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先行后

北宋程颐提出的知行观命题。“知行”一词，最早出现于伪《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儒家和佛教哲学曾分别从道德实践与宗教实践的角度反复地探讨过知行问题。程颐首次明确地提出知先行后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两方面的意义：①知先于行，“识在所行之先”，“须是知了方行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知了才能行，不知就不能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理性知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但程颐所谓知行主要是指德性之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其重点在于强调道德意识对于道德践履的指导作用，认为有了道德理性的自觉，自然能见诸行动，“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所谓行，就是“行其所知”，知总是先于行。②知重于行，“须以知为本”。人始终把知放在首位，才能明辨善恶是非，“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知比行重要，故须以知为本。此外，程颐还提出：“非特行难，知亦难也”，认为要“特立独行”并不难，难的是知，“自古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知难”意味着知比行更重要。“知先行后”实际上是一种“重知”说。朱熹发展了知先行后的思想，其论知行关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提出知行相须互发的思想，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