象数之学，专以阐述形器之上的本体为务，以《传》证《经》，以简驭繁，建立起整体性强、蕴含丰富的《易》学哲学。东晋韩康伯注《系辞》，用玄学解《易》，南齐以后，韩注与王注合为一书，《四库提要》说：“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
两晋经学大家还有杜预、范宁、干宝、郭璞等。世传《十三经》，除《孝经注》为唐玄宗所作外，汉注与魏晋注各居其半。王弼、韩康伯注《周易》〔见《周易注》(王弼)、《系辞注》〕，何晏集解《论语》(见《论语集解》)，杜预著《春秋左传集解》，范宁著《春秋榖梁传集解》，郭璞著《尔雅注》，皆列于其中。《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学界疑为晋人梅赜所托。魏晋人经注学术价值较高，故流传至今。
南朝经学 晋室南渡，大批士族文人随迁，为南朝经学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刘宋最重礼学，雷次宗明《三礼》，何承天将先前《礼论》800卷删减并合为300卷，传于世。萧齐前期兼重汉学与魏晋经学，自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推崇玄学。礼学上，官学有王俭，私学有刘瓛，皆称大家。萧梁时经学最盛，梁武帝带头弘扬儒业，置五经(见六经)博士，设馆收徒。明经学者甚多，如明山宾、沈峻、严植之、驾瑒、陆琏、伏曼容、何佟之、范缜、司马筠、崔灵恩、太史叔明、皇侃等。梁代经学兼收广采，而以玄学经学影响最大；《三礼》之学发达，与宗法礼制密切结合；治经方式流行讲疏或义疏。陈代经学乃梁代经学之延续，大儒周弘正、张讥、沈文阿、戚衮、沈不害、王元规等，都经历梁、陈两朝，经师多喜老庄，能玄言。南朝经学著作散失较多，完整保存下来的是皇侃《论语义疏》。
北朝经学 北方由少数民族贵族统治，他们急欲改变游牧民族的旧俗，建立适合汉地发达农业社会的封建制度和正统文化体系，所以热心提倡经学研究和教育。北魏孝文帝时，经学最盛，“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传》)。经学传授重在继承，故汉学传统最受重视，亦间用晋人经注。北魏经师有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李业兴等，皆名于世，其中以徐遵明影响最大。徐氏遍通群经，卢景裕、李铉、熊安生等，皆出其门下。周武帝极重经学。他“征沈重于南制”，“待熊生以殊礼”(《周书·儒林传》)，即邀南梁经师沈重北上讲学，以礼敬事大儒熊安生。熊安生弟子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其中二刘对隋初经学有重要贡献。
儒家子学 这一时期在经注、讲疏之外，儒家亦有众多论著。这些论著以儒典为指导，纵论古今得失、人事善恶、礼法之则、修身之要，颇能切中时弊而有新意。其中较为重要而又流传下来的有《孔子家语》、《崇有论》、《刘子》、《颜氏家训》等。《孔子家语》一书，《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早佚。今本《孔子家语》由王肃传于世，后人疑为王肃伪撰，但据序文，该书由孔子二十二代孙孔猛而得，或为猛先人所编，杂取古籍与传说资料，综合成篇，对于修身治国之道，多有发挥，后人常引用之。《崇有论》作者裴頠是西晋人，他鉴于时俗放荡，不遵儒术，玄学尚虚，不守礼法，风教凌迟，贱有而贵无，遂作《崇有论》，批判玄学贵无论，提倡“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完全是儒者的立场。他提出“济有者皆有也”的命题，鼓励经世之业。《刘子》一书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标刘子著，《唐志》标刘勰撰，《宋志》则标刘昼作。该书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以儒为主，吸收老庄，横发议论，精彩而切实，受到后世学者广泛重视。《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曾任北齐黄门郎，后入隋，其书影响深远，被推为家训之祖，评者说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王钺：《读书丛残》)。该书三教杂陈，而主题在“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勉学篇》)，为子孙立下处世做人之规矩。家训是儒学著作重要体裁，用于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儒佛道三教之争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文化，它与儒家文化在若干基本观念上有很大不同，必然发生冲突。道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新宗教，与正统信仰亦有差别，所以道教与佛、儒也会发生矛盾。但三教在理论上本有相通处，又都必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能够共处，在斗争中走向融合。
东晋的礼制与报应之争 东晋成帝时庾冰辅政，诏令沙门跪拜王者，安帝时桓玄又重提此事，开夷夏之争。慧远使佛教顺应时势，谓：出家人“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可以“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儒家对于命运有天命说和福善祸淫说，皆不能令人满意，慧远作《三报论》，宣传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对人更有吸引力。
刘宋的《白黑论》《达性论》《夷夏论》之争 沙门慧琳作《白黑论》，站在儒家立场批判佛教性空说，认为说空不妨碍万物的实有。儒者何承天著《达性论》，用儒家三才说对抗佛教的众生说，对因果报应提出质疑。宋末道士顾欢著《夷夏论》，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批评佛教，认为道优佛劣，夏夷之礼不可通用，佛教不必学，也不可学。佛教学者纷纷著文反驳，强调大道不分夷夏。
齐梁时郭荀反佛与《神灭论》之争 梁武帝会通三教，晚年专力提倡佛教。儒臣郭祖深上书，指出佛教过度，“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郭祖深传》)。荀济亦指责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广弘明集》卷七)。范缜在齐代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诘因果，遂著《神灭论》，论证形质神用、形谢神火，反对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说，他担心家国受到损害，向往耕而食、桑而衣的社会。
北朝的三教之争 北魏太武帝奉儒崇道，实行暴力灭佛，毁寺杀僧。北周武帝又一次扬儒道而抑佛，勒令佛徒还俗。儒臣张普惠、刘昼等指责佛教损害六亲，舍弃礼义。
三教走向融合 三教融合论有：本末内外论、均善均圣论、殊途同归论。三教或二教兼修者，比比皆是。慧远及其弟子修习佛儒二学，道士陶弘景兼崇道佛儒，大儒周弘正讲论三教，三教之徒皆来听讲。(见儒释道合流)
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儒学相对于汉代儒学，有重大变化。它丧失了独尊地位，力量受到削弱，但仍然保持了思想文化上的轴心地位，是治国的主要原则和官方教育的优先内容，控制着社会道德的方向。佛、道对儒学冲击的结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深化和提高了儒学，使儒学在哲学思维上得到锻炼，为向宋学的过渡，创造了一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