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

北宋程颢提出的理学范畴。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在中国哲学史上，程顺第一次将“天理”概念提升为宇宙本体，用做哲学的最高范畴。

渊源 天理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庄子·天下篇》：“顺之以天理。”《韩非子·大体》：“不逆天理。”《经法·四度》：“禁代当罪，必中天理。”此天理指自然法则。《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此天理，指人的本性。北宋欧阳修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欧阳文忠全集·明用》)张载说：“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正蒙·诚明》)认为天理是天地万物变化的普遍法则和人的大公行为的准则。周敦颐在《通书》中提出“理性命”范畴，所谓“厥彰厥微，匪灵匪莹”，就是对理的描述，说明理可显可微，但又不是独立的精神存在。程颢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抽象为宇宙本体，建构了天理论的思想体系。

涵义 程颢所谓天理，有下列含义：①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程颢认为，分别地看，“有物必有则”、“万物皆有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这个“理”就是具体事物的准则、规律；整体地看，万物皆一体，因为万物都是从天理那里产生出来的，万物的变易转化都导源于天理，并且受天理的支配，“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天理超越于万物之上，是唯一的绝对，“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天理又超越于时间和空间，是脱离宇宙万物的独立的精神实体。它普遍适用，永恒不变，“推至四海而准”，“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且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本身完满自足，“元无少欠，百理具备”(《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天理，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的精神本体。②天理又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总称。程颢认为，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早在天地生人时就已安排就绪，是不可违逆的“天理”。“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他说：“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要想不违逆天理，就必须严格区分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止其所，各尽其分。任何人都不可逾越固定的等级制度。“天理”因此而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代名词。③天理还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程颢赋予天理以道德律令的意义，作为人们言行的普遍准则，“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忠君是一项重要的道德，臣下对君主必须绝对忠诚，忠君是不可逃脱的“定理”，“忠者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一切社会伦理道德的总和，就是所谓天理。④所谓天理也就是天命，“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知天命”就是“达天理”。

程颐坚持程颢的天理论观点，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并且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河南程氏外书》卷二)，强调“人只要存一个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演变 南宋朱熹继承和发挥二程的天理伦常思想，更加突出天理的伦理政治内涵，认为天理的基本内容就是“三纲五常”，称：“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便是王道政治；汉唐人欲横行，便是霸道政治(见《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明代王守仁以“良知”为天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传习录》中)。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天理与人欲并不对立，天理即在人欲中，“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与对垒”(《读四书大全说》卷六)。清代戴震以天理为客观的自然法则，“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孟子字义疏证·理》)，并且指责理学家“以理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